原標題：習李新政下的經濟熱點透視——魏傑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

【導讀】繼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又一次引起世人關注：新一輪中央與地方博弈再度上演。在改革的“時間窗口”尚未關閉的條件下，“習李新政”是否能夠通過市場決定論、政治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城鄉一體化改革、對外開放體制改革等手段，為民營企業的“破冰”創造條件？

11月23日，由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主辦、深圳市清華大學校友會·博商同學會承辦的“博商名師大講堂”第十三期“習李新政下的經濟熱點透視——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舉辦，本次活動邀請了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經濟發展專家顧問魏傑作為演講嘉賓。魏傑教授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從市場決定論、政治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城鄉一體化改革、對外開放體制改革六個方面，為現場700多位博商同學分析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民營企業再次騰飛的利好環境，為在座的民營企業家們帶來了希望與信心。

當天，五百人的會場卻擠進了近千人，沒有座位的同學乾脆在墻角、過道席地而坐。據工作人員反映，因遲到被拒之門外卻“不死心希望伺機溜進來的”還有上百人。會議的組織方領導、深圳博商同學會創始人之一曾任偉、秘書長鄭義林等只好主動讓座，坐到了臺階上。

第一部分：市場決定論

所謂“市場決定論”，意思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按照該原則來改革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核心就是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那麼，如何釋放？總的來説，有五個方面：

一、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經濟平等

我們要做到5個方面的平等：政治，法律，資源配置，投資機會，競爭。

與過去三十年大有不同的是，該次決議中明確提出改革要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麼一個情況，即市場決定論。那麼如何改變？總體原則：放活民營經濟，也就是充分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要想放活，就要做到：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平等權利；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過去就是因為各種不平等，所以導致了民營經濟發展的各種阻力。

《法人》雜誌每年都會公佈企業家的犯罪記錄，我們發現十年來排名前三的為：行賄，非法集資，涉黑，這實際上源於體制的不平等性。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五大權利要徹底平等。資源配置上要把以往民營經濟不能介入的部門放開，包括資源壟斷部門。該次會議前國務院曾發文，徹底向民營經濟放開金融，電力，電信，石油，石化等壟斷領域的投資機會，調動民營經濟的積極性。有些話有些人沒太注意，實際上有根本性的變化。過去用“是”“也是”來強調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關係，這次用“同樣都是”，意味著真正的平等。我估計這可能會推動《刑法》《民法》的修改。你想想，官員如果拿了國有企業的錢，是貪腐罪，最高死刑；而拿了民營企業的前錢，是侵犯罪，最高5年，所以民營企業家老害怕別人拿自己東西，因為法律上沒有平等地位，保護力度很差。只要《刑法》《民法》作出修改了，也就消除了民營企業家們對投資的恐懼。

三中全會會後，一位民營企業家對我説：魏老師，平等地位真的非常重要，想當初自己創辦一個企業，年年為貸款發愁。最近國有企業一入股，銀行馬上授信5個億。你看，這就反應了改革的迫切性。

二、保護産權

全會決議提到：“公有制經濟産權不受侵犯，非公有制經濟産權同樣不受侵犯。”“公權部門不可隨意侵犯非公有制經濟産權。”過去認為私有經濟是萬惡之源，所以對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産權不夠嚴格。然而，只有保護産權，民營企業才能安心發展。為什麼民營企業想往外走？還不是因為怕賺的錢被別人收走。這個人不是別人，主要是公權機構。公權機構包括行政機構和司法機構兩部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首先得解決公權部門不可侵犯非公産權這個問題。

首先，凡不具有司法權的政府機構不可查封企業或個人産權。司法權對應著財産，錢是誰的，是司法機構説了算。政府沒有司法權，就沒有權利查封産權。除了之前政府授予司法權的個別機構，如海關和證監會以外，其他機構均沒有查封企業和個人財産的權利。

