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強率隊調研溫州市民中心

　　▲ 調研組在永康市政務服務中心調研 （楊朝英 攝）

作為市場主體，民營企業家最在意什麼？

作為標桿，浙江為什麼會成為民營經濟大省強省？

作為監管者，政府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品質發展的關鍵抓手是什麼？

……

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指向四個字：法治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黨中央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當作自己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極大地堅定了民營企業家的發展決心，提振了信心，為民營經濟高品質發展指明瞭方向。

為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重要講話和關於民營經濟系列重要講話精神，5月22日至25日，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優化民營經濟法治環境”調研組赴浙江開展調研。

浙江是民營經濟大省。根據2021年統計數據，民營經濟貢獻了全省67%左右的GDP、73.4%的稅收、75.5%的創新投入、87.5%的就業、96.7%的市場主體。2022年浙江107家民企入圍中國民營經濟500強，數量連續24年居全國第一。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破除制約民營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制度障礙，依法維護民營企業産權和企業家權益，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鼓勵和支援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提振市場預期和信心。”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徐令義介紹説，浙江是民營經濟先發地區、民營經濟大省，是民營企業家成長成才的搖籃。因此，調研組第一站就來到浙江實地調研，總結經驗，開闊眼界，開拓思路。

調研期間，調研組深入溫州、金華、杭州的市區鎮三級政務服務中心、市場監督管理局等機構，走訪了基層法庭、仲裁委、司法所等單位，走進涉及製造、商貿、物流、科技、生物醫藥等行業12家民營企業，召開政府部門和企業家代表參加的座談會，面對面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建議。

委員們深入界別群眾，採用現場調研、提問交流、座談討論等方式，一方面了解到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發展第一手情況、發展訴求，另一方面解疑釋惑，宣傳黨和國家惠企政策，真心實意助力企業發展，實現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

調研組認為，浙江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萌發地和民營經濟發展大省，忠實踐行“八八戰略”，奮力推進“兩個先行”，在優化民營經濟法治環境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積累了鮮活經驗。

立法鑄基

除了法律法規，標準也是關鍵

立法是法治基石。

調研組了解到，作為民營經濟大省強省，浙江在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立法方面，也走在了前列。

“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優化營商環境工作，把持續優化營商環境作為‘一號改革工程’。敢於直面營商環境中的問題，針對民營企業生産經營中堵點、痛點、難點，積極主動作為，逐一分析研判解決，形成了企業家認可又能促進企業發展的良好營商環境；浙江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注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形成了許多重要制度成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對浙江優化民營經濟法治環境中的立法成果頗為關注。

如，浙江省出臺《浙江省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條例》《浙江省民營企業發展促進條例》《行政合法性審查規定》《浙江省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暫行辦法》《關於政法機關服務保障企業經營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溫州市專門制定了《“兩個健康”先行區建設促進條例》《涉企行政指導目錄》等文件；金華市金東區委區政府制定《關於優化提升營商環境的18條意見》等，為企業提供全生命週期法治保障。

調研組發現，有些共性問題，尚需中央與地方之間、各部門之間加強合作才能有效解決。

“大家看看這個，非常典型。”在義烏市行政復議局，調研組一行穿過走廊時，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原專職副主席李兆前掃了一下靠墻展板，一邊拿出手機拍照，一邊招呼大家仔細看看內容。

這是義烏市人民政府的一份行政復議建議書，收文對像是義烏市應急管理局。

起因是舉報人不服應急管理局“關於舉報六家公司涉嫌非法經營危險化學品”的回復，提請行政復議。

背景是，卡式爐氣罐已廣泛應用於戶外休閒等領域，但相關法律法規未將其納入危險化學品管理，與城鎮燃氣管理路徑亦不同。但從物流到應用，安全隱患也確實不少。

亮點不在維持原行政行為有效，而是後邊的建議。

該文書提出，對新興行業、領域的安全生産監督管理職責不明確的，應急管理部門和對有關行業、領域的監管部門，應當相互配合、齊抓共管、資訊共用、資源共用，依法加強安全生産監督管理工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實施條例》，建議對上述情況予以重視，明確監管職責，組織情況摸排，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定期開展隱患排查，防患于未然。

“基層政府沒有許可權設定危化品種類和數量限度，需要國家相關部門進行界定。義烏市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已經盡了最大努力。這個案例也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法治社會建設既需要法律保障，也需要部門規章、標準規範落實法律規定。從某種程度上講，法治社會也是標準化支撐的社會。二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的形勢下，治理體系如何有效平衡發展與安全的關係。”李兆前向大家解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也深有同感。“我們在實踐中最怕遇到這種情況，有上位法但具體執行標準模糊，當事人和法官都很頭疼。”皮劍龍説，不僅僅在民營經濟領域，現在各行各業分工都越來越細、範圍越來越廣，有些還有交叉，標準供給不足問題日益突顯。

