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小崗村入口處的牌樓。

圖②：村委會和村民簽訂的土地流轉合同。

圖③：嚴金昌在自家的“金昌食府”門前。

35年前，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冒著風險按下紅手印，將村集體土地“分田到戶”，拉開了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序幕；35年後，小崗村將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後對外發包，流轉總面積達8400多畝，佔可耕地面積的44%。

起初，土地集中發包還被部分大包乾帶頭人認為是重走回頭路。探究起來就會發現，儘管這與“包産到戶”形式上相悖，但並未觸動當初那場改革的一個基本成果——土地的家庭承包權。“先分再合”的內在追求也一脈相承，前者是為了溫飽，後者是為了進一步致富。

小崗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但30多年後，小崗村仍不富裕。當年的農民都指望那一點土地收益，如今的農村卻面臨“空心化”的尷尬，很多農民在土地之外能獲得更好的機會和收益。也就是説，小崗村的變化，是農村發生人口轉移和經濟結構調整之后土地經營權的自然讓渡。

和當年比，沒變的一點是：土地依然是農民最好的保障。因此，哪怕是農民自願的土地流轉，也不宜把步子邁得過大。有“農村改革第一村”之稱的小崗，能否再次把準農村發展的脈搏？請看本報記者來自安徽小崗村的調研。

——編者

農民為啥不願自己種？

種地富不了，流轉更划算，還解放了勞動力

初入小崗，可見標誌性的“鳳陽縣小崗村”牌樓，向裏走，便是正在施工中的商業街，“大包乾超市”、“大包乾農家菜館”字樣的店面招牌隨處可見。“眼瞅著華西村、南街村都富起來了，小崗卻變化不大。餓是餓不著，但也富不了，農民生活一直沒太大改善。”村委會主任關友江嘆息道。的確，除了這條為紅色旅遊而興建的商業街，小崗與周邊的村莊比起來並無特別之處。

從1978年開始，大包乾帶頭人嚴金昌在自家的土地上耕作了30來年。“土地是我們農民的命根子，但是光靠種地只解決了溫飽，發不了財。”嚴金昌很是感慨，“大夥辛勤勞動了幾十年，也沒能富起來。為什麼城裏人沒有種地，但吃的、穿的、用的都比我們好？”

在小崗，每人平均可耕地面積達5畝，與全國戶均7畝的耕作面積相比，數量已是相當充裕。村黨委第一書記丁俊告訴記者，小崗村的氣候條件不好，易旱易澇，只有不到一半的土地能夠旱澇保收。生産的基礎設施差，這些年糧食的産量和價格一直沒有重大突破,才導致了“一年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過富裕坎”的尷尬局面。

嚴金昌給記者算了筆賬，家中有35畝地，如果種上小麥、水稻或黑豆，一畝收成在700元—800元之間，遇到天災、蟲災收成更低。而把土地轉出去，按照合同價最初是一年500元/畝，這兩年按照700斤糧食價格計算，2011年是750元/畝，2012年是875元/畝。相比之下，種糧並不划算。除了留足口糧地，家裏其餘的都轉了出去。“不是不想種，實在是種地不賺錢。土地轉了，家裏的勞動力都解放了，還能幹點別的，擱誰都願意呢！”嚴金昌樂呵呵地告訴記者，自己如今幫兒子打理金昌食府，一年收入十幾萬不成問題。

“現在的年輕人不是在外讀書就是去打工了，基本不在村裏，光靠老人種地可不行。”關友江道出現實的困境，“還不如把土地租出去，收益有保障。”

小崗村的可耕土地面積有1.9萬畝，目前已流轉的有8400多畝。小楊村民組的楊文輝，今年67歲了。“家裏有24畝地，都種著小麥，一畝都沒租。”楊文輝説，雖然很願意流轉，但自家的20多畝地分了20來塊兒，又不在規劃區內，想租沒人要，只好一直種著。

在小崗，土地流轉並不是最近才興起。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有一些農民自發把地轉了出去，個人有協議或只是口頭約定；也有的出去打工了為防拋荒，把土地給親戚鄰居，每年收回點糧食。從形式上來説，小崗村如今的土地流轉，已走向規範化。村民先和村集體成立的小崗村創新發展有限公司簽合同，公司再代表村民和企業簽約。嚴金昌拿出一份2009年和村裏簽的流轉合同，上面有村集體的公章和村民的紅手印，其中註明了租期為10年，價格參照小崗村指導價，用途為建設高産有機水稻産業園。“流轉是村裏牽頭的，合同也是統一簽的，有什麼事直接找村委會解決，還挺放心。如今租了4年，也沒遇上什麼糾紛。”嚴金昌説。

土地流轉的規模，也遠遠超過了當初。最近的一次土地流轉，是村委會從13個自然村、329戶農民手中流轉來4300畝土地，目前租賃合同已簽訂，租期到2027年。這些土地都已被平整為高標準農田，未來會進行大規模産業化經營。目前，村集體正在為這些地找“婆家”，已有一些農墾企業前來洽談，但還沒有最終敲定。

誰在打理土地？

合作社和涉農企業規模化經營，不吃大鍋飯

據統計，除去正在找“婆家”的4300畝，小崗村還有2000畝左右土地流轉給了各類農民專業合作社，包括黑豆合作社、優質稻合作社、黑五類合作社、葡萄合作社、甜葉菊合作社等；另外2000多畝流轉給了農業産業化企業，主要從事蔬菜、水果等經濟作物的種植和畜禽養殖。