其次，具有司法權的政府機構亦不可隨便查封産權，而應以立案為標準。我們知道，立案是很艱難的一個過程，因此也等於限制了司法機構的權利。

第三，司法權應逐漸獨立於政府之外。過去司法權未獨立於政府，經常發生個別部門侵犯他人産權的事件。例如發生在深圳，深圳法院的介入往往不利於非深圳的企業。現在凡是涉及産權的問題，需要更高層次的法院介入。未來地方法院院長的任命也不再是地方，而是高院。如果可以逐漸實現司法機構垂直，脫離政府的利益關係，將對保護非公經濟有巨大作用。

三、大力發展混合製經濟

不管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所有經濟成分可以融合進一個企業中，因此未來企業沒有性質標準，不能簡單地判斷是公有制還是非公有制。這种經濟不僅有國有資本控股，而且強調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控股。比如，有些非公有制經濟運作得好，國有經濟就可以搭便車，同股同權，同樣能獲得好收益。各种經濟成分都有各自優缺點，取長補短，形成新的經濟力量，就能帶動企業發展。這次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控制的混合經濟，對民營經濟發展將是利好的。

四、加速國企改革

第一，國企主要轉變為投資公司。國有資本應逐漸淡出經營，由經營方變為投資方。如新加坡淡馬錫公司，是由新加坡財政部負責監管、以私人名義註冊的一家控股公司，具有政府背景，但是只投資，不經營。經營活動最擅長的還是民營企業，一旦政府介入，就會發生問題，比如我們的鋼材，水泥，都是政府干預，結果導致産能過剩；但是像紡織業等，沒有政府干預，就不會出現産能過剩的問題。

第二，投資方向主要為公益性事業。國企要退出競爭性行業，放給民營經濟更多的投資領域，而要幹民營經濟不願幹的。

第三，國企收益的30%上繳國家，一部分資本劃歸社會保障賬戶。如果老百姓能享受收益，就可以降低社會保障金的繳納，減少企業壓力。老告訴是你的，而你又享受不了收益，那就是假的，實質上是利益集團的。

比如英國鐵路，雖是國有，但資産屬於全體人民，而客運、貨運是私有的，是各個企業競標的結果。監督方為英國鐵道監管辦，它的權利是保持鐵路資本增值和安全，其工作人員由國會任命，定時向國會報告，年底時盈利上繳國會，然後分給各個家庭。國內國企的利潤由利益集團把控，老百姓享受不了，所以利益集團是改革的重大阻力。再比如，英國電信公司也是政府壟斷，但它是股份制的，全體人民均為股東。如果董事會出現可能危害公眾利益的決定，國家財政部在其中有一股叫黃金股，也叫特權股，可以否定董事會決定。由此一來，英國電信發展的好處讓人民享受了。反觀咱們國家，電信業被三大巨頭壟斷，結果國家有好處，但價格高居不下，個人實際上沒有好處。

我在廣州參加民營企業座談會，大家都認為這次全會對民營企業是利好的。我説，只要方向確定下來，事情就好辦。當然，還是有人反對，理由是認為只有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基礎，那我想問非公有制經濟算什麼？都是一個媽生的，難道公有制經濟就是合法，非公有制經濟就是私生子？

要想貫徹以上政策，第一個是要改變思想。私有制不是萬惡之源，不要對其有道德上的譴責，更不能歧視；第二個是要修改法律體系，像《民法》《刑法》，保護私有經濟産權，消除民營企業家們的恐懼，讓他們放心投資。

我們除了對公有制經濟提出要求外，也要對非公經濟提出要求：希望我們民營企業家們不斷釋放正能量。除了創造就業機會、生産優良産品、向政府提供稅收、為環保貢獻力量外，還要提高民營企業家階層的檔次與水準。

第一個要做到的就是遵紀守法。我們企業家們應該正確對待財富，財富對人是一種考驗，如果不能正確對待，就會出現負面影響。不能因為有了錢就無視法律，動不動就想把誰擺平。之前有個富翁，因為倒車問題和行人起衝突，最後把人家撞死，判了個死刑。他的親戚對我感慨道：魏老師，問題還是出在錢上。有了錢，人要低調點，不能囂張。