調研組認為，解決標準供給問題不能全靠各部委，這不現實，也不科學。商協會組織和龍頭企業也要承擔自己的責任。在這方面，浙江省也有一定經驗。比如，浙江省制定了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暫行辦法，鼓勵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推動涉企政策制定從“政府端菜”轉向“企業點菜”，從源頭解決助企惠企難題。

執法為民

念好“一”字訣 釋放新動能

時間就是金錢。在浙江，這也是優化法治營商環境“金標準”。

記者注意到，浙江省大幅降低時間成本，提高行政服務效率的秘訣就在“一”字上。

對要辦事的群眾來説，“最多跑一次”已成常態。

在永康市，每2.7個永康人中就有一個是老闆。這個比例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地營商環境不斷優化。“無論是企業，還是普通居民，到政府辦事最多就跑一次，有時人不用去，在網上就能辦了。”炊大皇（王）第三代當家人王鵬説。

對要辦的事，能一起辦的就儘量歸在一起辦。

比如，永康素有“中國五金之都”之稱，每年工傷事故多發，傳統辦理工傷程式多，平均時間要半年，企業和工人對此都很頭疼。為此，永康市2019年7月起推出了簡易“工傷ETC”快速辦理模式。由企業、醫院、人社部門簽訂三方協議，職工受傷後到醫院救治只需刷臉就行。理賠時，只要在一份承諾書、一份申請表上簽字，就能同時辦理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待遇支付三道手續，小傷最短一週內即可賠付到賬。

全國政協委員，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莫榮説，市場半徑越大，分工越細，效率越高。永康品牌享譽全球，做的是全球生意，細化分工、精益求精的精神已經滲透到方方面面，必然會推動政府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持續提升治理現代化水準。

永康只是浙江一個縮影。

調研組了解到，浙江省推進“減證便民”和“無證明”改革，累計取消省市兩級證明事項202項，實現地方設定證明事項全面清零。推動準入準營“一件事”改革，推進工業産品許可證和營業執照同步變更、登出。創新打造“有效投資e本賬”重大應用，將企業自投資備案完成到建設用地許可證領取的時間，從53天縮減至1天以內。開展商事登記制度改革，打造企業開辦“一站式”辦理體系，等等。逐步轉向寬進嚴管，把更多行政資源從事前審批轉到事中事後監管上來。

在新技術應用和跨省、跨部門合作等調研組比較關注的領域，浙江也有驚喜。如，持續放大數字化改革新優勢的重要成果，“浙裏營商”應用提供2000余項惠企便民服務，實名註冊用戶數突破1億；上線運作129個全國範圍“跨省通辦”事項，全省市場監管、稅務、海關、商務、人力社保、統計等部門企業年報實現多報合一，有效減輕企業負擔。

對於浙江改善營商環境中的幾個“一”，馬懷德印象深刻。他告訴記者，浙江推動準入準營“一件事”改革，實現政務服務事項“一網通辦”，深化“大綜合一體化”行政執法改革等，切實解決了營商環境中的難點問題，為優化營商環境創出了“浙江經驗”。

司法高效

數字賦能 推動形成新文明

數字經濟正深度改變中國經濟運作態勢。在浙江優化民營經濟法治環境過程中，數字經濟也正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杭州市上城區法院基金小鎮人民法庭，調研組看到了數字科技賦能審判的力量。

“你們想看什麼，我都能從這臺電腦展示出來。從審判員的個人情況，到具體一個案件到了哪個階段，等等。當然，看不同的內容，需要不同的許可權。”調研組成員，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朱新力現場作業，給其他調研組成員展示了浙江法院系統智慧大腦的強大功能。

在業務端，“鳳凰金融智審”平臺也讓在場的調研組成員、記者們大開眼界。系統會在庭前自動審查立案、自動分案排期、自動生成程式性文書並送達當事人；庭審中，協助法官主持庭審，組織舉證質證，動態生成爭議焦點，甚至能實時生成裁判文書；最終，它幫助法官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當庭“宣判、送達、電子歸檔”，基本實現了無紙化、智慧化。

調研組看到，當科技賦能與機制創新緊密結合，全社會糾紛解決成本正在大幅降低。而這，不僅僅局限于法院系統。

下沉法官團隊、前移化解關口、打造解紛閉環的非訴解紛全域法官指導機制，就是其中之一。

杭州市臨平區喬司街道綜治中心，是全國首個鄉鎮級綜合治理中心。據杭州市臨平區喬司街道相關負責人介紹，2021年8月，臨平區人民法院將這套機製作為全新的訴源治理工作方法，在臨平區喬司街道先行試點，訴前調解成功率達到82.9%。這個機制也得到了浙江省高院、最高人民法院的肯定。

