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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公務員本地化問題
葡萄牙統治澳門400多年，全是從葡萄牙國內聘請合同制公務員，幹兩三年或者是三四年就輪換。當我們提出要解決公務員本地化問題，要逐步增加當地華人在公務員中的比例。他們指責説：“在公務員隊伍中增加當地華人的比例，這是種族主義的提法。”我也不客氣地説：“澳門幾百年都是葡萄牙人在佔據著公務員的位置，沒有一個華人，你們才是種族主義的表現。而我們提出逐步增加當地華人在公務員中的比例是合理的要求，是為了政權順利交接，否則將來把政權交給誰啊？”他也沒有話可説，但還是達不成協議，翻來覆去講這個問題。他們最後可能也意識到，再不解決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抓緊培養當地中國人，到時候中國中央政府會不會派人來接收政權啊？所以拖了四年多，才提出一個公務員本地化的規劃，聯絡小組全體會議達成一致後，葡方採取一些措施，選擇當地一些有培養前途的年輕人到中國內地來學語文，學管理、業務，也送人到葡萄牙機關實習，看其行政機關怎麼運作，然後在葡澳政府機構裏面設立助理之類的副職，慢慢地讓他們熟悉。這樣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總算解決了。
問題三、法律本地化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葡萄牙方面的態度是積極的，因為澳門現用的法律都是葡萄牙的法律，但不是原封不動地，而是要變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但怎麼個變？我在組長會晤時提出一個方案，即五個步驟。第一步，清理，現在澳門用的葡萄牙法律有多少。第二步，分類，民法、刑法、商法等各有多少？哪些準備繼續使用，哪些不準備使用。第三步，修訂一些過時的陳舊的帶有殖民色彩的法律。第四步，翻譯成中文。第五步，過戶 通過法律程式將葡萄牙法律變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他點頭表示同意。在聯絡小組全體會議上，他説我們贊成法律本地化，我們提出五個步驟進行。對此我們不計較誰先提出的方案，就是要解決問題。
翻譯法律遇到的困難是沒有能把葡萄牙法律條文譯成中文的人才。採取三結合的辦法，第一個人懂葡萄牙法律，會説廣東話，但不會説普通話。第二個人會説廣東話和普通話，但不懂法律。第三個人請內地法律專家幫助編成法律條文。這項工作費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把主要的法律都譯成了中文。
問題四、澳門加入有關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問題
要給澳門創造一個開展國際活動的良好環境，使它能夠獨立開展對外交流活動。葡方大使多次提出“有關”這兩個字不美，想修改。
我對他解釋，“有關”二字是一個限制詞，比如聯合國是主權國家參加的組織，一個地區就不能參加，非主權國家參加的組織，特別行政區地區可以參加。但他還是在全體會議提出這問題，對此我説“‘有關’二字不能修改。《聯合聲明》是兩國總理代表兩國政府簽署的，兩國最高立法機構批准的，送到聯合國備案，是一個國際性文件，如果我們修改了會遭到不幸。”他就在那裏嘟囔，他們與會的人都用手捂住臉偷笑起來。
經過雙方多次商談，包括我的後任，一共解決了46個國際組織，解決國際條約和公約141個，這樣就為澳門進行國際活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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