然後是尊重人權。一定要避免對內無法團結，對外不能處理和社會的關係。一次我對一個朋友説，聽説富豪排行榜把你排在了第65位？對方答道，那是瞎排，我至少排第5。當時我就覺得這哥們兒腦袋有問題。還有一次招商大會，省裏派副省長到場祝賀，一個當地企業家不顧領導在場，公然大罵政府，副省長遞紙條請求給點面子，對方還是不理，照罵不誤。你看，這就是很難協調和社會的關係。有錢後要低調點，太高人一等會給自己帶來災難。

再就是承擔責任，包括社會責任和公益責任兩部分。責任不會去找窮人，窮人沒有多少能力承擔大的責任，所以我們民營企業家就要肩負這個責任。社會責任我前面説過，創造就業機會、生産優良産品、向政府提供稅收、為環保貢獻力量。公益責任，也就是慈善，屬於道義，這個不強迫。

最後就是學習。現在是資訊化社會，對資訊的捕捉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學習，那就會被淘汰，因為資訊傳遞和變化都太快。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民營企業寄予厚望，民營企業家需釋放正能量，這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然而思想上若有偏差，則很難成功。

第二部分：政治體制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簡政放權”。

一、向社會放權

這體現在四類民間組織的建立：慈善類、商會類、科技類、社區管理類。政府主導的慈善機構，比如紅十字會，公信力差，幾乎沒有人願意捐款；相比之下，姚明基金就運作得很好。我們學校有位老教授去世前把遺産全部捐贈給農村讀不起書的孩子，因此組建了一個基金會，其成員由退休的老教師擔任，捐贈地的企業家也義務幫忙。可如果在民政部註冊成立，需要5年，省政府註冊要2-3年，假如通過紅十字會，還要組建辦公室，花錢雇工作人員，層層扒皮。過去慈善機構由政府主導，未來會轉變成民間。商會類和科技類也一樣，直接到民政部登記就行，不需要和政府掛鉤，你説掛鉤有什麼作用？他們是外行，什麼都不懂。再就是社區管理類，街道辦遲早要撤銷，別小看街道辦主任，官雖然小，但是貪腐很重。如果小區成立了業主委員會，大家就能自己想辦法解決該解決的問題，比如哪該栽樹。事情交給政府做，成本高，效率低，同樣的事情交給民間，成本低，效率高。

二、向市場放權

像資格認證，品牌評選，都交給市場；還有誰能上市，誰不能上市，上市應該由審核制轉向註冊制，由投資者決定，即市場決定，政府就不要管。如果上市由政府審核，大家都想辦法公關政府，公關成功後，一上市就圈錢，圈夠了就走人，你讓股民怎麼辦？美國的股市是盈利的，每個家庭都會買股票，因為能獲得一筆收入，據統計，他們平均每兩年換一支。我們呢，一天能換二十次。一百個人裏，一個賺錢的，兩個持平的，剩下的九十七個都是賠錢的。這麼個情況，所以就造成了股市投機而非投資。

三、向企業放權

（一）企業平等參與政府事務，政府不再是資源配置主體

政府參與的市場活動包括土地買賣，公共基礎建設，以及政府消費。企業若要平等參與政府事務，那麼政府就需要退出資源配置，資源配置的主體應該是市場。要去行政化，推動市場化，那麼土地就要拍賣，公共基礎建設就要招標，政府消費就要採購。即使是鉛筆，政府也要貼出公告，誰的品質好，價格低，我就買誰的。最近在徵求意見時，有人反應招標貓膩挺多，但我認為，只要方向定好，就可逐漸完善，因為利益相關者相互之間可形成約束。比如安徽一個當地政府要修公路，某個公司説自己曾經負責過兩次公路建設，結果就拿到了標，但是別的公司舉報説根本沒這回事，人家一查，果然是假的，當然也就取消了它的資格。我們要轉換一個思想，調動“壞人”監督“壞人”，這是一種進步，對公共利益有利。王石曾説，過去土地不拍賣，萬科拿不到好地段，走向拍賣後，誰錢多就給誰。這就是放權的好處。