調研組認為，訴源治理作為社會治理重要組成部分，對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進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這個機制抓到點子上，解決了關鍵問題，很有示範價值。

在喬司街道“金字招牌”楊金泉糾紛調解服務中心，調研組現場看到了這個訴源治理糾紛解決機制的工作場景。

“通過你們中心調解達成調解協議的，當事人自動履行的情況如何？當事人在你們這裡達成調解協議後有沒有反悔的？對調解協議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的多嗎？”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雅玲對楊金泉的提問，也得到了調研組其他成員的應和。

“我們調解服務中心和人民法院聯繫密切，經我們中心調解達成的調解協議，人民法院很快就通過法定程式對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一般情況下當事人都會自動履行。個別未履行的，當事人持經過司法確認的調解協議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金牌調解員楊金泉向調研組解釋説。

我國人民調解法規定，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議有效，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

調研組認為，浙江法院系統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為解決案多人少、司法腐敗、同類同判三大司法難題提供了新樣本，為“優化民營經濟法治環境”創造了基礎條件，同時，也為中國形成建立在智慧社會、智慧經濟基礎上的中國特色司法文明，從而超越西方建立在工業社會基礎上的司法文明，提供了實踐基礎。

守法正己

傳承紅色基因 助力民企法治建設

徒法不足以自行。

全國政協委員，北部戰區中將副政治委員羅益昌在調研中發現一個現象：無論正泰集團、端立集團，還是森馬集團、東經科技，調研的12家企業，都把黨建擺在了突出位置。

“一方面，説明這些企業家政治素質高，對黨有感情，對國家有信心，另一方面，他們也確實體會到抓好黨建工作對企業健康發展的正向促進作用。”羅益昌説，有的企業在抗疫、科技攻關等關鍵時期，黨員突擊隊、黨支部真正起到了戰鬥堡壘作用，黨員充分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因此，他們在招聘時特別願意聘請軍轉幹部、黨員大學生，在企業黨建中也注意把骨幹培養成黨員，降低了員工流失率，提高了戰鬥力，促進了生産力。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政法委原副秘書長白少康調研中也注意到民企黨建。他認為，從完善內部管理、建立法治民企角度講，充分發揮黨組織作用，也能有效促進企業內部反腐。

“大型民營企業內部也面臨一些腐敗問題。有些大型民營企業當家人對此很苦惱。如果出了事兒就送公安，一方面，會影響企業聲譽，另一方面，也沒辦法防止接替他們的人繼續搞腐敗。”白少康説，企業黨組織恰恰能對症下藥。預防腐敗是企業黨組織工作的重要內容，管理有辦法、工作有抓手、辦案有章法，能有效緩解民企內部腐敗問題。即便企業黨組織有困難、有困惑，也能及時得到上級黨組織的指導。

在外部關係上，特別是合法、合規經營上，企業黨組織政治引領作用也得到充分發揮。比如，調研組就注意到，正泰集團黨組織今年正好成立30年。正泰集團的黨委書記並不是董事長南存輝，而是由監事會主席吳炳池擔任。法定的監督責任與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責任結合，為企業經營提供了強大保障。

浙江省委很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並且作出了推進部署。

2018年以來，清廉民企建設成為清廉浙江的重要單元之一，浙江省委統戰部、浙江省工商聯牽頭，在有關部門共同努力下，引導民營企業積極履行正面清單、負面清單，自覺維護親清政商關係，共同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同時，構建由浙江省委統戰部、浙江省工商聯牽頭的“2+12”工作機制，探索制定清廉民企建設標準範式，形成了省市縣三級聯動、多跨協同的工作格局。目前，浙江七成規模以上民營企業通過不同形式參與了清廉民企建設，超過八成企業推動了企業清廉文化建設。不少民營企業通過清廉民企建設，逐步完善了內部腐敗防控體系，收到了實實在在的治理成效。

調研組還發現，浙江優化民營經濟法治環境還面臨一些實際困難，比如，有的上位法個別條款滯後實踐發展的需要，需要加快修改完善步伐；刑法個別罪名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的保護力度不一致，需要進一步統籌考慮修正；個別司法機關工作人員跨省辦人情案、關係案，從而影響企業正常運營的現象依然存在；有的民營企業對司法機關的指導建議存在嫌麻煩、走過場現象等。

“我們實地走訪了35個單位，看得很細，問得具體、專業，取得了顯著成效。”徐令義最後強調説，要把浙江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典型經驗，特別是數字賦能、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企業好的做法，好的經驗，進行認真梳理總結，學習好消化好，推介好宣傳好；對共性問題要進行深入剖析，有針對性提出意見建議，努力在助推民營經濟健康發展、高品質發展上發揮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貢獻政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