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寶庫中極其珍貴的史詩文本，《格薩爾》經歷了從上千年來流傳在青藏高原的民間口頭敘事傳統，到國家話語體系下的民族民間文化，再到國際視野中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的發展歷程，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歷史上，英雄格薩爾的故事一直流傳于藏族以及蒙古、納西、裕固、土等民族中，他們將故事本土化，形成了各民族十分崇尚的英雄史詩。由此，《格薩爾》發軔于青藏高原，而後向各民族各地區甚至跨境、跨文化語境向周邊傳播，成為見證長期以來藏族和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寶，也成為中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共用的重要文化遺産。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國政府就將《格薩爾》蒐集、整理等納入國家文化保護工作序列，可以説賦予了其“第二次生命”。在此基礎上，本世紀初以來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理念的大力倡導和實踐，使《格薩爾》得到進一步的保護、傳承和發展，並立足本土開啟了與世界新的接軌和對話。

作為民間文學巨著，《格薩爾》首先是由藏族人民集體創作、至今仍在活態傳承的宏大敘事史詩，代表著古代藏族民間文化的最高成就。它以韻散兼行的方式講述了英雄格薩爾王為救護生靈而投身下凡，率領“嶺國”部落降妖伏魔、抑強扶弱，推動眾人和睦相處、建設美好家園的故事。它全面反映了藏族等民族的歷史、社會、宗教、風俗、道德和文化的古老風貌，是本土知識、族群記憶、民間智慧、母語表達的重要載體。

與其他民族史詩和民間文學作品一樣，《格薩爾》基本的傳播方式有兩種：一是靠手抄本與木刻本保存和傳播；二是靠民眾尤其是優秀傳承人口耳相傳。格薩爾傳承人即説唱藝人藏語稱作“仲肯”“仲哇”，意為講故事的人。正是憑藉一代代“仲肯”“仲哇”傑出的口頭藝術才華和薪火相傳，《格薩爾》得以在廣袤高原農牧區傳承千年，在民眾中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甚至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民間藝人在演唱時，經常用三句話來概括《格薩爾》的主要內容：“上方天界遣使下凡，中間世上各種紛爭，下面地獄完成業果”。由此可見，整部史詩由英雄下凡、降服妖魔、安定三界3個部分組成。對其規模，學界則普遍以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170多部文本來描述，當之無愧是世界上篇幅最長、規模最大、活態傳承的史詩之一，堪稱“世界史詩之冠”。就篇制而言，實際上這些只是概數，因為《格薩爾》屬活態史詩，其篇幅、內涵均隨演唱藝人的即興創造而不斷突破。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格薩爾》，是一個文本內容浩瀚、話語結構複雜、文類形態多樣、傳承方式眾多，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圈流傳的宏大敘事傳統。

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偉大史詩，同時也見證著我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創造力。它不僅是唐卡、藏戲、彈唱等傳統民間藝術創作的靈感源泉，也是文學、影視、舞蹈、音樂、美術等現代藝術的源頭活水，對各種文學藝術形式的繁榮發展産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在《格薩爾》流傳的過程中，各民族的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念等都對其産生了深刻影響，與此同時它也不斷吸收各民族的文化，豐富了自身的內容和內涵。

回溯《格薩爾》形成之初，它與眾多民間故事一樣，似乎是一個脫胎于歷史（以歷史為題材）、以“傳奇”形式流傳在民間的故事。那麼，這個傳奇性的、只鱗片爪的民間故事是如何發展為一部宏大的敘事作品，進而成為一個蔚為壯觀的敘事傳統的呢？

《格薩爾》史詩文本由三類不同的文類部件組成，即歷史性文類、神話性文類和藝術性文類。其中，歷史性文類是史詩諸文類的基礎，但它在後來的口傳語境下，不斷經歷“去歷史化”的過程，並逐步融入神話化和藝術化的意象，最終構築起“史詩大廈”。世界其他史詩多數都起源於真實歷史，或以歷史為底色。對照不同時代的《格薩爾》文本就會發現，早期文本儘管富有傳奇色彩，但比較接近客觀現實；稍後的文本具有較為強烈的神話色彩；而晚近産生的文本則帶有濃郁的佛教色彩，總體上大致經歷了從歷史經驗（原初歷史敘事）到歷史神話化再到神話藝術化的3個階段。在我國，神話歷史化的情形屢見不鮮。就藏族而言，西元7世紀吐蕃松讚幹布時期之前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口傳神話性歷史。這也表明：歷史只有神話化，才有可能為史詩的誕生播撒火種。