（二）政府由經濟建設中心轉為公共管理主體

政府要由經濟建設的中心轉為公共管理的主體，企業才是經濟建設的中心。十八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政府要出現第三次轉軌。毛澤東時代提出以階級鬥爭為中心，鄧小平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三次則以公共管理主體存在。未來評價政府管理水準的不再是GDP，取而代之的是四個標準：社會公共服務做的怎麼樣，民生能否得到保障，是否是公平競爭，宏觀經濟環境如何。

（三）由審批制轉為備案制

未來，審批制將轉為備案制，政府職責僅限于公佈準入條件、提供負面清單。負面清單指什麼不能幹，這在國際上是非常流行的。新一任領導人對審批制深惡痛絕。克強總理曾舉過一個例子，一個剛畢業大學生發現家鄉當地沒人開書店，所以想自己創業開一間。結果數了一下，要蓋37個章子，而且書店開張后不斷有人檢查，今天一批明天一批，你説，這讓人家怎麼經營？西方國家備案依據採用“第三方憑證”，比如郵局郵戳。在國內，沒有第三方備案，靠的是政府自己。只要去政府機關，不是領導不在，就是章子不在，一直拖，留下“公關”的空間，這就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目前備案制處於形成階段，備案依據還需要各方討論。最近建立的上海自貿區，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提供負面清單。很多人誤解了自貿區的意義，以為只是中央對當地的優惠政策，實質上它是一個改革樣板。通過這個樣板，我們可以知道哪些法律在自貿區可以不施行，那麼將來也可在自貿區外停止使用。

（四）企業具有體制選擇權和投資經營權

未來《公司法》要修改，工商登記要變，資本金由實交制改為任交制，賺錢了就繳稅，不賺錢就不繳，這是企業的權利，只要市場認可就行。非要搞實交制，結果出現“虛報資本金罪”“偷逃資本金罪”，要它幹嘛？年審制改成年報制，大家都不用麻煩，我賺了多少，告訴哥們兒你一聲就行。當然，還要進一步深化討論，和國際對接。投資經營權是企業的，只要市場認可，我能賺錢就行。政府干預的結果就是産能過剩，比如水泥，鋼材。政府不干預的，比如紡織，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政府一旦介入，問題就出來了，所以乾脆交給市場。市場會作為評價指標，政府只提供公平監管的環境就可以了。

（五）企業獲得完整的輸送主體的地位

當以市場為導向時，企業和政府不再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企業依法經營，政府依法管理，兩者成為博弈關係，博弈的平衡在於公平公正。政府只控制三大宏觀政策，包括：貨幣，財政，國際收支，以此向企業釋放市場信號，企業根據市場信號進行生産。這對企業又有了新的要求，需要企業看懂宏觀政策。美國大型企業設有“首席經濟學家”，專門為企業解讀宏觀政策並提供建議，同時向政府喊話。未來看懂宏觀經濟數據很重要，不然無法判斷市場走向。在美國，由於中小型企業支付不了“首席經濟學家”的費用，所以美國中小企業局會聘用一幫經濟學家，為中小企業釋放宏觀經濟信號。在中國，只要派一個腦子好使的人，送他去對地方，半年就可以出師了，然後簽訂一個協議，讓他為企業服務十年。央行，中央財政部，商務部，海關，國家統計局這五個機構的數據要看懂。別人都覺得難，其實不難，今天弄懂一個，明天弄懂一個，積累下去，就都會看了。未來的政府是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所以要善待企業。依法執政，政府和企業就是陽光下的博弈；若把企業逼急了，企業就會進行非陽光下的博弈。前段時間西部某一官員對我説，魏老師，改來改去，當官還有球意思？這説明改革觸碰到了某些人的利益，自然會遭到有關方面的反抗。決議中有意見的人不少，這很正常，因為是利益調整，必須打破利益集團的阻滯，向前邁進。李克強總理對此很重視。

