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⑦】“春天的故事”蔣開儒：我想給那位老人寫一首歌
二
1992年看到深圳的巨大變化時，我的第一反應是很想、很想感謝小平。這其中的緣由還得從我的家庭説起。
我的父親是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學生，我算是國民黨的後代。解放前，家裏的親人四散，去美國的有，去台灣的有，去香港的也有。1958年3月，23歲的我從部隊轉業到北大荒，因為家庭成分，在長期的階級鬥爭裏，我都是被批鬥的對象。慶倖的是，北大荒的人無比善良，處處保護著我，我有機會一直堅持寫作，這是非常難得的。但我對各方親人的思念卻只能收在心裏——那個時代，身份如我者想出國探親，還是天方夜譚。
那時，我在宣傳隊裏寫文章、寫節目，緊跟黨的最高指示，中央領導説了什麼，我當晚就可以根據講話寫出作品，所以我總是在第一時間獲得最新消息。1979年，當我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工作報告一發表，我就感覺春天來了：有一句話年年講，天天講，現在不講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有一句話從來沒有講過，現在講起來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這一年，我寫申請去香港探親，居然成功批了下來，我在香港見到親人們時心中就在想，如果不是小平策劃、做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話，我絕不會有機會到海外去跟親人見面。而當深圳的改變出現在我面前，我想到這十幾年來的社會主義發展，不禁感嘆，這件事情在歷史上太偉大了：1979年的深圳是一片水田，1992年卻是一片摩天樓，我們在深圳找到一條新路，一條名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路。而引起這個變化的，恰恰又是小平。
我立刻産生了一個最簡單、最直接的想法——我要報答小平。從小，母親就教育我要知恩必報，怎麼報？我想給老人家寫一首歌，這便是我走出站臺時的第一感覺。但寫歌並不容易，我僅僅是有了一種衝動，卻還需要理解深圳、消化深圳，之後才能寫出作品。所以，我立刻推翻了出發前“過來看一眼就回去”的計劃，決定要留在深圳。
半個月後，我收到老伴給我寄來的第一封信。信中，她向我打聽，特區人是什麼樣的？
回信時，我一不留神就給她寫了個順口溜——“特區的女人怕熱，特區的男人怕冷。三伏天的男人們西裝革履，高貴鎖衣領。三九天的女人們，袒胸露背，華麗飄短裙。不講謙虛講自信，不排輩分排股份。不找市長找市場，不拜灶王拜財神。不求安穩求創新，不惜汗水惜光陰。光陰就是時間，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抵深後不久，我就通過朋友介紹，在藍天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企業家藝術團上班了，負責寫東西。隨著對深圳的了解逐漸深入，我接觸到的新觀念也越來越多。
我的老闆是復旦大學經濟學的博導，對改革開放很有研究，他一系列的新觀念給了我很大的影響。最初找工作時，我沒有文憑，只帶了一張“全國歌詞大賽第一名”的獎狀，老闆只説了一句“沒文憑有水準也行”，就把我留下了。
還有一回我去銀行取錢，看到一位姑娘，身邊放著黑色塑膠袋，她把存摺遞進去，取出了五萬塊錢，就那麼一摞摞地往塑膠袋裏放，毫無戒備——這要在我們那旮旯可叫“萬元戶”呢，但人家根本沒當回事，沒有什麼警戒、沒有什麼感覺，提著包就走了。我想，這就是深圳，這一場景也造就了《春天的故事》裏那句“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
剛到深圳的半個月裏，我的日記寫的都是各類新觀念，我就像海綿一樣吸收著。深圳給我最大的財富就是觀念。當然，這期間亦不乏新舊觀念的衝撞與磨合，但就連在磨合中受到挫折，我都感覺快樂。
初到深圳，我住在公司的701宿舍，那是一間三房一廳的宿舍，與我住在一起的，還有一位作曲家及一位主持人。有天傍晚，我們正在宿舍休息，突然聽到樓下有人喊“701，拿飲料！”一聽有飲料，大家心裏都高興，便拔腿往樓下跑。
我跑在最前面，他們兩人都是入編了的，我是新來的，總想著要表現出些積極性來。一下樓，我就看到了汽車旁的四箱飲料，我一下抱了兩箱，轉身就往回走。還沒上樓，就聽見司機師傅在後面衝我喊：“兩人份的啊！”我一聽，明白了：沒我的，入編的才有飲料喝。
但當時，我已經放不下了，只好一口氣抱著兩箱飲料上了七樓，往他倆的房間各放了一箱，轉身回自己房間去了。
