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生到成長、從求學到工作，邵韋平的人生記憶穿梭于北京和上海兩座城市之間，他常常説，自己與這兩座城市頗有淵源。悠長而珍貴的成長時光，讓不同的城市氛圍浸潤了邵韋平的審美視野，他的設計總能巧妙地糅合多種矛盾的氣質，在他看來，建築設計是在應對現實城市的矛盾和衝突中發現機會，找到最有價值的創意，探索空間的更多可能。

在他與同事們的筆下，奧林匹克公園下沉花園盛裝迎客，年吞吐量超過1億人次的首都國際機場T3航廈拔地而起，位於朝陽公園南路的鳳凰國際傳媒中心和位於CBD地區的北京中信大廈正成為熠熠發光的“新地標”……邵韋平希望建築以完整的、有內在張力的形象存在，並持久地釋放力量，為了這個夢想，他已經努力了39年。

見證榮光：

從亞運會到奧運會

父親投身航空航太工程，母親醉心於醫學研究，邵韋平出生於一個標準的工科家庭。來自家庭的熏染，讓他自幼便認識到科學技術的力與美。在成長的過程中，邵韋平也逐漸有了自己的偏愛：“學生時期，我有個自己的愛好和特長，就是美術設計。那時我總愛自己畫些設計圖稿。從小學起，我就經常參加美術班或者創作小組，就此打下了美術基礎。”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當他面臨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選擇時，講究創作、重視對視覺藝術的刻畫，同時充分重視力學、結構等內容，橫跨工程技術和人文藝術的建築設計專業，成了邵韋平的不二之選。下定決心，接下來他填報的高考志願，都精準地錨定了各家著名學府的建築系。對於入學建築系，邵韋平説：“當時的我想法就是，志在必得。”這份篤定，最終讓邵韋平如願地成為同濟大學建築系當年的新生。

位於上海的同濟大學，有著深刻的多文化交融的教學背景，具體到建築設計這一專業，其表現形式就是：同濟大學建築系的設計思想相對開放，規避了一些教條的限制，包容性和開放性更強，也更鼓勵創新。邵韋平回憶：“當時同濟建築系既有專門研究中國古典園林的專家，又有受過德國教育、深受實用主義影響的教授，還有一些從美國、日本留學回來的老師。可以説是各種學派都有，他們也帶來了多種多樣的設計風格。”這種海納百川、相容並蓄的環境深深影響了邵韋平，包容、創新的設計理念也就此深植于邵韋平心中。

上海的學習生活賦予了邵韋平瑰麗的想像，本科畢業後，他再次回到滿蘊成長記憶的城市——北京，並在這裡開啟了讓想像落地的過程。1984年，邵韋平進入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以下簡稱“北京建院”）工作。彼時，改革開放的進程已然開啟。與全國上下思維活躍、經濟大步發展同時，北京的城市建設也開始進入“快車道”，與共和國同齡的北京建院承擔起眾多民生類型建築的設計工作，這些突擊項目給了年輕的邵韋平沉澱學習、大展身手的機會。1990年，年輕的邵韋平參與到第十一屆亞洲運動會主要場館群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的設計建造過程中。這番相遇，開啟了邵韋平與奧林匹克的不解之緣。

時間荏苒，國人的體育夢從未冷卻。2001年，北京終於成功獲得第29屆奧林匹克夏季運動會的舉辦權，相關場館及配套設施的建設隨即開啟，“開”進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的地鐵8號線車站，也隨之納入了整體的設計規劃中。已經成長為項目負責人的邵韋平開始思考：如何讓地鐵車站更有活力，同時保證商業設施的安全性和車站使用的舒適性？開闢一個下沉空間，用來應對這樣巨大的地下設施和車站功能需要的想法，就此誕生於他的心中。