據文獻記載，格薩爾是一個歷史人物，11世紀上半葉出生於青藏高原一個叫“嶺國”的部落即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俄支一帶，他生前的真實生活情景在成書于14世紀的《朗氏家族史》中有著較為詳實的描述。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唐代地圖中明顯標記了“嶺”地位置，説明該部落在當時就已經很有名了。由此，格薩爾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歷史人物，奠定了《格薩爾》文本産生的基礎。隨後，從原初歷史敘事到神話性敘事演進，格薩爾由人轉變為神，也使歷史文本逐步演變為史詩文本。

在此過程中，藏族歷史上諸多重要事件與《格薩爾》形成了互文關係，成為模塑史詩文本的重要素材。從宏觀上看，整個史詩的時空觀指涉了藏族從分散的部落社會走向統一的吐蕃社會的歷史事件、社會事象、民俗傳統、軍事成就等。隨著互文化的遞進，《格薩爾》借鑒了藏族歷史上諸多指涉社會文化事象的概念和術語。比如，把“宗”（古時西藏縣級行政機構）作為基本的敘事單元，往往用十八大宗、十八中宗、十八小宗或六十四小宗等來描述和劃分史詩故事的單元。此外，它也融入了當時諸多歷史事件，包括佛苯之爭、吐蕃時期和後弘期時代藏族地方勢力間的相互征戰等。而這種互文性運用了神話化、藝術化的手法，儘管在篇制規模上神話化文本尚未達到鴻篇巨制的程度，但故事范型和基本架構已經形成，先後出現《誕生》《賽馬稱王》及《霍嶺大戰》《姜嶺大戰》《門嶺》《魔嶺》等篇章。對此，學者楊義提出：“在漫長時代中，由於獲得多種文化因素的哺育以及藝人的心魂係之的天才創造，（《格薩爾》）由原來有限的幾部，滋芽引蔓，生機蓬勃，拓章為部，部外生部，僅降伏妖魔部分就衍生出十八大宗、十八小宗，盡情地吸收了民族的豐富智慧，終在篇幅上長達百部以上。”

▲格薩爾史詩藏繡長卷《格薩爾嶺國三十大將》亮相“GAO－YUAN非遺論壇”。（中新社發 孫睿 攝）

《格薩爾》在孕育、誕生的早期借鑒和吸收了佛教文化，得以化蛹為蝶，有了從神話故事到宏大敘事的華麗轉身。儘管後期的《格薩爾》文本中佛教思想逐漸強化，但其藝術化的本質從未改變。佛教作為一種藝術化的手段，造就了《格薩爾》從感性到理性、從經驗層面到觀念層面更替演進的過程，為史詩從神話化向藝術化的跨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為史詩從隱喻到象徵層面的過渡提供了哲學基礎。無論歷史神話化階段還是神話藝術化階段，《格薩爾》文本的演進均以藝術想像作為出發點，以詩性思維作為史詩演述的邏輯本源，推動形成了《格薩爾》為我國各民族所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和理念，比如家國情懷、濟世之道以及平等、自由、正義等。

正因為其崇高性特點和宏大性思想，《格薩爾》史詩得以跨地域、跨民族、跨境、跨文化傳播和發展。11、12世紀在以三江源為核心的青藏高原腹地形成後，《格薩爾》不斷向外輻射，在區域和地緣層面形成了流傳的“核心區域”和“輻射區域”，以及橫跨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帕米爾高原的巨大的史詩流傳帶，成為喜馬拉雅山地區多民族文化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朝聖者和茶馬古道商旅的腳步，伴隨著説唱藝人的忘情吟誦，尤其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斷擴大、深化，《格薩爾》逐漸從我國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等省區的結合部，流傳到了更多更遠的地方。

▲在慶祝昌都解放70週年專場文藝晚會上拍攝的舞蹈《嶺·格薩爾王》。（新華社記者 詹彥 攝）

如今，在西藏、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七省區的藏、蒙古、土、裕固、東鄉、撒拉、納西、羌、門巴、珞巴、普米、白、獨龍、傈僳等民族中，《格薩爾》流傳廣泛、影響深遠。此外，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也有傳播。也就是説，它在“一帶一路”沿線形成了國際流傳帶，成為世界文化交流史和史詩版圖上一道亮麗風景線，成為人類文明交流互鑒和文化創造力的重要見證。

（作者諾布旺丹，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藏族文學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全國《格薩（斯）爾》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本文刊發在《中國民族》雜誌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