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強調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戰略舉措，要圍繞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制度型開放為重點，聚焦投資、貿易、金融、創新等對外交流合作的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積極主動把我國對外開放提高到新水準。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我國對外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國貨物貿易總量2022年超過40萬億元，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進一步鞏固；服務貿易佔比不斷提高，成為世界第二大服務貿易國家。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國際直接投資）國家和ODI（對外直接投資）國家。外資對我國經濟拉動作用不斷加大，對外投資不斷加強，促進了世界經濟發展。同時，我國對外開放的品質不斷提升，格局發生變化，制度開放不斷取得進展。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多邊貿易，主動融入世界經濟。亞洲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的建立，服務貿易會、進博會的舉辦，RCEP的加入都為我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平臺。

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每人平均GDP水準的不斷提升，我國的國內市場規模優勢逐步顯現，這也意味著經濟開放戰略和結構調整戰略也需要進行相應調整，從充分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外需市場逐步轉向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從出口導向型經濟轉向國內國際雙迴圈格局。我們要充分認識在新發展格局下對外開放的重要性。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已深度嵌入國際産業鏈分工體系中，中國的外資企業涉及2億人就業，相當於勞動力總數的三分之一，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也不容忽視，在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與貿易保護主義疊加的形勢下，我國更要堅持更加積極的對外開放戰略。

同時，也要認識到我國目前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大，影響我國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世界將面臨高通脹、高利率、高風險、低增長的態勢。一方面高利率使得國際債務風險加大。利率的提高，特別是美國利率的提升使得國家的主權債務的成本急劇上升，違約風險加劇。另一方面，高利率使得金融系統，特別是銀行風險加大，美國第一共和銀行最近再次出現風險就是典型例子。外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影響我國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一是影響我國製造業的恢復。2023年1-5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6%，外商港澳臺工業增加值1.3%；二是影響我國整體投資水準。今年1-5月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只有5.2%。三是影響我國進出口水準和進出口的結構。2023年1-6月進出口增長2.1%，呈現下降趨勢。四是外商港澳臺企業利潤下降，吸納就業下降，影響了我國就業水準。五是影響市場預期的恢復。從統計局公佈的製造業和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來看，製造業和非製造業PMI不高。

因此，應對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必須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高水準的對外開放。

首先，進一步認識對外開放的重要性，持續擴大開放，探討更加積極、多元化的國際化戰略，形成新的比較優勢。一是拓展多元化的國際市場，以“一帶一路”為突破口，通過與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深入合作，共同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貿易往來、産業協作和共同發展的戰略平臺，有助於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國際迴圈體系。二是加快完善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製度建設，打造成為聯繫國內國際雙迴圈的重要平臺，推進上海、廣東、北京、天津等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與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發展，加速形成新型國際迴圈。三是把吸引外商投資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強調外資企業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落實各項外資企業優惠措施。在我國改革開放45年中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拉動作用非常明顯，帶來了我國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帶來了我國技術進步。

其次，進一步降低關稅水準，發展服務貿易，切實穩定我國進出口。一是進一步降低整體關稅水準，特別是中美貿易戰後的關稅水準；今年1-6月對美國貿易下降嚴重，通過協商降低中美貿易關稅來改善中美貿易。二是大力發展服務貿易，特別是數字服務貿易的發展，設立數字服務貿易示範區，支援服務貿易的高品質發展。提升智慧財産權服務貿易水準，特別是加大智慧財産權服務貿易的進口。提升金融服務貿易水準，服務製造業和服務貿易的高品質增長。

第三，大力鼓勵跨境電商的發展，完善跨境電商結構，推廣跨境電商的數字人民幣支付。一是完善我國跨境電商結構，擴大B2C市場開放。我國跨境電商B2B的規模達到75.6%，而B2C的規模只佔比24.4%，未來大力發展跨境電商中的B2C；二是加大我國跨境電商中進口規模。我國跨境電商中的進口規模不大，只有3.4萬億的規模，增長6.25%，而出口12.3萬億，增長11.81%。三是在跨境電商中推廣人民幣的使用。利用跨境電商推薦人民幣的結算，規避匯率風險。

第四，加快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切實防範風險，服務我國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一是加快我國金融服務的開放，為我國更高水準的開放提供國際化的金融服務。從我國目前的融資結構來看，外幣貸款不高，從2012年開始急劇下降，特別是近幾年外幣貸款的規模是負增長。二是防範金融風險，建立和完善針對國內和國際金融市場風險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加強對國內的風險進行監測識別，包括金融機構、房地産和地方債風險進行壓力測試和風險識別，幫助金融監管部門及時採取具有前瞻性、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加強對國際金融風險進行監測預警，分析其影響國內市場的途徑，結合國內外經濟形勢進行綜合判斷，採取前瞻性、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數量經濟與數理金融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北京工商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