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縣“愚人村”摘帽人陳申福：為教育貢獻自己的熱浪

1984年，在外務工的陳申福毅然返鄉，成為了倉房小學唯一的一名老師。早上8點，開始為學生們上課，語文、數學、音樂、美術、體育，所有科目都由他一人教授；11點，讓學生們自習，自己到廚房為孩子們做飯；放學後，幹農活挖藥材補貼家用；晚上，批改作業、準備教案……

38年，這樣的場景每天都在重復播放；38年，他想的最多的事情是不能耽擱孩子；38年，他最自豪的是教出了300多名學生，其中大學生就有46名，幫助家鄉摘掉了“愚人村”的帽子。38年，他紮根深山，詮釋著一位鄉村教師對教育事業的無限忠誠，充滿了一個倉房人對家鄉的無比熱愛。

2019年，本該退休的他，想到村裏的孩子們，義無反顧的接受縣教委的退休教師返聘，堅守在三尺講臺上。2022年6月，他送走了倉房的最後一批適齡學生，9月，他轉戰長茅小學任教，他説：“只要還有一點光，還是要為教育貢獻自己的熱浪。”

城口，地處大巴山腹地，群山莽莽，溝壑縱橫，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説法，而倉房，更是這種地貌的典型，曾有“一河夾兩山，兩山入雲霄；地無三尺平，房無三丈高”的民諺。

上世紀80年代末，《四川日報》記錄下觸目驚心的貧困狀況：在這個距離城口縣城僅7公里的山村，家家戶戶居住的竟是“‘棒棒’一圍，茅草一蓋”就是一間房的“排肋房子”，甚至是“茅草一堆、薄膜一蓋”就是一間屋的“窩草蓬蓬”。

一個更令人揪心的事實是當地人九成以上是文盲，不少人因沒有文化和長期無人交流，竟已不大會説話，一張口就是啊呀哦的，就像啞巴和傻子……後來，一篇名為《“愚人村”的悲哀》的報道讓“愚人村”這個名字不脛而走，給倉房村的歷史記上了最恥辱和深刻的一筆，也深深刺痛了陳申福的心。

上世紀80年代以前，整個村子基本都是文盲，能認識幾個字就是村民中了不起的“文化人”。

新中國成立後，直到1965年，村子裏才有了第一所“學校”，而所謂的“學校”，也只不過是一間四處漏風的“排肋房子”，只有幾個學生，唯一的一名老師，還是從外村請來的，僅有初中文化，即使是這名老師，沒過多久也因為無法忍受艱苦的條件離開了。沒有辦法，村裏只有四處求人，只要有點文化，願意教書的人村裏都“來者不拒”請來代課，但即使如此，也沒有一個老師能待上兩年。

陳申福是村裏第一位高中生，畢業後，便在外面打工，但每每想起在倉房上學的情景，他就忍不住為村裏的孩子們擔心，“我在村裏讀了5年小學，老師換了5、6個。”陳申福説，要摘掉“愚人村”的帽子，還是得從教育抓起，決不能讓孩子們再因為沒文化遭罪。

1984年，又一位老師因為忍受不了艱苦的條件離開了，陳申福聽説後，毅然返鄉，成為了倉房小學唯一的一名老師，“老師留不住？那我來當老師！”。

在他剛剛“上任”的那個秋天，便遇到了“攔路虎”，由於原有代課老師水準實在有限，學校裏12名學生在百分制的考試中，平均成績竟然只有12.5分。

困難沒有讓陳申福喪失信心，反而激起了他的鬥志，他起早貪黑認真備課，根據學生情況針對性制定教學計劃，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學生成績大幅上升，最低成績都有68.5分，最高成績達到了90多分。

陳申福“一炮走紅”，村民們看到如此“優異”的成績，原來讓孩子在家做農活的村民紛紛將孩子送來讀書，班裏的學生一下子達到了60多人。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外出務工，只要人勤快，光憑勞力一年就可以掙到幾千元，更別説還有高中文憑的陳申福了，但是他當老師的工資每個月只有9元，還要等到年終才能領到，每當看到那些同齡人過年時帶回來的成沓的鈔票，他也不止一次想過放棄。尤其在結婚生子之後，日子過得更緊了，每天上完課，走兩個小時山路回家後，得趕緊把學生作業改了，教案備了，然後幹農活喂豬；到了放假的時候，還得上山割生漆、採中藥，這樣才能勉強湊齊家用。

