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新質生産力首次寫入了《政府工作報告》,並被列為2024年十大工作任務的首位。儘管全國兩會已經結束,但社會各界對於新質生産力的討論熱度依然不減。
該如何理解新質生産力的內涵?培育新質生産力有何重點?中國發展新質生産力的空間在哪?又該如何避免新質生産力發展中的低水準重復問題?
近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的專訪,就上述問題分享了他的看法。
劉俏指出,培育新質生産力要重點關注全要素生産率,因為全要素生産率提升不僅是發展新質生産力的核心標誌,也是推動高品質發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要求。
談及培育新質生産力、提升全要素生産率,劉俏認為要依賴於這些未來的節點行業。其中,科技創新驅動的産業變革是提升全要素生産率的關鍵。此外,也需要通過對生産資料、勞動者進行優化組合,釋放生産率提升的活力,從而形成新質生産力。
劉俏也特別強調,新質生産力不只包含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改革是培育新質生産力最重要的途徑,通過改革、通過對資源要素的優化組合也都能形成新質生産力。
劉俏建議要更大力度地發行長期限特別國債,要大幅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此外還可以在一定範圍內以國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可以啟動“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租賃住房改革和REITs建設”三位一體的新一輪改革。
以下為經審定的採訪實錄:
澎湃新聞:您怎麼看新質生産力的內涵?培育新質生産力的重點是什麼?
劉俏:去年中央財辦有關負責人在解讀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回應經濟熱點問題時,就新質生産力的內涵是這樣表述的:新質生産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産要素創新性配置、産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産力,它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質變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産率(TFP)提升為核心標誌。
我認為新質生産力是將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融合,又回歸到了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大範式中,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進行了創新。培育新質生産力要重點關注全要素生産率,因為全要素生産率提升不僅是發展新質生産力的核心標誌,也是推動高品質發展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要求。
新質生産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産要素創新性配置、産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當代先進生産力。而全要素生産率增速也來源於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
回顧我國過去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我國正經歷從高速增長(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驅動)向高品質發展(全要素生産率驅動)的發展模式轉型。在工業化時期提升全要素生産率比較容易,但是工業化結束之後,保持比較高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就變得比較困難。2010年我國基本上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數據顯示,我國1980-1989年全要素生産率平均增速為3.9%,1990-1999年為4.7%,2000-2009年為4.4%,2010-2019年為1.8%。近十年,我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已經下降到2%以下,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大概是GDP增速的40%,也基本印證了這一點。
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空間有多大?國民經濟能否保持較快增長?這都取決於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能否重新提升至2.5%甚至更高。
澎湃新聞:當前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對於培育新質生産力、提升全要素生産率來説,還有哪些路徑和空間呢?
劉俏:研究顯示,從1978-2017年的數據分析看,投資率每增長10個百分點,全要素生産率增長1.18個百分點。
基於投資對全要素生産率(TFP)增速的強大推動作用,釋放經濟長期增長潛能,需要數量巨大的對基礎核心行業及領域的投資。這些領域往往處於國民經濟生産網路的關鍵位置,牽一髮而動全身,具有極高的社會回報,但是這些領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投資的資本回報並不一定很高。如果只是依賴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與要素,這些領域將長期面臨投資不足的問題。例如,綠色轉型和建立數字化轉型網路、收入與發展機會不平等、産業升級與科技進步、基礎研究等問題,單靠市場根本無法解決。而對關鍵領域投資不足不僅帶來産業轉型的嚴重滯延,還進一步加深經濟社會發展的斷層線(fault lines)。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突出特徵是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政府通過“五年規劃”和産業政策,將資源配置到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節點行業(nodal industry)和關鍵領域。發生在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技術變革和衝擊通過生産網路傳遞和放大,形成溢出效應,帶動了上、下游大量市場主體的出現,對總體經濟産生一個乘數效應,而對這些關鍵行業和領域的大量投資帶來了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推動了總體經濟的發展。
未來的節點行業,可以圍繞以下領域尋找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再工業化”(産業的數字化轉型)、“新基建”(再工業化所需的基礎設施)、大國工業(現代化産業體系)、碳中和,以及更徹底的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培育新質生産力、提升全要素生産率要依賴於這些未來的節點行業。其中,科技創新驅動的産業變革是提升全要素生産率的關鍵。此外,也需要通過對生産資料、勞動者進行優化組合,釋放生産率提升的活力,從而形成新質生産力。
澎湃新聞:在培育新質生産力方面,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要如何結合?您有什麼政策建議?
