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⑮】彭立勳：建立深圳社科院是我做的最有價值的事

編者按：“我的美學學術研究並沒有因為來到深圳、並擔任行政領導工作而耽誤，相反，深圳改革開放的氛圍還為我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著名美學家，深圳市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籌建者之一彭立勳口述分享時如是説，他1988年赴深，見證了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成立。本文由彭立勳講述建立深圳社科院的故事。

彭立勳（資料圖）

一

1937年，我出生在湖北省谷城縣，那裏山清水秀，雖然很偏遠，但文化風味濃厚。我父親小時候家境不好，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對孩子們期望很高，曾專門請了私塾先生到家裏培養孩子，希望我們將來能出人頭地。家裏的文化熏陶激發了我學習的潛力，從初中開始，我一直成績拔尖，後來考入了華中師範學院中文系。在華中這幾年比較順利，我在學生科研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曾發表多篇文學評論，那時候學校辦學報，在中文系辦的第一期學報就發表了我的文章。

那時我比較戀家，從師範學院畢業後非常希望回家工作，但學校重視科研，我對自己的專業也很熱愛，上學時因崇拜像周揚、朱光潛這樣的文藝理論家，立下過志願“要寫出像他們的作品一樣的著作”，所以思之再三，最後選擇留校任教。一方面我想努力實現自己的目標，另一方面我要報答母校對自己的培養。在學校工作的二十餘年裏，我的發展也相對不錯：改革開放後恢復了職稱評定，我被提升為副教授，不久又被選為中文系副主任，並帶了第一批碩士研究生——當時沒有博士生，做碩士生導師已經很了不得。1985年，我的作品《美感心理研究》發表了，這是國內改革開放後，最早出版的審美經驗研究方向的專著之一。次年，這本書獲得全國優秀暢銷書獎，評定方法是群眾投票加專家評選，拿到獎我非常驚訝，同時也不禁感慨，系裏真的為我的學術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

1986年，我從一位在深圳工作的同事那裏得知，深圳因為改革發展需要，正在考慮籌建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我覺得這個想法非常具有開拓性，和我的事業、追求也都很吻合。於是，那年夏天我借來深圳辦事的機會，很大膽地直接找到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李偉彥，向他打聽具體情況，並表示想參與這件事。李部長很熱情，不但向我介紹了未來深圳市建立社科聯、成立科研機構的想法，還説如果可能，會儘快向我們學校發函商調我來深圳。我聽了大受鼓舞。

當時深圳求賢若渴，但我們學校不會輕易放我走。我是係副主任，還帶了兩個碩士研究生，在美學研究上也很有成績。聽完我的想法，校長章開沅説：“你要去深圳開拓一番事業的願望我不能阻攔，但是你現在還有研究生沒帶完，系主任也剛剛當了兩年，至少做完這一任，到88年再説吧。”

但沒過多久，深圳市委宣傳部就把商調函發到我們學校來了。幾乎是同時，國家教委發函到學校，決定派我到英國做訪問學者。早前我曾參加了公派出國選拔的英語考試，成績一直沒下來，結果這個時候突然接到了通知。面前的幾個選擇讓我有點兒進退維谷：一方面當時公派訪問學者選拔嚴格，能參與其中的都是學科骨幹，很有前途，我非常珍惜這個難得的機會；另一方面我又不想放棄調往深圳的機遇。權衡之下，因為那個年代出國留學的機會很少，我還是希望能出國，於是立刻與深圳市委宣傳部溝通，説如果深圳這邊等我，我回國後就去深圳，如果等不了，那就只能另選他人。

沒想到深圳市委宣傳部非常支援我出國，説我有了出國留學的經歷，將來對深圳的工作也有利。就這樣，1987年初，我去了英國康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在英語系學習西方當代美學和文藝理論。這段訪學的經歷，不僅對我的美學研究産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我後來到深圳創辦社科院也有很多啟發。比如在英國我考察了一些很有名的研究機構，像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等，了解了國外的研究機構是如何運轉的，有些什麼好的做法。

1988年一回國，我就託人向深圳市委宣傳部問社科機構是否成立了，我還能不能來。很快宣傳部就回復我：“位置還給你留著。”這句話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立刻開始做學校的工作，但無論是校領導、同事還是朋友都覺得不妥，認為深圳學術氛圍不如本校，不利於我的美學學術發展。況且系裏正在申請博士點，我是中文系為數不多的幾個英文較好的老師，我這個時候走實在有些“忘恩負義”。