邵韋平介紹，這個下沉花園不僅要服務於技術需求，更要蘊含傳統文化的意向表達。在全面接手這一項目後，他從北京的城市特色和傳統建築中獲取靈感，以“開放的紫禁城”的概念打破北方宅院原有的封閉結構，構建了色彩、空間構型都極具地方特色而又開放的、面向未來的城市公園。自由佈局的紅色元素、有趣且具有文化意蘊的院落名稱、適當加入的傳統語素，讓奧林匹克公園下沉花園成為一個成功的文化設施，也讓其在奧林匹克項目開源時期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邵韋平看來，從亞運會到奧運會，這些冠以“奧林匹克”之名的建築，不僅服務於相關的賽事集會，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國民集體記憶和情感的載體。他能以建築設計師的身份，親身參與到承載國人夢想的重大運動項目的建設中，見證榮光、“創造記憶”，是一件十分幸運的事。

2022年北京冬奧會到來之際，在緊鄰奧林匹克公園中心區的奧體南區，由邵韋平負責設計的冬奧會運動員村再次與奧林匹克“會面”。邵韋平坦言，這種超國家、超文化、超地域的交流對話形式，對他的建築生涯影響頗深。邵韋平關於建築的諸多創想，也在實踐與合作的過程中逐步鮮活，北京首都國際機場T3航廈的建設就是其中的有力例證。

冬奧村

打破慣例：

匯聚和發散的力量

2003年，邵韋平與諾曼福斯特建築事務所展開闔作，共同設計了北京首都國際機場T3航廈。關於這座規模超大、功能複雜的航廈的設計，邵韋平將其稱之為“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據邵韋平介紹，T3航廈是中國機場建設上的一個里程碑，因為它的存在，中國擁有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樞紐機場。在此之前，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在多數時間扮演的是終端機場的角色。所謂終端機場，即國際旅客一般不會選擇北京作為轉机地，而將其作為目的地。如有進一步轉机的需求，多數會選擇東京、香港等城市，而這一歷史在T3航廈建成以後正式終結。自此，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航空吞吐量大大提升，國際標準的樞紐機場功能得以實現，“在這裡，國際換乘兩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完成，國內換乘只要60分鐘就可以完成”。這大大提升了中國航空的處理能力，也為北京奧運會的順利舉辦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撐。

除此之外，T3航廈的設計過程還包含了另外一個“第一次”——第一次突破了對傳統機場功能的認知。據了解，在T3航廈之前，機場往往是以功能性為主，乘客、機場、飛機是各自獨立的個體，往往是互相“看不到”的。而T3航廈徹底改變了這種模式，更加強調體驗感：“人在機場裏面可以很輕易地看到前方目標，也能看到機場的狀態和飛機的運作。這種設計會為出行者營造愉悅的視覺感受，當然這也能改善航廈由於規模過大帶來的一些步行壓力。總而言之，這是一種全新的體驗。”邵韋平解釋道。

在細節層面，T3航廈也有其閃光之處：設計團隊使用大量的清水混凝土結構，取消了吊頂，直接用結構的構建作為裝飾的材料來處理。通過對介入結構的形態控制和定制化幕墻的設計，綜合考慮安全和美學因素，從而用比較小的高度資源提供了完整功能，進而充分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這種設計還可以帶來一種極有親和力的感受，讓人很容易地融入建築裏面去，給予穿行其中的乘客“覺得建築與自己很親近，而不是一個完全沒關係的狀態”之體驗。

在合作的過程中，邵韋平將諾曼福斯特建築事務所稱為“值得尊敬的合作夥伴”。邵韋平説：“他們對於設計的整體感覺很強，整個設計的控制是非常入微的，對建築空間和使用者感受的深層次引導是我們以前沒有想到過的。”這讓邵韋平感到收穫頗豐，甚至對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有很大觸動，引發了他對於建築師職業的思考。

通過這次合作，邵韋平越來越體會到建築師其實就是一個綜合的專業，就像樂隊的指揮一樣，作為建築師，要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控制好、協調好。建築師要做的不僅是“形式”，更要充分重視組織協調工作，要把所有人組織好才能最終呈現出一個好的作品。設計的品質，最終是基於設計師的藝術科研意識的。

對於邵韋平而言，在完成首都國際機場T3航廈項目的過程中，他發現了新的奮斗方向，這是更為重要的收穫。就此，邵韋平踏上了全新的征程，一個新的目標在他心中逐漸成形——不止要服務於功能，更要通過技術和創意，構建兼具形態與技術之美的建築。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讓世界看見中國”。