劉俏:中國“政府+市場”的增長範式在釋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能方面有獨特優勢。通過頂層設計和産業政策,保持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引導資源配置在那些社會回報大於資本回報的領域,有助於形成推動生産率增長的新的節點行業、解決那些長期桎梏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如果這一過程中發揮好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的引導作用,有效帶動激發民間投資、推動各類市場主體不斷涌現和創新活力的迸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那麼我國面臨的生産率增長挑戰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經濟長期增長的潛能也能順利釋放。
我認為,應當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援戰略性新産業和關鍵領域投資,去解決桎梏中國高品質發展的關鍵性結構問題,培育新質生産力,實現高品質發展。
可以在國債方面有一些特別的規劃,今年中央政府發行了超長期國債,我認為力度還可以進一步加大,發行更多超長期限特別國債。
此外,還可以將大規模的現金和消費券發放作為財政政策重要選項,在貨幣政策傳導一直不通暢的情況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財政政策直達消費端,給全民發放消費券或是現金;可以大幅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可以啟動“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租賃住房改革和REITs建設”三位一體的新一輪改革,利用財政資金、社會資本,通過市場化機制,開啟房地産新模式;可以在一定範圍內以國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能夠發揮的作用。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我們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制定的思維方式需要轉變。很多觀點認為宏觀杠桿率只要上升就是壞事,但我認為,只要政府債務與GDP的比率(即政府債務率)不爆炸式(explosive growth)增長,政府債務即可持續。事實上,我國具備實施寬鬆財政政策的條件。
所以,一方面要充分認識財政政策的空間。應將宏觀政策錨定為我國的整體價值而非GDP,這將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實施提供更為開闊的空間。另一方面,我們的宏觀政策目標除了要解決短期問題,還要服務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跨週期長遠目標,這就要求推動節點領域投資,加速新舊動能轉換。
澎湃新聞:發展新質生産力,科技創新是核心驅動力。面對逆全球化思潮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技術引進難度進一步加大。您怎麼看當前我國科研創新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對培育新質生産力,您有什麼建議?
劉俏:中國必須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在供應鏈産業鏈上形成相對閉環,以應對極端場景的出現。為此,我們需要加大創新投入,不僅增加研發強度,而且更需要優化研發結構,大力提升基礎研究的研發費用佔比。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研發強度(研發費用的GDP佔比)和全要素生産率之間有高達90%以上的相關性,提升研發強度對推動生産率增長、培育新質生産力意義重大。
2022年,中國研發費用首次突破3萬億元,研發強度也達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我國2.5%左右的研發強度和同期美國3.45%、日本3.26%、德國3.14%的水準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而且中國研發起步較晚、研發強度的起點比較低,雖然近三十年不斷投入, 2012年以來更是加大力度增加投入,但是我國研發投入所形成的基礎和沉澱還相對薄弱。既然大國博弈最終是科技創新方面的競爭,中國有沒有可能將研發強度提升到3%以上?