第三部分：金融體制改革

這一部分改革的提出，反對聲音較小，在我看來可能成為重點。具體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利率市場化。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應由市場決定，應該是需求者和擁有者討價還價的結果。以存款利率為例，我估計存款利率會放開，但是從大額度存款開始，比如五百萬。二是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升值與貶值，關鍵在於市場。三是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中的可持續兌換，有利於民營資本對外投資。四是允許民營經濟組建中小銀行。這類銀行的一個特點就是區域性服務，另外，它的存貸款利率會根據市場需求進行調整，吸引更多的存款和貸款項目，對大銀行産生衝擊。所以今後銀行可能會面臨一輪調整和裁員，未來的銀行需要的是更高層次的綜合性人才，即懂得把握市場規律。目前《存款保險金制度》還需完善，從而有助於實現中小銀行的發展。五是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像我前面説的，上市由審核變為註冊，政府不該管的問題就不要管，完全交給市場去判斷。

第四部分：財稅體制改革

一、稅收

（一）擴大直接稅的比例，降低間接稅的比例

在座的各位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在繳稅，比如喝一瓶水，也要繳稅，這個稅不是直接繳給政府，而是轉嫁到了企業身上。擴大直接稅的比例，意味著賺錢才繳稅，不賺錢不交稅，如果賺不了錢也要繳稅，那企業還怎麼活？另外，還要取消營業稅，推進營改增。收稅也要分對象，哪些是高稅收對象？高污染，高能耗，奢侈品。提高這些産品的稅率，有利於提高收入，也有利於結構調整。間接稅若由70%降到30%，對企業和個人都是一種解脫。

（二）綜合所得稅、專項所得稅相結合

我們日常生活中各種需要繳納的稅綜合到一起，佔了收入的45%，根本不利於個人或企業投資。目前國家規定個稅3000起徵，到底為什麼是3000？我到現在還沒搞懂。10000以上就45%，那誰還有動力進行投資？只有綜合所得稅、專項所得稅相結合，將每人平均收入向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調節，這樣才會對企業、個人利好。

（三）穩定稅賦

穩定稅賦，得做到三點。首先，稅收不和經濟增長掛鉤。你不能説經濟越富裕繳稅越多，富人們賺了錢都繳了稅了，誰還會去投資？這不利於民間財富增長，即所謂的“鞭打快牛”。如果能穩定稅賦，那麼對經濟發達地區，比如北上廣，是利好的。其次，個稅起徵點的問題。

剛才説了，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是3000，緣由不明。而且這一規定沒有考慮到贍養（老人）、撫養（孩子）、基本生活要求（住房）。現在老是説年輕人不盡孝道。國家不給錢，怎麼盡孝道？個稅的起徵，應該在充分保證贍養老人、撫養孩子、滿足住房的基礎上考慮，也就是個人所得稅變將成家庭所得稅。第三，房地産稅立法和改革。光説立法，沒有三五年根本沒法做，因為要調研各階層的意見。如果要上稅，可能會給富人上，即給高檔住房上稅，而什麼是高檔住房，要界定清楚，同樣是1000萬，北京中關村的100平米不用繳稅，而郊區300平米的小別墅要繳稅，顯然不合理。決議中雖然對房地産沒有提太多，但人們很關注，所以在此討論一下。本次全會前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房地産問題，但是會議只講了什麼是政府要做的，什麼是市場要做的，其實就是把房地産放給市場。