T3航廈內景

鳳凰于飛：

“數字”讓建築發光

經過學習、實踐和沉澱，邵韋平從建築設計行業的“小學徒”一步步成長起來，逐步成為國內知名的工程勘察設計大師。而中國新時代地標設計中幾乎難以見到中國人身影的情況讓邵韋平暗下決心，一定要由中國本土設計師，設計建造一座代表現代中國的建築。在這樣的信念支援下，邵韋平踏出了原創與融合的第一步——坐落于北京朝陽公園，被稱為“明天的建築”的鳳凰國際傳媒中心就此誕生。

鳳凰國際傳媒中心的外形借鑒了數學中著名的“莫比烏斯環”，旨在傳遞有界無邊、無限迴圈的空間概念，這一造型及其內部含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太極理唸有極好的契合。加之建築中的中庭設計、既圍合又留有開放的部分以及與周圍環境的融合，無不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轉化”“天人合一”觀念。

然而從一個設計想法落實為可建造的實施方案並不容易。為此，邵韋平帶領團隊，率先在行業內進行了建築設計與數字領域的跨界探索，開展了大量建築數字營造的研究與實踐，並提出“建築數字營造技術”理論。落實到鳳凰國際傳媒中心的建造過程中，邵韋平團隊選擇了三維資訊模型技術和參數化手段支援建築設計，區別於以往的設計與建造模式，其更加強調與工業化的結合，通過人機互動形成的智慧疊加，提升設計者對建築的全生命週期的系統整合能力，替代不確定的現場人工建造弊端，實現高精度的加工和建造。邵韋平介紹，數字營造能夠為設計者提供一種基於建構目的、自下而上的設計方法，讓設計創造更加貼近技術的實現性，從而創造出建築的完整性、精確性與高完成度。

針對幾何規則的精確控制這一薄弱環節，邵韋平建立了一整套由二維發展至三維的幾何控制體系，借助數字營造提升設計的創造性、建造的精確性和運維的科學性，使得建築業生産方式得到升級，高效率、高精度、高品質地完成建築物的建造，並充分減少浪費。鳳凰國際傳媒中心的外幕墻即是國內首次成功的複雜非標準全數字營造實踐，其開啟了進一步通過演算法進行自動設計的途徑——生成式設計，3180塊幕墻單元、數百萬量級幕墻構件，均基於數字演算法和數控加工完成。通過數字營造，工程總體節省成本約8000萬元，並大大節省了寶貴的建造工期。

鳳凰國際傳媒中心項目啟動於2008年，于2014年正式建成。基於其獨特的美學水準和卓越的技術水準，鳳凰國際傳媒中心一舉拿下2014年中國土木工程詹天佑獎、2014年最佳BIM建築設計獎、2014年公共建築類金獎、2015年中國建築學會科技進步獎、2016工程建設行業全球卓越獎等多項重要建築獎項，國際著名建築期刊美國《建築師》雜誌專篇論文中曾評價鳳凰中心：“證明了中國建築師登上國際舞臺”“發出了‘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模式轉變的信號”“意味著現代建築創新的接力棒已經傳遞到中國人手中”。

鳳凰國際傳媒中心被評價為“一座技術和美學高度融合的建築”，在數字建造方面表現尤其突出。可以説，這個項目在推動中國建築工業化和數字化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它是一種全新的設計模式，而它的建成也説明瞭‘此路可行’。即使拿今天的眼光來看待它，這個建築仍然是很具有前沿性的。”邵韋平不無驕傲地説，“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曾説鳳凰國際傳媒中心是‘夢裏的成品’，這對我們的技術和理論創新是一個極大的肯定。”

鳳凰國際傳媒中心

匠心不改：

探索建築的更多可能

在科技創新和高品質發展已成為當前國家重要的發展戰略的當下，基於大量複雜工程經歷和數字技術應用經驗，邵韋平創造性地獨立提出了“基於高性能目標的整體設計方法”和“建築數字營造技術研發應用”。據了解，鳳凰國際傳媒中心是後者的成功示例，2018年建成的北京中信大廈即是“基於高性能目標的整體設計方法”的重大實踐成果。

