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上書”，使我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出現了兩次高峰期
在新中國怎樣寫草原，瑪拉沁夫首開先河。以其為主帥形成了草原小説流派的作家群體，並影響了一代人。瑪拉沁夫更將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重擔率先扛在肩上，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兩次建言獻策，為少數民族文學在中國文學界的發展點燃了兩把熊熊烈火。
“我是少數民族作家的代表，原來中國文學史裏只有漢族文學，沒有少數民族，但是《憲法》裏也寫到‘中華民族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希望能改變當時的格局。”1955年1月，在《作家通訊》上刊登了瑪拉沁夫寫給當時文藝界的主要領導茅盾、周揚和丁玲的一封信，將自己對少數民族文學事業發展的焦慮、建議傾注在信中。“我國是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作家協會當然是以漢族作家為主的；然而又因為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所以作家協會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統一組織……為了發展我國各民族文學，我們應當從實際出發，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要求與看待今天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學作品和文學作者。”以今日的認識水準衡量，這些論述也許沒有多少驚人之處，但是這是一位時年20多歲的少數民族作家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説的話，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相關問題還沒有人如此全面而清晰地論述過。
瑪拉沁夫（左三）等作家在牧民家作客。
很快中國作協回信，作協主席團認為“瑪拉沁夫對於我國多民族的文學工作的意見，是正確的。”一封信掀起了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第一次高峰。中國文學裏只有漢族文學的觀念成為過去。中國作協很快在各少數民族地區成立作協、文聯，並在文代會上專題開闢少數民族文學議題。此後10年間，全國作協吸納了600多個少數民族會員。這是瑪拉沁夫對中國文學、文壇的開創性貢獻。
“文革”期間，瑪拉沁夫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瑪拉沁夫恢復工作，他看到1979年之後，中國文學界重新爆發出的新的生命力，而此時少數民族文學界仍是一片寂靜，沒有呈現出新時期的新感覺。
1980年，年已半百的瑪拉沁夫重復當年的舉動，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了一封正式的信。“國內繁榮文學的現象非常好，但少數民族一片寂靜、寂然、寂寥，政治的帽子還沒摘，作家哪有心思搞創作？……”同樣，這封信也受到了中宣部的極度重視，中宣部給中國作協批示：“現在我們應當做些實事改進少數民族文學的狀態了。”並提議為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所做的具體行動，提出了召開一次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等6點意見。
一封信決定了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軌跡，一封信重新點燃了一把火。1980年，中國作協召開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其熱鬧程度前所未有。“各地的少數民族作家啟程來京和返回，都是由省委書記親自接送。”回憶起這些，瑪拉沁夫激動不已，一股熱情在體內激蕩。
瑪拉沁夫隨後被調到北京，創辦全國當時唯一的少數民族刊物《民族文學》。1981年，首屆少數民族文學作品評獎成功舉辦，3年一次的評獎，沒有斷過，迄今已有近千人得了少數民族文學獎，全國各個少數民族、各種文學樣式都有作品獲獎。
草原賦予瑪拉沁夫方剛血性和細膩的情感，他始終背負民族的重托，用筆表達出對草原、民族的摯愛，草原、遊牧文化始終牽動著他的心。
（資料選自華南柳林《瑪拉沁夫開創草原新文學》等，圖片選自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