在住房問題上，政府的職責是提供保障性住房。既然是保障性住房，那就不可能很大，像香港公租屋一樣，得擺架子床，因為它只提供你最基本的居住需求。保障性住房的特點有三個，一是面積小（只滿足基本需求）。二是使用者是窮人，因為是花納稅人的錢，不是誰都可以住的，所以只有窮人才能住。三是只住不賣。這種保障性住房約佔整體住房的20%左右。其他的住房就交給市場，讓市場根據供求關係自行調節，而這種調節遵循著市場的三大規律：

（一）房價由供求關係決定

供過於求，房價下滑，我估計今年年底到明年第一二季度在某些城市會發生。相反，供不應求，房價上升。房地産開始進入有漲有跌的時代。曾經有一個做地産商的學生，受邀在一座海邊城市蓋房，他問我：魏老師，你覺得這種投資收益大不大，我説你先等等，我讓在校學生給你做個調研。這次調研主要針對人口聚集度和外需情況兩個數據，結果發現，那座城市人口聚集度全國排名第127位，外需基本為0，所以不應該投資。但是那個學生不聽，一下投了十幾個億，結果只賣出去3%，壓力非常大。還有一對從國外回來的海歸夫婦，想要在中關村買一套房，結果以中關村為中心5公里內已經沒有新樓盤，最後買了一套200平方米的房子，共花1600萬。這就是房源短缺的結果。從以上兩個例子我們看到，市場需求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二）價格收入比

房價貴不貴由買的人的經濟力量決定。5個億的資産不住5000萬的房子就虧了，人走了，錢還沒花。身價沒有5000萬，偏要住5000萬的房子，也不現實。不少人想在海南島投資房地産，我們知道，海南島是特徵很明顯的旅遊地産。有人花5000萬買了一套別墅，添置了高檔傢具和名酒，還雇了兩個保姆。結果呢？一年就住兩個月，酒都讓保姆喝了。你説如果5000萬拿去投資，一年的收益起碼幾百萬，用這幾百萬，在海南島住十星級的酒店都能住很久，因此算比較利益的話花5000萬買一套別墅真不划算。我也曾經勸一些房地産商，不要盲目高價拿地，錢收不回來是要吃大虧的，投資前一定要考慮價格收入比。

（三）多層次需求體系

富人和窮人都要買房，房子就是剛需。支付能力不同，住房面積不一樣。窮人錢少，就住小一點，富人錢多，就住大一點。你不能規定房子都不能超過150平米，這沒有道理，那我有錢，買兩套打通不也一樣？一刀切是會導致投機取巧的。所以總的説，還是要分類指導，區別對待。

我們的地産大體上分為兩類：商業地産和居住地産。商業地産又包括工業地産和服務業地産。一個城市如果工業化程度高，服務業地産就值錢，如果工業化程度低，則工業地産值錢。深圳前海新區，在我看來應以服務業地産為主，畢竟深圳屬於工業發達的城市，按照規律，投資服務業地産是沒錯的。

居住地産又分為保障性住房，一般性住房，高級住房。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要循序漸進，緩慢執行。一般性住房能滿足普通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夢想，所以要回歸消費本性，把投資和投機排斥出去。有人問我，魏老師，現在買房能增值麼？我對他説，高級住房，也就是第三類住房，具有中長期的投資價值。上海某個高檔住宅區，價格18萬一平方米，一天賣完，為什麼？地段好，有錢人多。高檔住宅要交通便利，環境宜人，基礎設施完備，滿足這個條件的地段越來越少，而中國的富人越來越多，所以高檔住房是很有投資價值的。將住房類型區分開，按市場規律走，有助於促進橄欖球型社會的形成。

二、預算

首先要有全面、透明的預算體系，花了多少錢，花在哪，這個要清楚，納稅人的錢不能糊裏糊塗地沒了。第二，政府財政、事權相協調。中央錢多事少，也就是財權大，事權小。地方就反過來了，什麼都要做，就是沒錢，也就是財權小，事權大。這樣地方就不願意啦，憑什麼我啥都要做，錢又不多？財權、事權要相協調，才不會産生矛盾。第三，財政計劃向財政支出傾斜。美國經濟之所以復蘇，原因有四：第一，恢復實業，這是奧巴馬明確提倡的。第二，加大技術産業投資，大家有目共睹，美國的技術目前為止一直是全球領先。第三，頁巖氣開採技術的突破，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最後就是橄欖球型社會，很窮和很富有的人都很少，大部分是中等收入人群，所以社會很穩定。