所謂“基於高性能目標的整體設計方法”，即以基於複雜性理論的系統科學為基礎，將建築視為一個由不同子系統構成的動態系統——各子系統既有相對獨立性和邊界，同時也存在著相互關聯性。建築的高品質來自整體性能的出色表現，包括環境適應性、使用者感受、結構體系、運作能耗等多方面指標，涉及社會、經濟、文化、生態等多個方面，既包括單體尺度也包括城市尺度。每項建築設計需要將建築的整體性能作為終極目標，根據自身特點制訂系統框架，並由各專業設計師具體負責各子系統的設計與研究。不同專業的設計師不僅要深入研究各自負責的子系統，還要超越專業局限和學科邊界，以建築整體性能為目標，從項目策化到建造實現全過程的多專業協同。其突出的創新點在於，這一理論體現了一種協作的、跨學科的設計方法，對建築行業長期存在的非理性、條塊分割的工作範式具有革命性改變，為項目的技術控制、運作管理提供了重要支援和保障，對於實現建築工程的高品質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位於北京中央商務區（CBD）核心區Z15地塊，別稱“中國尊”的北京中信大廈，是高度達到528米的超高層建築，也是北京未來的新地標、新高度。面對這一體量巨大、結構複雜的項目，“差之毫釐”都會“謬以千里”，碎片化、低效和粗放等建築業存在的品質問題需要一一剔除。顯然，依賴主觀判斷和機械地滿足規範的傳統設計方式已經不能滿足這一項目的需求，故此，邵韋平在該項目的設計建造過程中，充分踐行了其一直以來推崇的“一體化理念”——“在這個建築中，我們為它打造了一整套完整的設計邏輯，包括結構、表皮和裝修，其中還有很多很多的細節。這樣一種控制方式，在我們以往的設計中是沒有的。”

北京中信大廈的建造過程，面臨巨大的工程技術難題、建設成本壓力、多團隊工程配合等眾多挑戰，“基於高性能目標的建築整體設計方法”成為邵韋平全面統籌工程設計的理論基礎。他在設計中跨越了多項學科邊界，如消防、垂直運輸等系統，採用了多項永久和臨時結合技術創新，確保了建造過程的安全和高效，這一科學設計也成功助力北京中信大廈成為超高層史上建設週期最短的500米以上建築工程，相對於現存同高度範圍超高層的8至10年的工期，北京中信大廈僅用5年零5個月建成，産生巨大效益，同時獲得業內專家的高度肯定。構建子系統達數百項的清晰的多級建築系統框架，也為之後的設計、建造和運維奠定了重要基礎。

回顧邵韋平的設計之路，他笑稱：“中國近30年來，各個時期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建築，我幾乎都參與了。”

——以北京奧林匹克下沉花園、北京2022年冬奧村為代表的本土文化建築；以首都機場T3航廈、北京CBD核心區地下公共空間工程等為代表的一系列規模超大和功能複雜的城市基礎設施；以鳳凰國際傳媒中心、北京中信大廈等為代表的具有國際領先水準的高科技建築……都是他的心血之作。

2021年建黨100年之際，由邵韋平親自設計的，“莊重肅穆，具有殿堂般的儀式感；與時俱進，別具一格，與已有展館相比讓人眼睛一亮”的中國共産黨歷史展覽館也于2021年5月竣工。

一路走來，邵韋平不僅是我國現代建築發展的真實親歷者，更成為中國建築設計發展的推動者。在他看來，設計的靈魂永遠是以人為本，設計和建築都是為人服務的。而建築師的任務，就是充分考慮人的感受，重視細節，充分運用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先進理論技術成果，用更合理的造價，為業主和建築影響的全體人群創造更好的感受、更方便的條件。“一切的出發點是基於人需求的高品質的建築環境，這個初心是不會變的。這是我們的設計導向，也是今後發展的方向。”邵韋平説。

邵韋平

（科學中國人雜誌：蔡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