關上房門，我有些憋氣，想想過去，在北大荒，我好歹也是文聯主席、政協副主席和僑聯主席。那時，我開會當主席，喝酒坐上席，給別人演講時，掌聲經久不息。一到深圳，什麼都沒有了。
這時，我聽見了敲門聲。開門一看，作曲家給我送來5罐飲料。我把它們推了出去，賭氣告訴他，我們北大荒不喝這玩意兒，我們喝的是泉子水。
情緒憋悶著也不是辦法，我鋪開稿紙，想通過寫作把它宣泄出來。下面這首詩就是這麼來的：“既要往前走，就別為丟失腳印心碎；既要奔明天，就別為告別昨天流淚；這世界不問你當年勇，只問今天你是誰；是金鹿你就跑，是海燕你就飛；海闊天空，想怎麼飛就怎麼飛！”
我釋懷了：深圳這些高樓大廈我還沒能為它們添磚加瓦，我現在要飲料是沒理由的。我必須對深圳做出貢獻，到時候給我的可就不只是飲料了——我激勵著自己，於是磨難也變成了快樂。
三
從我來深圳起，我在北大荒的親友們最常問我老伴的話便是——“蔣主席什麼時候回來？”我23歲到北大荒，在那裏呆了34年，心中其實非常依戀。因此，也沒有人想到我會留在深圳。
老實説，最初我也沒有太大把握。一到深圳，我不想其他事，就是不斷地創作，想把所有影響我的新觀念都變成歌詞，所以那時幾乎所有可以發表歌的地方，報社、電臺、電視臺還有公司，都用過我的歌。而且隨著接觸的深入，我越來越喜歡深圳，喜歡這個城市裏的年輕人——年輕人愛談“明天”，我恰是一個不願看“昨天”的人，便覺得這座城市特別適合我。
深圳的年輕人還與北方的年輕人不同，他們不依賴父輩和親友，他們依賴的是機遇。我也在日復一日認真寫歌的過程中邂逅了我的機遇。
《春天的故事》這首詞，就是我在1992年12月16日，一口氣寫出來的。
那段時間，我到南海邊走了一遭，回頭一看，驀然發現，深圳就是一個圈：圈外叫關外，圈內叫特區；圈外搞計劃，圈裏搞市場。過去，我以為這個“圈”是用鐵絲網做的，後來我理解了，這是用鄧小平理論做的。
有了這樣的想法，“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句話自然而然地出現了。有了它，我便覺得，《春天的故事》已經完成了，後面都是技巧，靈感來了，技巧自然會為靈感服務。
隔天清早，我就將它寄了出去。
1993年1月7號上午，我照例前往藍天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上班，門口保安把我叫住了，“蔣開儒！你看報上那個‘蔣開儒’是不是跟你同名吶？”年輕的保安舉著一張《深圳特區報》向我招手。
我一接報紙，眼淚就下來了——一眼便瞧見那上面刊登著我在半個月前寄出的《春天的故事》，歌詞用的是楷體，歌名是套紅的，還鑲了一個花邊，特別突出、特別豪華的一個版面。半個月就發稿，對我來説簡直是無法想像地快。直到十幾年後，央視採訪我，找到了當年的編輯，我才有機會和他好好聊聊。他告訴我那時每天收到的稿子大概是一尺厚，他就在這一尺的稿子裏發現了我這篇，“對小平南巡做了最簡潔、最中肯，也是最輝煌的一個表達”。我打心底感謝他：“全靠你發表了這篇歌詞，要是這篇歌詞沒發表，可能就沒有這首歌，後面的啟動也就沒有了。”
從歌詞發表到完成作曲花了一年半時間，這段時間我不斷修改歌詞，目的是不斷刺激作曲家，幫他獲得更多音樂靈感。那時，我前後給作曲家王佑貴送了3次歌詞。前兩次給他，他覺得挺好，但這些詞句長的長、短的短，寫法既非民歌，也非美聲，不符合習慣上的創作方法，便一直擱著。
第三次，我花了五毛錢到複印店把歌詞放大，然後與他相約上午9點在一處工棚會面。他拿著那張4開大的放大版歌詞，依然不知如何作曲，便用他的湖南腔開始朗誦：“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一經方言修飾，這詞句有了更多韻味，我一聽，趕緊説：“對對對，就是這個感覺！”便迅速將一摞稿紙往他懷裏塞，告訴他：“就這樣！趕快記！趕快記！”
記著記著，王佑貴又覺得歌詞中的“春風”和“春雨”還不夠勁，我便又加上了“春雷”和“春輝”兩個意象。我喜歡“春”這個心靈意象，大概是因為經歷過人生的寒冬，我對“春”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到上午11點半，整首歌的詞曲便搞定了。那天是6月25號，我印象深刻，因為7月1號有一個“青春歌曲大賽”，稿子一完成我就送去了市音協參賽。第一次聽到這首歌被唱出來就是在這次比賽，最終《春天的故事》獲得了金獎第一名，我就感覺，廣東首先承認了它，特別激動。
而這首歌真正“火了”，應該是董文華演唱它之後。
