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小崗村入口處的牌樓。

圖②：村委會和村民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

圖③：嚴金昌在自家的“金昌食府”門前。

35年前，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風險按下紅手印，將村集體土地“分田到戶”，拉開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序幕；35年後，小崗村將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後對外發包，流轉總面積達8400多畝，佔可耕地面積的44%。

起初，土地集中發包還被部分大包乾帶頭人認為是重走回頭路。探究起來就會發現，儘管這與“包産到戶”形式上相悖，但並未觸動當初那場改革的一個基本成果——土地的家庭承包權。“先分再合”的內在追求也一脈相承，前者是為了溫飽，後者是為了進一步致富。

小崗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但30多年後，小崗村仍不富裕。當年的農民都指望那一點土地收益，如今的農村卻面臨“空心化”的尷尬，很多農民在土地之外能獲得更好的機會和收益。也就是説，小崗村的變化，是農村發生人口轉移和經濟結構調整之后土地經營權的自然讓渡。

和當年比，沒變的一點是：土地依然是農民最好的保障。因此，哪怕是農民自願的土地流轉，也不宜把步子邁得過大。有“農村改革第一村”之稱的小崗，能否再次把準農村發展的脈搏？請看本報記者來自安徽小崗村的調研。

——編者

農民為啥不願自己種？

種地富不了，流轉更划算，還解放了勞動力

初入小崗，可見標誌性的“鳳陽縣小崗村”牌樓，向裏走，便是正在施工中的商業街，“大包乾超市”、“大包乾農家菜館”字樣的店面招牌隨處可見。“眼瞅著華西村、南街村都富起來了，小崗卻變化不大。餓是餓不著，但也富不了，農民生活一直沒太大改善。”村委會主任關友江嘆息道。的確，除了這條為紅色旅遊而興建的商業街，小崗與周邊的村莊比起來並無特別之處。

從1978年開始，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了30來年。“土地是我們農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種地只解決了溫飽，發不了財。”嚴金昌很是感慨，“大夥辛勤勞動了幾十年，也沒能富起來。為什麼城裏人沒有種地，但吃的、穿的、用的都比我們好？”

在小崗，每人平均可耕地面積達5畝，與全國戶均7畝的耕作面積相比，數量已是相當充裕。村黨委第一書記丁俊告訴記者，小崗村的氣候條件不好，易旱易澇，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能夠旱澇保收。生産的基礎設施差，這些年糧食的産量和價格一直沒有重大突破,才導致了“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的尷尬局面。

嚴金昌給記者算了筆賬，家中有35畝地，如果種上小麥、水稻或黑豆，一畝收成在700元—800元之間，遇到天災、蟲災收成更低。而把土地轉出去，按照合同價最初是一年500元/畝，這兩年按照700斤糧食價格計算，2011年是750元/畝，2012年是875元/畝。相比之下，種糧並不划算。除了留足口糧地，家裏其餘的都轉了出去。“不是不想種，實在是種地不賺錢。土地轉了，家裏的勞動力都解放了，還能幹點別的，擱誰都願意呢！”嚴金昌樂呵呵地告訴記者，自己如今幫兒子打理金昌食府，一年收入十幾萬不成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不是在外讀書就是去打工了，基本不在村裏，光靠老人種地可不行。”關友江道出現實的困境，“還不如把土地租出去，收益有保障。”

小崗村的可耕土地面積有1.9萬畝，目前已流轉的有8400多畝。小楊村民組的楊文輝，今年67歲了。“家裏有24畝地，都種著小麥，一畝都沒租。”楊文輝説，雖然很願意流轉，但自家的20多畝地分了20來塊兒，又不在規劃區內，想租沒人要，只好一直種著。

在小崗，土地流轉並不是最近才興起。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一些農民自發把地轉了出去，個人有協議或只是口頭約定；也有的出去打工了為防拋荒，把土地給親戚鄰居，每年收回點糧食。從形式上來説，小崗村如今的土地流轉，已走向規範化。村民先和村集體成立的小崗村創新發展有限公司簽合同，公司再代表村民和企業簽約。嚴金昌拿出一份2009年和村裏簽的流轉合同，上面有村集體的公章和村民的紅手印，其中註明了租期為10年，價格參照小崗村指導價，用途為建設高産有機水稻産業園。“流轉是村裏牽頭的，合同也是統一簽的，有什麼事直接找村委會解決，還挺放心。如今租了4年，也沒遇上什麼糾紛。”嚴金昌説。

土地流轉的規模，也遠遠超過了當初。最近的一次土地流轉，是村委會從13個自然村、329戶農民手中流轉來4300畝土地，目前租賃合同已簽訂，租期到2027年。這些土地都已被平整為高標準農田，未來會進行大規模産業化經營。目前，村集體正在為這些地找“婆家”，已有一些農墾企業前來洽談，但還沒有最終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