研發結構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2021年基礎研究的研發佔比只有6.5%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和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過去十多年,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不斷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從2012年的499億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億元。作為對比,歐美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佔研發費用的比例基本穩定在12%以上,而美國2019年大約為15% ,基礎研究投入大幅超過我國。
我國基礎研究佔研發經費比例相對不足的結構問題亟待改變。“十四五”規劃已把到2025年將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佔比提升至8%以上作為政策目標。如果我們能夠以這一目標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比如將目標定為12%甚至15%,將有力推進我國實現科技高水準自立自強,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為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保持全要素生産率增長創造有利條件。
基礎研究難度大、週期長、風險高,如何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我們需要發揮好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積極作用。基礎研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大多是在沒有考慮實際應用的情況下進行的,它帶來了對自然、社會及其規律的普遍認識和理解。大學和研究機構把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投入到拓展知識的前沿,這些機構提供了最有利於創造新的科學知識的環境,它們不承受立即和實際成果的壓力,有利於原創基礎研究成果的産生。
加大基礎研究投入,需要加強對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基礎研究中心的支援,長期的公共資金投入尤其重要。我國具備大規模發行國債的條件和政策空間,而當前宏觀政策正處於發力窗口期。可將發行長期“特別國債”等作為重要的政策選項,所獲資金直接用於支援基礎研究中心,大幅提升基礎研究在研發中佔比。
澎湃新聞:近年來,很多地方也在嘗試培育新質生産力,特別是在戰略性新興産業、未來産業等領域進行了投資。然而,由於這兩類産業對技術、人才、資本等要素的要求比較高,一些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的地區就出現了項目盲目開工、低水準重復等問題,您對此怎麼看?
劉俏:新質生産力不只包含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如果談到新質生産力就把發展框定在新能源車、新能源、大模型等領域,我覺得這個理解是非常片面、偏頗的。我認為,各地方政府要根據不同區域的比較優勢,結合本地的産業特點,以及在勞動力、勞動者、生産要素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因地制宜地尋找符合本區域發展特點的發展路徑。改革其實是培育新質生産力最重要的途徑,通過改革、通過對資源要素的優化組合也都能形成新質生産力。
今年全國兩會上總書記也提醒過大家:“發展新質生産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産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各地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後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根據本地的資源稟賦、産業基礎、科研條件等,有選擇地推動新産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産業,積極促進産業高端化、智慧化、綠色化。”
培育新質生産力,是要以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為核心標誌,按這個邏輯理解,新質生産力會出現在新興行業,也會出現在傳統行業,只要是有利於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的都可能變成新質生産力。
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是全要素生産率增長重要來源之一,當前中國在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方面改善空間依然寬闊:過去二十多年,我們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資資本收益率僅為3%-4%,遠低於美國上市公司過去一百年平均10%的水準;中國2020年農業附加值的GDP佔比為7.4%,但是農業就業人口占到中國7.5億總就業人口的24.6%,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比例高企表明農業的全要素生産率非常低;我國目前在生産性服務業方面還有很多短板,例如工業軟體、人工智慧演算法與算力等方面的巨大瓶頸、高企的物流和金融仲介成本等。
如果我們對這些領域加大投入,是很有可能提升全要素生産率的,它們也有可能變成新質生産力的一部分。
此外,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如果投資過度導致産能過剩,産品的價格會降下來,投資回報率下降自然也就不會有更多投資者進入了。
剛剛也談到了中國“政府+市場”的增長範式,它能夠有效解決投資不足問題,但也可能出現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導致投資過度。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強調“兩手抓”,一方面要有頂層設計,要有科學規劃,另一方面也要發揮市場的作用。
當前我們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方面還有提升空間。而更重要的是,要政府和市場都進一步理解新質生産力的深刻內涵,不要只盯著幾個新興産業,它們並不是新質生産力的全部。
澎湃新聞:您多次強調培育新質生産力要以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為核心標誌,那麼TFP評價體系可以直接成為培育新質生産力的評價體系麼?您認為要如何建立新質生産力評價體系?需要衡量哪些具體指標?
劉俏:對於衡量新質生産力的指標體系,需要做專題的研究,而不能單純只用全要素生産率提升來衡量。
全要素生産率是一個結果變數,通過計算可以得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在某個時間段內全要素生産率提升快慢,但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的底層邏輯是什麼?通過什麼樣的方式方法?這些並不能通過結果變數直接反映出來。
對於衡量新質生産力的培育,我們需要找到一些過程指標、路徑、做法,將這些能夠衡量新質生産力培育的指標找出來。
我覺得這些指標的選擇一定要與“十五五”規劃的制定相一致,比如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R&D增速、從事基礎性研究和前沿技術研究的人才比例、生産性服務業佔比、産業鏈關鍵領域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程度等等,具體的考評體系設置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責任編輯:王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