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中國百家經濟學重要期刊主編論壇”在北大舉行。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發表了題為“新中國成立70年和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解讀”的主旨演講。
林毅夫指出,1978年以前中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內向型國家之一,1978年每人平均GDP為156美元,連非洲國家平均水準(495美元)的三分之一都沒達到,進出口總額佔GDP比重不到10%。但在此基礎上,近4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4%、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4.5%,到2018年每人平均GDP達9600美元,達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水準。因此過去4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基於此,他提出了三個亟待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林毅夫強調,經濟發展是每人平均收入水準的提高,背後是勞動生産率的提升,源於新的高附加值産業不斷涌現,勞動力、資本等各類生産要素也逐漸由低附加值行業轉移出來。對於發達國家而言,産業附加值已經是全球頂尖水準,其相應的技術創新和産業升級投入大、風險高,發達國家19世紀以來的GDP年均增長約為3%。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説,技術水準相對落後、産業附加值較低,在技術創新、産業升級時可以發揮後發優勢,創新成本小、風險低,實現經濟增長也更快,二戰後13個經濟體通過後發優勢取得了25年以上年均至少7%的經濟增長。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在改革開放前30年沒有發揮後發優勢,從而實現勞動生産率和生活水準的提升。原因在於中國採取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進口替代戰略”,這類前沿技術的研發投入大、風險高,這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而1978年之後中國開始發揮比較優勢,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遵循後發優勢不斷進行資本積累和産業升級,才實現了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快速發展。
第三個問題是為什麼國際上唱衰中國的論斷總是不斷出現。林毅夫提到,二戰後大部分落後國家實施了與中國類似的進口替代、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效率普遍低下,與發達國家差距沒有縮小。1978年以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同時,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在進行新一輪改革。而主流經濟學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是由於政府干預過多,因此要從政府主導向市場經濟轉變,在改革方式上推崇休克療法,認為只要轉型成功就可以馬上快速發展。而彼時中國實行的是漸進雙軌的轉型模式。因而只要中國經濟一有所放緩,唱衰中國經濟的聲音就開始出現。
林毅夫進一步指出,主流經濟學在指導發展和轉型方面之所以失敗,在於沒有做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所提倡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因此,林毅夫近年來一直致力於新結構經濟學的構建,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出發,研究不同發展中國家的産業結構和經濟基礎,並對其上層建築及上層建築如何與經濟基礎相匹配進行分析,從而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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