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深圳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二年,即1993年我接到通知,説中宣部等國家單位要在上海召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正在徵集相關的論文。我意識到這是我們難得的與全國對話的機會,於是開始思考如何找到既結合深圳實踐又能産生較大影響的課題。
從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到1992年發表南方談話,鄧小平就特區建設問題發表了很多次講話,但還沒有人系統地研究它,尤其是關於鄧小平經濟特區思想研究的論著,當時還是空白。於是,我就花了一段時間研究這個問題,最後寫了一篇《鄧小平經濟特區建設思想及其在深圳的實踐》的論文,上交給中宣部。很快中宣部通知我,我的文章入選了,要我去上海開會。
1993年6月,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的規模不大,但是規格很高,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鄭必堅主持,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發表了講話。我作為開幕式大會5個發言嘉賓之一,與時任上海市政府顧問汪道涵、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至立等人一起做了發言。
第二天一早,《人民日報》頭版就報道了會議,1994年2月7日,《人民日報》理論版又用較大篇幅發表了我向這次會議提交的論文,讓我很受鼓舞。
從上海回來以後,深圳市委宣傳部聽了我的彙報,對這個課題也很有興趣,要求我進一步開拓,寫出一本書來。1994年,我向國家社會科學研究基金申報了課題“鄧小平經濟建設思想研究”,課題評審的要求很嚴格,我們並沒有抱很大的希望。後來有一天我在廣州見到了時任廣東省社科聯主席梁釗,他參加了申報課題的評審。他告訴我説我的課題被評上了,而且是難得的高票通過,有專家甚至發言説“這個課題非深圳莫屬”,這讓我很感動。這是深圳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一次拿到國家課題。
後來我就組織課題組出去調研,珠海、汕頭、廈門3個經濟特區我們都去了,最後寫成了《鄧小平經濟特區建設理論與實踐》一書。出版後社會各界評價很高,我們在全國拿到了多個獎項。1999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決定對“六五”至“八五”時期(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的優秀成果進行獎勵,這本書獲得三等獎。1999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社科規劃領導小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頒獎大會。
1992年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立後,除了上述課題,我們還參與了市裏很多關於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重大課題調研,為政府部門提供了決策參考。例如關於深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研究、關於深圳經濟特區增創新優勢研究、關於深圳建立經濟中心城市和建設國際性城市研究、深港合作研究等。幾年時間,我們做出了一些較有影響的成果,得到市委主要領導的多次批示,這就為“社科院轉正”奠定了基礎。
我來深圳就是要建立深圳社科院,這是我一直想要達到的目標,很多專家學者也多次和我提到要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升格為社科院。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後,鄧小平理論被寫入黨章。當年9月底,時任市委副書記黃麗滿和宣傳部長白天召開深圳市社科界學習十五大精神座談會,討論未來如何開展理論研究工作。大家都提出不管是從工作需要、人才培養、體制改革方面來説,還是與國內學術機構交流來説,都應該成立深圳社科院。
10月初,宣傳部採納了這個意見,並派調查組到我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研。經宣傳部同意,我們向市委遞交了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轉正”為社科院的報告。10月底,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就批示了。11月11日市編制委就下達了批復,同意市社科研究中心更名為深圳市社會科學院。
在此之前的1995年,深圳市社科聯也已經正式宣告成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社科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
批復下達的時候,我正好在廣州參加中南地區社科院聯席會議,按原計劃,會議將於13日移到深圳進行。我想能不能在會議上掛牌成立深圳社科院呢?於是我就中途趕回深圳,向黃麗滿副書記彙報了這一情況,黃麗滿表示贊成,並建議請厲有為書記出席。
1997年11月13日下午,深圳社會科學院掛牌儀式暨中南地區社科院聯席會議在麒麟山莊隆重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和13個省、市社科院的近百名領導與專家學者與會。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汝信、廣東省社科院院長張磊共同為深圳市社會科學院掛牌揭幕。正是領導們的重視推動了深圳社科院的建立。
至此,從1992年成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到1995年成立市社科聯,到1997年成立社科院,短短五年時間我們實現了三個跨越,真叫人欣慰。我來深圳的第一大目標終於實現了。
四
在來深圳之前,我一直是做美學研究的,去英國也是研究當代西方美學,這是我熱愛的專業。而在深圳的這些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做了很多行政工作,所以我就想等退休了,可以轉回來繼續集中做我的美學研究。
但是2002年我剛退休不久,深圳市委決定在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的時候,舉辦一個深圳改革開放史展覽。為了撰寫展覽大綱,市委宣傳部、市文化局決定成立專家組,並讓我任組長,市人大、深圳大學、市史志辦、深圳博物館好幾位專家都被邀請來參加專家組工作。
自2003年起,我們就開始為這個大綱進行調查研究,查閱各種資料,反覆研究討論,力求將深圳的改革歷程、創新精神和基本經驗表現出來。我們拜訪老領導、收集市委市政府各部門的工作資料、找市民代表座談、召開專家論證會……集中各方智慧,數易其稿,形成初稿後,提交市委常委會議上討論。
為了寫作好這個大綱,我們曆盡辛苦,對很多問題進行了走訪核實,比如鄧小平關於建立經濟特區講的那段非常重要的話:“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後來我們了解到這幾句話原本是在不同的場合講的,媒體公開報道時卻將它合在一起了。時任廣東省省委書記吳南生是第一個將這3句話公開出來的人。我們看了他寫的回憶文章,並且訪問了他。他説:“這幾句話是由我先説出去的,公佈以後,媒體就把它們弄在一起了,後來別人以為是一起講的,其實不是。”他還要我們去北京向谷牧同志了解更多情況。我們到了北京找到谷牧同志,他也説不是一起講的,3句話是在1979年4月前後講的。其中,“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這句話是小平同志聽他彙報後直接跟他講的。對所有重要的、關鍵的史料,我們都這樣一個一個核實,做到經得起歷史檢驗。因此我們的這個展覽是最翔實,最忠於歷史的。後來這個展覽也獲得了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而事實上,我的美學學術研究並沒有因為來到深圳、並擔任行政領導工作而耽誤,相反,深圳改革開放的氛圍還為我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1989年我剛到深圳,便根據在國外學習積累的美學資料,以及研究後形成的新思想,撰寫和出版了新書《審美經驗論》。著名哲學家、美學家汝信認為它“突破了前人研究水準”。1990年它獲得深圳經濟特區十年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接著又獲得廣東省優秀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我還借助深圳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加強與國際美學界的聯繫,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向國內美學界介紹國外學術新進展。後來我出版的幾部有影響的美學著作都是在深圳完成的,有的還被學界稱為填補了美學史研究的空白。我的新著《審美學現代建構論》最近又被選為“深圳學派建設叢書”之一齣版。
經過統計,我到現在一共出版了46本書,其中41本都是來深圳後寫作並出版的。
原來在母校華中師範大學的領導同事、同學朋友也逐漸認可了我來深圳的選擇,覺得我來得值得。後來,華中師範大學來深圳參加活動、與深圳進行合作我都起到了橋梁作用,母校之後也聘請了我擔任博士生導師。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從1988年調來深圳,至今已經26年了,這是我人生中很寶貴的一段時間,我覺得我來深圳是正確的選擇,建立深圳社科院是我人生中做得最有價值的事。
而且在深圳我的學術研究有了新開拓,原有的美學研究也有了新進展,可以説是雙豐收。如果當初我留在華中師範大學,可能也有上升空間。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現在實現了的很多人生超越,在其他地方是無法經歷的。我的人生夢想在深圳得到了實現,感謝深圳,我很滿足。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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