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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力:賡續文脈 繼往開來

2023-07-03 09:12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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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力部分學術論著

  ▲陳力部分學術論著

  ▲陳力部分學術論著

■編者按: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中華文明博大精深。古籍文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大學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陳力幾十年來始終致力於古籍工作,本報記者專訪陳力,請他談談新起點上如何做好古籍文獻整理研究,以更好地推動文化傳承發展。

繼往開來,深挖中華傳統文化優秀內涵

學術家園:中辦、國辦2022年印發的《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意見》中提出,系統整理蘊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思想理念、中華傳統美德、中華人文精神的古籍文獻,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借鑒。在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方面,請談談您的思考?作為新時代古籍研究者,如何充分挖掘其時代價值?

陳力:中華文化從古至今一脈相承,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已經深深地植根于中國人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中。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是民族、國家凝聚力的基礎,也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巋然屹立、不斷發展壯大的根本。

文化既是一種表像,更是一種精神、一種傳統,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不同的文化現象,但是,一些基礎的核心的思想觀念卻具有永恒的意義,如“仁”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孔子説“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説“仁者愛人”,用“仁”去處理人與人、人與萬物之間的關係,體現了中華文化的高深博大。這種思想,在過去幾千年裏是中華民族最高的道德追求,也應該是今天以及未來的道德追求,雖然具體的表述可能會變化,但本質卻是一以貫之的。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就用現代語言從一個角度很好地詮釋了“仁”的思想。

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歷程中,有許多經驗、教訓,這是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産,分析研究這些經驗、教訓,對於今天、面向未來都有寶貴的借鑒意義,因此孔子説“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而這些歷史經驗與教訓,大多保存在古籍中。

古籍作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遺産,保存、利用、弘揚好這筆遺産是時代的需要,也是古籍工作者的歷史責任。對於古籍工作者來説,我認為更重要的職責是保護好古籍,讓更多的專業研究者、普通公眾更方便地利用古籍。我幾年前已從國家圖書館退休,現在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學的教學工作,我希望通過教學,培養學生的文獻學素養,能夠在今後的研究中更好地利用古籍。

學術家園:您剛才提到,經典古籍不僅專供學者研究,還要供大眾閱讀學習。圖書館是古籍宣傳普及的重要機構,您從事圖書館工作多年,在此方面有哪些體會與思考?

陳力:我在圖書館工作了30多年,在圖書館的第一個工作崗位就是古籍閱覽室,先後從事過古籍閱覽服務、古籍整理與編目,也參與過《中國古籍總目》的編纂和全國古籍保護工作。我認為,同樣是古籍工作,圖書館古籍工作者與專門從事古籍研究的學者應當有不同的職責和研究重點。在我國存世的幾千萬冊古籍中,絕大部分都收藏在各級各類圖書館中。做好古籍的原生性保護、完整準確地揭示館藏古籍、做好讀者服務工作是古籍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對於圖書館工作者來説,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古籍、揭示館藏、服務讀者,讓更多人更方便地利用古籍、研究古籍,也就是“為人作嫁衣裳”。當然,“為人作嫁衣裳”也是需要專業知識的,在這個意義上,開展古籍研究,利用文獻學知識去服務讀者。

今天我們已經邁入數字化時代,利用數字技術、網路技術以及人工智慧技術讓古籍化身千百,更深入地揭示古籍中所蘊含的思想文化內涵,已經成為時代的需要。我也高興地看到,在《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意見》中專門提到“推進古籍數字化”,並且有關部門已經開始相關工作。可以預料,古籍數字化,將成為未來圖書館古籍工作的重點。

學術家園:文獻學分支中有一門辨偽學,您曾經專門進行過相關研究。辨偽學在古籍文獻研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陳力:辨偽學屬於文獻學的一個分支,是為了還原古籍的真實面貌。我的碩士論文就是《今本〈竹書紀年〉研究》,之後也寫過一些關於辨偽學的文章。

古籍辨偽在中國是一門古老學問,很早人們就已經發現有些古書可能是後人依託、偽造的。《漢書·藝文志》中不少書就註明了“似依讬”“似後世語”。明代以後,辨偽學的理論與方法漸成體系,到清代成為“乾嘉之學”的重要內容,近現代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顧頡剛等先生都有專門的研究。

古籍辨偽不是為了拋棄“偽書”,而是為了還古籍以本來面目,比如某一文獻是什麼時候出現的,作者或者編者是誰,文獻內容在流傳過程中發生了什麼變化,等等。古籍辨偽最終的目的還是讓專業的古籍研究者更準確地利用文獻。

科技賦能,推動傳統文化研究新發展

學術家園:隨著大數據等資訊化技術迅猛發展,科技賦能在古籍文獻整理研究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您多次提及“數字人文研究”,能否簡要介紹這一概念?數字人文研究在推動古籍整理研究、推動文化傳承發展方面,有哪些助力?

