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住人口達到1756萬人，人口增量位居全國城市之首後，深圳擬將調整落戶政策。

近日，深圳市發改委發佈《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將純學歷型人才落戶的最低要求調整為：具有國內普通高校全日制大學本科學歷並具有學士學位，年齡在35周歲以下的人員。按照深圳此前執行的入戶規定，具有普通高等教育專科以上學歷，且年齡在35周歲以下的人員即可核準辦理人才引進遷戶。新舊對比，深圳對純學歷型人才落戶的最低要求提升了一檔。

人口是重要的經濟要素，人才更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近幾年，全國多個城市曾掀起轟轟烈烈的“搶人大戰”：對選擇在城市落戶的高學歷人才，許諾給戶口、給錢，為了“搶人”可謂使出渾身解數。在這樣的競爭中，深圳似已輕鬆取勝：不僅在人口增速上遙遙領先——深圳《人口與社會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全市常住人口預期到2020年為1480萬人，但當下1756萬人已大幅超出這一目標；高素質人才隊伍規模也不斷增大——深圳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10年前的17175人上升至現在的28849人，分別比全國、全省多13382人和13150人。

作為一座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興的城市，深圳同樣面臨著産業升級和經濟社會轉型的問題。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靠“三來一補”的加工業和外貿起家，到目前因其高科技企業之多、研發投入強度之大，被稱為“創新之都”“中國矽谷”，深圳的産業升級完成了“騰籠換鳥”，朝著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進發。與之相對應，深圳所需的人口結構和人才類型都與以往有了很大不同。實際上，現今深圳的人口結構是政策和市場導向相互作用的結果。來料加工産業所需要的人才相對來説學歷要求較弱、勞動成本經濟的人口涌入深圳，助推了深圳的起飛，塑造了深圳的經濟結構，其間人口的流動，也是深圳經濟發展及其形態轉變的一個對應。

經濟發展之後，土地房屋價格等都極大地影響了深圳人口的構成。前兩年高端企業外遷的風聞，既是對深圳高企房價的反映，也是對深圳人口結構的揭示。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近期的二手住房成交量低迷，近8周深圳平均每週的二手住房預錄網簽量在900套以下，預計5月的網簽量將在4000套的關口承壓；而在2020年，該市月均二手住房網簽量為1萬套。其中固然有強監管二手房價格和經營貸舉措所帶來的影響，但也與深圳的高房價，尤其是人口構成政策預期有著直接聯繫。根據《2019年全國50城房價收入比報告》的數據，深圳房價收入比是35.2。這也就是説，深圳普通家庭把所有收入全部都用於購房，平均需要35.2年才能買得起一套房子，而同期上海、北京的房價收入比分別為25.1和23.9。

回首深圳經濟發展，可以看到其發展的主線，即市場在配置資源、選擇企業等方面的主導作用，這個作用同時也在影響著人口的流入和流出，並由此決定了深圳人口的動態結構。因此，深圳提高純學歷型人才落戶門檻，會對未來的人口構成起到什麼作用，還要看深圳城市定位、經濟發展及其過程。

從全世界城市發展的歷程看，不論城市的發展程度如何，其所需服務都是多元互補的，對應在服務消費結構上呈現橄欖型。以學歷和收入水準劃分人才層次，本身也並不科學。因為，任何行業的發展都存在從下而上類似“金字塔式”的結構性人才需求，任何一個行業或者一個層次的人才欠缺，都會對整個系統乃至經濟社會運轉構成障礙。事實上，全世界高學歷科技創新型人才集中的矽谷，就是因為一些服務行業的人口對矽谷的高房價和高消費敬而遠之，從而導致維持矽谷經濟社會正常運轉的一些必要的服務稀缺甚至缺位，而這也成為矽谷發展的瓶頸。從這個角度看，對以學歷或收入劃分人才層次的做法，各個城市都應保持警惕，而有關城市人口構成的行政決策也必須保持彈性，科學應對實際發展變化。（作者：張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