2000年前後，陳申福的孩子一個上大學、一個上高中，原本勉強收支平衡的陳申福，到了這時，也不得不考慮另謀出路。

得知消息的村幹部、學生家長都勸陳申福繼續留下。

“他們説這麼偏僻的地方，外頭好老師都不願意來，你走了娃兒就沒人教了。”回憶起那段艱辛拮據的日子，陳申福感慨萬千，“當時真的是飯都吃不起了，晚上愁得瞌睡都睡不著，心裏頭就有兩個人在打架，一個説，你這麼堅持把自己搞的這麼辛苦是為哪般，趕緊走吧，到深圳去、到靈寶去，哪兒不比耗在這裡強？另一個説，不行，不能走！我走了，孩子們怎麼辦？村裏孩子的教育，好不容易才有點起色的，這一走不就一夜回到解放前。”

妻子楊正菊原本是想勸説丈夫放棄的，但看著他內心備受煎熬的樣子，説出口的話卻變成了“要不你還是留下吧，我出去進廠掙錢”，説完就抱著他，一邊打一邊哭。

説到這些往事，陳申福總會充滿愧疚，眼泛淚光，“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老婆和孩子，這些債，也只有下輩子才還得上了”。

改革開放後，開始有了年輕的倉房人走出大山、走進城市。但村民想到的，還是外出賣力打工掙錢，讀不讀書不重要，能掙到錢就行。

陳申福對這種現象記憶猶新，在他教書的前幾年，經常發現學生沒來上課，找人一問，多半都是家長把孩子帶出去一同打工去了。

鄧光友便是其中之一，由於家庭貧困，父親連每學期9毛8分錢的學費都交不起，一家四兄弟，沒有一人讀書。

陳申福想方設法為他們墊上學費，四兄弟入了學，可讓他沒想到的是，僅僅兩個月後，四兄弟就集體輟學，到府一問，兩兄弟跟父親出門打工去了，另外兩兄弟跟著母親在家裏種地，陳申福費盡了口舌，最終也沒能讓四兄弟回校讀書，這件事讓他久久不能釋懷。

從那以後，他開始了密集的家訪，只要稍有空閒，就到學生家裏去、到有適齡兒童的農戶家裏去，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的給村民們做思想工作，往往要很晚才能回家，到家後還要伺候牲口、批改作業、準備教案。

在他的勸説下，大部分村民都慢慢的轉變了觀念，支援孩子們上學。後來，隨著越來越多的高中生、大學生走出倉房、改變命運，村民們對教育也越來越重視，大家紛紛認識到只有讀書才能斷掉窮根。他們給自己定下了一條規矩：“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再苦也要送孩子讀書！”

現在的倉房村，不僅不需要教師挨家挨戶勸説家長們必須送孩子讀書，家長們還紛紛將孩子送到龍田鄉中心小學、縣城學校甚至是重慶更好的學校讀書，“讀書不讀書，都是坐‘山川'，最後還得種莊稼”的落後思想已經一去不復返。

1998年新學期開學後不久，陳申福借宿家訪回家途中，在趟水過溪時遇上了突發的洪水，一下子被衝開4米遠，要不是他隨手亂舞拉住了一棵樹，後果不堪設想，死裏逃生的他禁不住想“我一個成年人，都會這麼危險，天知道學生們在過這些溝溝坎坎的時候，會是什麼情形。”於是，陳申福多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他都會站在學校門口等，不時抬頭看看眼前的山坡，只有看到孩子們的身影穿過林蔭之間，才會放下懸著的心。

只要還有一點光，還是要為倉房貢獻自己的熱浪。

2022年，陳申福已經63歲了，這是他在倉房村小學任教的第38個年頭。38年來，他先後教過300多名學生。

“村裏的每一個年輕人，都當過我的學生。”他驕傲的説，在這300多名學生裏，有190名初中生、65名高中生、46名大學生，“愚人村”的帽子已經徹底被摘掉。

其實，早在2019年，陳申福就已經退休了，家裏的大孫子都已經四歲了，妻子也勸他一起去縣城和孩子們生活，但想到村裏的孩子們，他還是義無反顧的接受了縣教委的退休教師返聘，又回到了他熟悉的三尺講臺上。

2022年6月。他送走了倉房村最後一批適齡學生，想著終於可以休息下時，又聽説長茅小學的老師退休了，他便主動向教委申請，將他調到長茅小學去任教。

看著長茅的7個孩子，他説：“只要還有一點光，還是要為教育貢獻自己的熱浪。”（王雪梅、熊玲/文 圖片由城口縣融媒體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