第五部分：城鄉一體化改革

一、民生體系

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組成了基礎民生體系。農民工和城市市民應該屬於一個體系，但現在是不同體系。有人在城裏幹了二、三十年還是農民工，融入不了城市。為什麼？因為跟城市居民不在一個保障體系內。等農民工有了後代，就只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成為留守兒童，由爺爺奶奶帶大，隔代撫養，但這不符合成長本性，而且會發生各種問題。要知道，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受害者大多是留守兒童，因為父母不在身邊，他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處理。第二個選擇是帶孩子進城入讀“農民工子弟學校”，但是小孩子從小就會有種不公平的心理：憑什麼城裏人的學校條件那麼好，我們學校條件那麼差？政府後來取消了農民工學校，允許農民工子弟入讀公辦學校。可是資源有限，需要各種審核，蓋30個章子。有人跟我説，想要辦成事，得送紅包。曾經有一個孩子的母親為了孩子上學，到處跑著蓋章子，全部蓋完後才發現其中1個已經過期，再重新蓋一次已經來不及了，所以在街上找人刻了一個假章蓋上，最後被發現，判了個“偽造文書罪”。老百姓其實很善良，幫他們辦一件小事，人家就會記在心裏。現在倒好，“收信封”成了風氣，導致這個階層對政府的意見很大。

二、土地制度

在我們國家，農業和非農業土地也屬於不同的體系。國有土地可以抵押，轉讓，工商登記，農業土地就不行。現在有人提出兩種思路，一種思路就是土地私有，一種思路學城市，70年使用權。前一個目前不能實現，因為這樣一來土地又要回到“資本家”手裏了；那麼只有考慮學習城市，允許農民轉讓土地的使用權。

（一）鼓勵轉讓、抵押、重組農業用地

鼓勵轉讓、抵押、重組農業用地是很有必要的。一家一戶無法面對大市場，大生産才能面對大市場。一旦土地轉讓、抵押、重組成熟了，對解決食品安全問題、農民收入問題都是很有幫助的。“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後，三元牛奶沒有受到影響，為什麼？因為對於三元牛奶來説，種植和養殖是第一車間，他們按照自己的方法養牛、産奶，從不收購別的奶農的奶，所以控制了奶源，品質就有保證。全聚德烤鴨也是一樣。然而問題還是有的，比如農民帶土地入股企業，只想簽個兩三年，然後提高價格，因為如果簽個七十年，只對孫子輩有好處，對自己沒什麼好處。而企業希望能簽至少五十年，畢竟時間太短無法保證大農業生産和發展。這一方面還需進一步協調。

（二）建設用地同權同價

過去只有政府能買賣土地，現在如果農民也可以，那麼政府的利益就會受到巨大衝擊。但是，土地的規劃由政府主導，就算你賣地，如果政府不規劃，那你還是不能建設，如果建了，就是違法。像最近政府嚴令禁止的小産權房，雖然從法律層面講需要取締，但是當地人蓋的房不是一兩棟，而是幾十棟，居住人口有四五萬，非常龐大，而且居住時間非常長。有人採訪一個老人家，問對政府取消小産權房的看法，她説誰要敢動她房子，她就和誰玩兒命。如果幾萬人和政府玩兒命，這是相當了不得的事。

（三）宅基地買賣

宅基地適當時候可以進入市場交易，抵押貸款，工商登記。有人擔心一旦宅基地出售後，會有大量非城市人口涌入城市。以前有宅基地，起碼還有個退路，現在沒了，城市貧困人口會産生流離失所問題，形成貧民窟，造成治安混亂。要我説，不同地方情況不一樣，不該一刀切，千差萬別留給地方政府探討，弄幾個試點，嘗試宅基地買賣，如果效果好，就可以逐漸放開。