陳力: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人們利用古籍有了更方便的條件。比如三四十年前,幾乎每一個從事傳統學術研究的人都得到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古籍收藏機構去查閱古籍,費時、費錢、費心不説,如果遇到古籍的保存狀況不佳,甚至沒有編目,許多古籍都沒法利用,學者們常有古籍“藏在深閨人未識”之嘆。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這種情況得到了根本改觀。國家圖書館的網站上有超過十萬種古籍可以自由閱覽,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北大圖書館等重要的古籍收藏機構也都有大量特色古籍被數字化,古籍利用條件得到了根本性改善,而這些變化,除了人們特別是圖書館人思想觀念的變化以外,技術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數字人文”目前在學術界是一個十分熱門的話題,但是,對於什麼是“數字人文”,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會從不同角度進行詮釋並開展相關研究。我認為,“數字人文”是在傳統人文研究中引入數字技術及方法來研究的一種新型的跨學科研究範式。數字人文不是簡單的人文學科資料的數字轉換,也不僅僅是在研究中引入數學建模、套用數字公式,而是利用數字技術和方法,通過對文獻的數字化處理並進行數據分析、資訊和知識挖掘從而獲得新的知識,或者使碎片化的知識系統化、使隱形化的知識顯性化。比如説,關於《紅樓夢》後40回的作者,歷來就有不同的觀點,有學者試圖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研究,因為語言是有時代性的,且具有個人風格,因此有學者曾對前80回與後40回的字頻、詞頻進行統計分析,如果人工進行,費時費力,而通過電腦進行處理,就方便容易多了。當然,現在電腦能夠做的事更多了,包括古籍自動標點、文本分析與數據挖掘等,這使得古籍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目前,我關注的領域重點在古典知識庫的建設上,這是數字人文研究中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因為,在以中國古代文化為對象的數字人文研究中,也面臨著不少難題:如何讓電腦讀懂中國的古書?如何借助電腦的大數據處理技術在一些原本看起來毫不相干的史料之間建立聯繫,通過關聯關係、因果關係的分析,形成新的證據鏈,從而發現新的知識?在進行古籍數字化——數字人文研究最基礎的工作時,如何通過語義關係讓電腦準確判斷古籍中一字多形、一形多義問題,進而作出正確選擇?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專家系統亦即我們通常所説的“古典知識庫”來支援。

知識庫本質上就是一種知識工具。中國古典知識庫,顧名思義,就是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與中國古代社會有關的知識總集,是根據古代文獻對古代數據、資訊、知識和智慧進行綜合處理的資訊系統。古典知識庫不僅是實現機器學習、人工智慧的基礎性工具,同時,它本身也是數字人文研究中的一部分,通過對超大數據、超大規模的古代知識的蒐集、整理,本身就能形成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

古典知識庫建設是將散佈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的知識析出,經過整理,將無序的知識有序化、體系化、結構化,變成電腦可以處理的數據。古典知識庫的建設需要重點考慮以下問題:如何表達知識,如何認識古代知識的不同形態和不同類型,知識單元如何抽取和標引,如何處理隱性知識,如何揭示知識之間的關係。一個能夠完整、準確反映中國古代文化特點的古典知識庫應滿足以下基本條件:支援古代文獻的閱讀、研究,支援古代文獻的全文檢索和語義檢索,是擁有知識且具智慧性的系統,是結構化、標準化、開放的、可擴展的知識平臺。

學術家園:您近期有哪些學術計劃?

陳力:目前正在進行《中國文獻學史》的編撰,這是由我個人承擔的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預計今年底結項。這算是我前幾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圖書史》的姊妹篇,主要是從學術發展史的角度對中國古代到現代“文獻學”的發展歷史進行一次全面、系統的梳理。

除此之外,我目前也對中國古代“知識體系”問題有興趣,特別是對中國古代的知識工具——類書、政書、專志等進行了一些研究,希望這些研究能夠有助於前面提到的“古典知識庫”的建設。

【責任編輯:李培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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