楊玉兵是甜葉菊合作社的社長。他看上去40來歲，個子不高、皮膚黝黑。“我家有兄弟姐妹4個，都出去打工了，所以我把家裏的80多畝地都拿過來種了甜葉菊，一年賺30萬元不成問題，去年分紅還有1萬多塊。”楊玉兵很滿足。甜葉菊合作社成立於2010年，有80多家農戶參與，共流轉了土地300多畝，楊玉兵佔股80%。為了規避風險，合作社還跟明光市的一家企業簽訂了協議合同，保底的收購價是11元/公斤。除去人工、化肥、農藥和土地租金等費用，按這幾年的收購價16元/公斤算，每畝地的凈收益有4000多元。

有了農業合作社，農民賺得多，積極性也高了。但難免會有人質疑，搞合作社不是回到1978年以前了嗎？嚴金昌並不這麼看：“過去搞合作社，那是吃大鍋飯，幹多幹少一個樣。時間久了，農民沒了積極性。而如今的合作社，是把農民組織起來，選擇一個好品種，統一進行技術指導，統一購買肥料、機械化耕作，統一銷售，按比分紅。你算算看，化肥統一購買，能便宜十幾塊。統一銷售，賣的價格又高，比一家一戶單種賺多了。自始至終家庭的土地承包權也沒變。”

相對於合作社，涉農企業流轉的土地面積要大得多。金小崗公司從小崗村流轉了700畝土地，加上鄰近的梨園村，一共流轉了1300畝種植大櫻桃和藍莓。據項目負責人姜漢昌介紹，大櫻桃和藍莓的前期投入較大，但銷售價格高，市場需求量大，這幾十年不愁銷。以櫻桃樹為例，一畝地栽櫻桃樹能種上68棵左右，按照每棵樹20—30斤的收成，純收入能有2萬多。如果種藍莓，收益可達3萬元。企業簽訂的合同租期到2027年，“既然租了土地，就打算長期幹下去，等租期結束了還會續簽。如果只種個十來年，前期投入那麼大，肯定是不划算呢！村裏人能來這兒做工，也很樂意。比如工地上招的保安，就是當地人，一月工資也有1200元呢！”姜漢昌説。

在村裏，也有村民之間相互流轉土地的現象。1981年出生的楊越嶺是地道的小崗人，大學畢業後在廣東的一家台資企業打工，2009年回到了小崗養羊。由於讀大學時戶口轉成了非農，他在小崗也就沒了土地。回來後，他在小崗和周邊的村莊盤了110畝地，種上草和玉米喂羊。由於是當地人，村民很信任，所以不少人直接和他簽了合同，去年他付給小崗村民的土地租金是749元/畝。他給我們算了一筆賬，養山羊的成本主要來自地租、飼草料、人工和羊苗，一年的花費能控制在10萬元以內，去年280隻羊出欄，按照一隻900元的價格，賣了大概25萬元，凈賺15萬。如果自繁自養，收入還會更多。“如今市場行情這麼好，山羊銷路肯定不愁，租金我完全付得起，村裏人也相信我。”楊越嶺説。

拿什麼保障農民權益？

土地頒證確權，制度約束防範非農化經營

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土地流轉面積佔家庭承包耕地面積的21.5%。而在小崗，流轉的土地面積已接近一半，且大部分土地租期都在10年以上。

土地流轉了，農民能致富嗎？“轉出土地的農民每年都能得到一定的流轉費用，這個費用和種田收入基本相當甚至高於種田收入，基本生存是有保障的。”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孔祥智教授説，“但這個收入和致富差得很遠。流轉土地後，農民可以從事工商業生産或者外出打工、創業，這些都可以成為致富途徑。國家應該進一步搞活農村經濟，給他們更多創業、就業的機會。”

農戶土地流轉後經過統一平整，已成為高標準農田，原有的位置和模樣已經發生變化，如何避免未來發生糾紛？“土地需要確權，村民對這事很上心。每家每戶的測量面積都要公示，不滿意的再跟村委會協商。”據關友江介紹，全村土地測繪、公示、確認登記已結束，計劃在5、6月份發證。記者拿到一張土地確權圖表，上面清楚顯示了每一戶農民的土地位置、形狀、面積。據參與測量的工作人員介紹，經過衛星專業測繪，數據相當精確，每戶的方位圖和畝數一目了然。

在小崗，流轉給工商企業的土地佔很大比重，如何保證這部分土地不改變農業用途？企業流轉土地規模較大的情況在滁州普遍存在,比如在全椒縣的八波村, 主營農業生産資料的輝隆集團在當地流轉的耕地面積達1.7萬畝。如果這些土地被惡意改變用途，將會給農業和農民帶來極大的損害。為了防患于未然，滁州市對此有統一規定。據滁州市委書記江山介紹，工商資本進入要遵循土地流轉程式，必須從事規模農業，種植內容、租期、租金價格等重要資訊必須在合同中體現，流轉後建檔作為憑證。一旦有改變用途的傾向，政府會進行干預。“工商資本不能和農民私下交易，否則農民沒有得到保護就沒有安全感。”江山説。

“在小崗，種什麼、怎麼種村裏不加干涉。但必須不能改變土地的用途，必鬚髮展農業。”關友江對這一點很明確。從目前來看，當地現有的農墾企業外來的多，本地的少。種植經濟作物的多，種糧的少。從農業種植的比較收益來看，種小麥每畝的收益在700—800元之間，種甜葉菊的收益在4000元左右，種大櫻桃和藍莓的收益則能到2萬元以上。顯然後者的經濟效益要大得多。如果是家庭種植經濟作物，也許還存在技術門檻。而對於企業來説，有能力進行試驗後統一技術指導培訓，技術上完全不成問題，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也就不足為怪了。“企業會按照市場來安排自己的生産活動，糧食安全不是企業的責任。”孔祥智説，要保障糧食安全，國家需要更大力度的政策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