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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關於澳門的財産問題
澳門回歸不只是接收空政權，包括財産等所有物資以及檔案等都要一起接收，這是兩國政府之間的交接，而不是澳葡政府和當地澳門人的交接。因此凡屬澳葡政府的公産都要移交，但是有一些人想悄悄地把700套公務員住房賣給一傢俬人公司，我們發現這問題後及時進行交涉加以制止，把所有的財産都保留下來了。
另：“東方基金會”問題。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怪胎，它的總部註冊在葡萄牙首都裏斯本，經費由澳門娛樂有限公司提供，實際上是澳葡政府和這個公司的權錢交易，這個公司每年純收入的5%提供給“東方基金會”，由此減少公司的稅收，只納稅26%、27%，很低，而且澳葡政府給它專營權。對此澳門居民非常氣憤。我們多次提出這個問題，對方多次推諉，説這是一個私人機構，政府管不了。最後中方提出來，如果沒有經過聯絡小組磋商一致的，超過1999年的專營合約，特區政府一概不認可，這樣他們不得不採取措施，該公司逐漸地增加向政府交稅，逐漸減少給基金會的資金，最後徹底不給它提供。
問題六、幾個特殊問題
《聯合聲明》中有一樁挂起來的懸案，就是澳門部分居民的國籍問題。由於兩個主權國家的國籍法發生了衝突，無法調和。我們研究、磋商，研究、磋商。最後我們提出來，尊重歷史，尊重現實，尊重本人意願，持有葡國護照的這部分居民自由選擇國籍，但是只能選擇一個國籍。進行這項工作的時候不登報，不宣傳，悄悄進行，保持穩定。 對此雙方達成一致。
第二 居民身份證問題。澳門居民持有葡萄牙身份證，上面有葡萄牙共和國字樣，有葡萄牙的國徽、國籍、年限，即“四有”，但是過渡期以後，便不能再使用葡萄牙共和國身份證，這個問題必須在過渡期內解決。經過研究，我們提出把“四有”變成“四無”，即只有姓名，無國籍，無國徽，無期限，無葡萄牙共和國字樣，就是澳門居民身份證。這樣也為選擇國籍有了充分考慮自由選擇的時間。
第三 未曾列入聯絡小組日程的突發事件，即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發生政治風波，葡方對此十分關注，急電“召見”我到裏斯本去會晤葡方一位新任組長。由於用詞不當引起去與不去之爭。鋻於英方已經單方面宣佈停止了中英聯絡小組的工作，葡方可能也在猶豫之中，我認為我們應赴裏斯本説明真實情況，堅持中葡聯絡小組工作照常進行。經請示後，我和外交部主管澳門事務的王西安處長飛往裏斯本。雙方組長一會唔葡方就指責中國發生的問題，又指責中方對澳葡政府編織一個控制網進行干預等等。對此種種指責，我作了耐心的説明，最後概括中方的態度是：中國對外改革開放的政策無變化；中國對簽署的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無變化；中國對澳門的方針政策無變化；中國發生的事情純屬中國內政，外國無權干涉。中葡兩國應考慮兩國友好合作，考慮澳門的穩定，不需要受別人的影響。關於所謂中方對澳葡政府控制和干預的問題，這不是事實。
葡方又提出，由於北京風波事件，影響澳門不穩，今後，中葡聯絡小組的工作方式不再是平等夥伴關係了，而應由葡方主導，中方應給予配合。對此，我指出，中葡聯絡小組的工作方式主要是雙方進行友好磋商並達成一致解決問題。葡方應習慣於這種方式，不應視為干預，坦率地説，有些問題單靠任何一方是無法解決的，必須由雙方共同解決。有些問題未及時解決，是由於澳葡政府工作效率不高造成的。凡是合理的中方都給予支援。
葡方又提出：中國簽訂《聯合聲明》的人下臺了，《聯合聲明》是否還合法？對此，我説，“中國有句老話，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人換了，營房還存在。《聯合聲明》是兩國政府代表簽署，兩國最高立法機構批准，送聯合國備案，是國際性的文件，是不可動搖的。”經過做工作，最後雙方達成一致，如期舉行聯絡小組全體會議，但開會地點由澳門改在裏斯本，我們認為開會地點不是原則問題，同意了葡方的建議。中葡聯絡小組工作未發生中斷，打破了西方對中國的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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