三、戶籍制度

目前我國戶籍制度是：小城市限制完全取消，農村戶口轉到小城市是沒有限制的；有序放開中等城市限制，研究大城市落戶相關問題，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像北上廣。在發達國家，比如德國，是沒有戶籍限制的，你要問他是哪人，他就説是德國人，因為他在德國很多地方呆過。德國人三十五歲之前沒有具體居住地，只要帶一本護照，一本社會保障卡，到相關部門登記就行，兩分鐘搞定，走後消號。但我們國家城市人口太多，所以必須控制。

第六部分：對外開放體制改革

一、全方位開放體制

過去對外開放是因為外匯短缺，現在則是嚴重過剩。所以全會對於對外開放的政策，既強調出口，也強調進口，既強調吸引外資，也強調中國資本走向世界。過去政府花了27萬億人民幣收購外匯，鈔票印得太多，通脹壓力很大，想用外匯買資源、技術，或者直接投資都不被外國政府允許。李克強到歐洲，希望歐盟放開中國資本的投資，但是歐盟不肯，原因是中國不是市場經濟，而歐盟是市場經濟，就像打羽毛球和乒乓球，規則不同，沒法玩兒。沒辦法，逼著中國政府搞資本運作，買國債和企業債券。中國政府目前對美國國債持有太多，一旦美國政府由於各種原因賴賬，錢也就收不回來了。以目前的情況看，資本運作能保值就不錯，想要增值很難。如果再讓外匯進入中國，壓力會更大。張高麗副總理指出：未來三年內，中國要進口十萬億美金産品，加大五千億以上的對外投資。在阻止外匯過多進入中國的政策環境下，企業家們現在應琢磨靠進口賺錢。國家對資源、技術、民生産品的關稅降低，因此可以考慮這方面的業務。

另外，中國資本沒法對外進行直接投資，難度大，當地政府也不允許。台灣為什麼遲遲不放開大陸資本進入？因為一旦涌入，買地建房，不要五年，就把台灣整個買回來了。全世界都不放開中國的直接投資，因為一旦放開，就會有大批土地、不動産變成中國人的，相當於在本國內又成了一個中國。所以這次全會中對對外開放強調“雙向”，就是為了緩解外匯壓力。

二、企業和個人是對外投資的主體

以中國政府的名義開展對外投資，會引起外國政府的恐慌。所以，企業或個人應成為投資主體，可行性會很強。比如南非，其實土地非常肥沃，只是當地人沒有進行充分開發。河北保定經貿委的一個主任在南非考察，覺得大有市場，於是帶著幾千人去種菜，還辦起了學校。在國內是經貿委主任，到外面就變成酋長了。我們的軍艦為什麼要開到那麼遠的地方？一個原因是反恐，另一個原因是保護外國僑胞。當地政府不管發生什麼政治衝突，不要威脅到華人財産和人身安全就好。只要人身和財産安全受到保障，對外投資還是值得鼓勵的。

三、沿邊開放

中國和許多國家在陸地上是接壤的，沿邊開放政策鼓勵這些接壤地區徹底開放，促進人員、貨物的流通。像一些互惠互通的基礎設施，比如公路，我們鼓勵鄰國修建，甚至中國政府幫助他們修，但是前提是和中國這邊的公路接壤，方便互通有無。還有之前提出的新絲綢之路、中巴經濟區、新東南亞格局等等。李克強總理在泰國推銷中國的高鐵技術，為的也是這個。上海自貿區的開放新加坡是很有意見的，因為這威脅到了當地的經濟格局。深圳毗連港澳，在沿邊開放這一方面更是大有空間。我們要緊緊抓住政府的這次戰略開放機會，為企業和個人帶來理想的收益。（來源：博商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