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召開的第十一次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受到各界關注，媒體在競相講述華僑華人的故事時，不應忘記，華僑華人恰是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重要力量。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80多年前，抗日戰爭時期，著名華僑代表陳嘉庚先生衝破重重阻力訪問延安的故事。

陳嘉庚先生在延安，不僅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共領導人就抗戰、國共合作等問題深入交談，還出席延安各界歡迎會等活動，參觀延安的工廠。某種意義上，陳嘉庚先生像一位深度調查記者和體驗式採訪人，深入延安革命和生産的方方面面，他因此讀懂了中國共産黨，也成為當年講好中國共産黨故事的一面旗幟。離開延安後，陳嘉庚多次公開演講、接受記者採訪，還撰寫了《南僑回憶錄》，創辦《南僑日報》，用多種方式向海外華僑和國際社會傳播中國共産黨的真實形象。比如，1941年1月，陳嘉庚回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快樂世界體育館發表了長達兩小時的演講。當天，“參加團體，多至四百四十余單位”，聽眾“達3萬餘人，濟濟蹌蹌，盛況空前”，講者“言懇意摯”，聽者莫不為之“動容”。有人評價説，如果南洋是中國共産黨形象傳播的重要陣地，那麼陳嘉庚就是這個陣地的重要開拓者和引領者。

其實，早在1916年，孫中山先生在《致海外革命同志書》中就提出“華僑是革命之母”的觀點。陳嘉庚之後，更是有千千萬萬的華僑華人，在各個歷史時期，用實際行動向世界介紹説明中國，為溝通中外、連接中國與世界發揮了獨特作用。

新時代，中國要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華人華僑也一定是重要的、獨特的資源。

當然，國際傳播不限于媒體傳播。加拿大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在上世紀提出著名的觀點：媒介即人的延伸。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下，在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的生態中，我們如果從國際傳播的角度去考量，也可以借用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觀點：廣大華僑華人在國際社會的所有經濟、社會活動都是國際傳播工作的延伸，都是我們觸達國際社會的最鮮活、最全面、最真實的神經元，都是一種溝通人心的工作。

筆者認為，華人華僑無論在國際社會做中餐、開醫館、辦學校，還是在中國傳統日舉辦節慶活動，在日常生活中舉手投足的中國禮儀，都是傳播中國。正因為華僑華人的生活與住在國人民的生活融為一體，有人的故事就有溫度，潤物無聲，自然共鳴，有時候可能是比媒體的報道更有效的國際傳播。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華人華僑離開故土到異國他鄉，最容易入手的行業是中餐。而中餐飽浸獨特、厚重的中華文化，恰好成為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的生動載體。據統計，90%以上的華僑華人從事或從事過餐飲及其相關行業，海外中餐館數量超過40萬家。舉個例子：浙江省僑聯兼職副主席季志海曾在義大利開辦中餐館，他告訴筆者，當時90%以上的食客是義大利人。他的餐廳特別注重中修，後來還通過餐廳電視播放中國文化，備受當地人喜歡。後來，季志海還創辦華文報紙，服務華僑同胞也介紹中國文化。開中餐、辦報紙過程中，一些義大利主流社會代表人士成為季志海的好朋友，進而支援了中意友好交流合作。筆者認為，只要有一個國際人士端起中餐館的飯碗，就至少成為1個碰觸到中國的真實流量，而且這種“流量”，在此後很可能會保持不小的粘性和活躍度，甚至具備“呼朋引伴”式的擴散力。

中醫藥也是國際傳播的重要載體。至2019年12月，我國在全球共設立54個中醫藥海外中心，廣泛分佈在世界各大洲，在推動中醫藥海外發展和文化國際傳播中取得了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成果。在抗擊新冠肺炎期間，廣大華人華僑不但自己用中醫藥抗疫，也給當地國家的人民帶去中醫藥方案，受到廣泛歡迎，也讓當地人更好了解了源自中國的文化和科學。

日常生活更是如此，比如在馬來西亞，華僑華人多奉行中華文化習俗，每逢新年，他們要按照禮俗，跪著向長輩敬茶問安；辦婚喪大事時，所行的仍然是中國古禮。他們的住家、大門及窗簾上的對聯，大廳供奉的神像、木雕屏風、陶瓷古董等，都具有濃重的傳統華僑家居特色。某種意義上，一個華人華僑的家庭，就是一面中華文化的宣傳板。

另外，還有遍佈全球的 2 萬多所華文學校、2 萬多個華僑華人社團、1000 多家華文媒體以及獨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國城等，都是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發出中國聲音的重要平臺。

所以，華僑華人的海外生活，正是國際傳播的寶貴富媒體資源。筆者認為，在新時代，利用華人華僑資源開展國際傳播，尤其應該重視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好發揮華僑華人社團的堡壘作用，把更多力量組織起來；二是要高度重視華僑華人“Z世代”力量，用心涵養僑資源；三是要助力華文媒體與國內媒體平臺廣泛合作，助力代表性的華文媒體更好落地世界各個角落；四是在春節等各種節慶活動中，加強中華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促進海外世界通過理解文化進而理解中國。

（作者張寧銳：中國網文化發展中心副主任、中國網議庫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