此時，我就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是留在母校，申請博士點，還是去深圳開拓事業，嘗試為人生創造一個新的空間？猶豫很久後，我想到在學術上有發展固然好，但能開拓另一個空間人生或許會更豐富，而且不一定到了深圳就做不了學術，深圳有大量豐富的社會實踐，加之改革開放加強了國際交流，對我們做社會科研的人而言，或許是一筆財富。我確定了方向後，就積極為來深做準備，一方面要完成母校後期的工作，另一方面開始了解深圳的科研情況，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兩邊走。幸好家裏人支援我，我們一家都嚮往著南方。

二

1988年底，我帶著籌建深圳市社會科學院的目標，告別工作了二十餘年的母校，南下深圳。但南下後我接手的第一個工作任務卻是籌備1990年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10年成就展”。這個展覽對當時的深圳來説很重要，領導希望選出合適的人主持工作，寫出優秀的展覽大綱，經過反覆商量，大家竟覺得我最合適。我説做學問和寫文章我在行，但我對深圳的情況不夠了解。所以接下來我們專門組織了一個寫作組，窩在博物館裏好幾個月，查看了深圳發展的各類歷史資料，熟悉了這座城市十年來的發展情況。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查閱大量歷史文獻和實地調研，我們完成了展覽大綱，並獲得了市領導的充分肯定。

1990年展覽進入布展階段，因為得知中央領導要來看展覽，市裏就更加重視了。這是深圳第一次辦這麼大規模的展覽，我們不僅要展出許多照片、實物，還採用了當時最新的一些手段，比如用立體模型實體化深圳十年來的經濟發展，用聲光電做了好幾根光柱，進行新老深圳的對比，等等等等。展覽正式開幕前，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市長鄭良玉等市領導審看展覽，他們都表示滿意。後來展覽還獲評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籌備展覽是我來深後做的第一件實事，從前我只在學術圈裏做研究，這樣解決實際問題是第一次，它對我是很好的鍛鍊，也對我後來投入組織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幫助。展覽完成後，我就正式開始了深圳社科機構的創辦工作。

為了做好籌建工作，經市委批准，深圳市委宣傳部做了一個破格的決定——在部內增設社會科學工作處，這在全國沒有先例。隨後我被任命為工作處處長，在四川大廈租房辦公。

1991年，我們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就是首次制定深圳市社會科學發展規劃，深圳終於擁有了由市政府出錢資助研究的規劃課題；第二件事就是制定建立深圳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和深圳市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方案。其間，市領導提出了一些意見和要求，主要是：機構要精簡、高效，人員不能太多；研究方向要以深圳的重大實際問題為主，為深圳發展服務，不能純粹搞學術研究；研究模式可借鑒國外的成功做法，比如美國的蘭德公司，英國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等，建立一個與內地有差別的模式。這些在當時有一個形象的説法：“少養雞，多下蛋”，但我們可以用類似設立科研基金的方式，吸引國內專家來參加課題研究。

從我1988年來深圳，到正式制定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方案，中間發生了一件事：由國務院批准成立的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成立了。當時就有人提出深圳已經有一個類似的研究機構了，是否還有必要再建一個。經過調研，我們認為兩個機構是不一樣的。綜合開發研究院是一個民間的、面向全國的研究機構，它不能承擔對全市社會科學研究的計劃、管理、統籌和組織等任務。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是否能夠順利成立？懷著焦急的心情，在1992年元旦，我在日記裏寫下祝願：“希望籌劃中的社科機構今年正式成立”。

1992年春節將至，鄧小平來南方視察，在深圳發表了重要講話。深圳很受鼓舞，整個工作也有了新思路，對社會科學理論研究更加重視。不久，我突然接到時任宣傳部部長楊廣慧的電話。他興奮地告訴我，當天召開的市委常委會議上通過了建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方案。當時我真是喜出望外。

1992年2月，深圳市編制委正式下達了成立市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挂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籌）牌子的批復文件，6月，我被任命為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當年7月14日，深圳市社會科學工作會議在市人大會堂召開，時任市委副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厲有為在會上勉勵特區社科研究要敢於創新，敢闖“禁區”、“盲區”、“難區”，進行超前探索。至此，深圳首家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終於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