1994年冬天，董文華在一個軍民聯歡晚會上第一次演唱了《春天的故事》，歌詞中，“有一位老人”被改成了“有一位偉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改成了“在中國的南海邊建設特區一片”。3天后的春節聯歡晚會上，董文華再次演唱了這首歌曲，我一聽，歌詞改回來了。當時我寫“老人”這個稱呼時，是覺得小平特別像我們家裏面的人，把家家戶戶管得很好，又非常親切。聽到原本的歌詞在春節聯歡晚會上唱出，我心情舒暢，特別在家裏喝了點小酒。後來才聽別人説，之所以改回來是因為老人家喜歡原版。
春晚過後，這首歌紅了起來。有一次我外出，一上大巴就聽到廣播裏一段發生在幼兒園裏的對話。老師問：“小朋友，你知道嗎？什麼是深圳？”小朋友們就回答：“知道，深圳就是鄧爺爺畫的一個圈。”“圈”作為歌的標誌，不單大人接受了，孩子也接受了，這説明歌和人民有著緊密聯繫，我心裏非常得意。
還有一次，牡丹江電視臺記者到深圳採訪我，我們在鄧小平巨幅畫像那裏拍完片子，找了輛的士，一上車司機就問我：“你是不是寫《春天的故事》的那個蔣老師？”還沒等我回答，那位記者就説：“正是。”司機師傅説：“我車上有你的歌。”剛説完，他一按車上的播放器，《春天的故事》便響起了。他告訴我，只要外地人來深圳，他便會放這首歌，旋律一響起，話多了，人也親了。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去世，我心裏悲痛。那段時間，我每每路過鄧小平巨幅畫像邊，便會看到不計其數的花圈，一個接一個齊整地擺放。警察就在那邊上站著，花圈一直擺到馬路上了，他們也不敢動。只有在夜裏，才會對它們進行清理。但第二天一到，花圈又擺滿了。
2002年1月23日，在蓮花山山頂鄧小平塑像下，我與鄧小平的弟弟鄧墾、妹妹鄧先群見面了，鄧先群一見到我，就衝我喊：“哇，春天的故事！”鄧墾也説：“你四季如春吶。”因為當時，他們都穿著冬裝，而我穿著短袖。
看到他們這麼和氣，我也就放鬆了，我告訴他們，我有一個問題，想了千萬遍，也沒有問過，也不知道上哪問。鄧墾就説：“有這麼神奇嗎？有啥問題你就問吧。”
我問他們：“小平聽沒聽過《春天的故事》？”他告訴我，“聽過，很喜歡聽、很喜歡看，但他一句話也沒有説。”
這下我就滿足了，小平喜歡它，通過這首歌知道了大家對他的感謝和愛戴，這就夠了。後來，鄧墾又告訴我，鄧小平對所有關於他的評論都不做聲。我想，這就是偉人吧。
四
其實，鄧小平剛去世時，我是有擔憂的。
那時，我正在給羅湖區文化局寫一組關於香港回歸的歌，一位領導問我：“鄧小平都走了，《春天的故事》還能唱多久？”這句話，我聽出了點話外之意——小平走了，他的方針和政策還能不能延續下去？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特別關注社會各界有關小平的消息。1997年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發表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講話，我心裏的石頭才落了地。
那天，我心裏高興，就在日記本上寫下3句話——“我們唱著東方紅，當家做主站起來；我們講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這3句話後來被我寫進香港回歸組歌的最後一首，那時候，它叫《中國有幸》，意思是中國何其有幸，擁有一代代英明的領袖，帶領我們向前走。在組歌中，這一首我醞釀的時間最長，大概寫了四個多月。因為我想寫一首獻給黨的歌，沒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就沒有香港的回歸，但是我希望這首歌不僅黨內能唱，黨外也能唱；不僅國內能唱，國外也能唱。所以難度自然上去了。
後來，這首歌被改為《走進新時代》。我自己個性中的幾種不同特點，都體現在這首歌的創作中。我是廣西桂林人，桂林給了我一種柔情的性格，而北大荒卻給了我另一種豪情，我自然而然地融合了。《走進新時代》裏寫“總想對你表白”，那個感覺就是柔美的，“讓我告訴世界中國的命運自己主宰，讓我告訴未來中國進行著接力賽”則是北方式的豪邁。
後來這首歌真的如我所願，唱到了國際上。2005年，《走進新時代》走進美國，一個美國朋友跟我説，他很喜歡這首“陽光歌曲”，專門買了三張碟，一張放在車裏，一張放在家裏，一張送到朋友手裏。歌手張也在建黨90週年的時候接受中央電視臺的採訪，電視臺的同志問她：“在國內你唱《走進新時代》，在國外唱不唱？”張也説：“唱，但我往往只能唱第一段，唱到第二段幾乎全場觀眾都會起立，一邊鼓掌一邊跟著我合唱，還有人抹眼淚。”
無論是《春天的故事》還是《走進新時代》都是時代性很強的歌，但主旋律歌曲其實只是我創作中的一小部分，我大部分寫的還是老百姓的生活，只不過主旋律歌曲影響相對大一些。無論什麼主題，我寫歌都是要找到感覺，用最直接的感受去表現老百姓的生活。早前有位外國新聞編輯和我説：“你實際參加了兩次中國政局的大討論，第一次是有關要不要改革開放，你發表了《春天的故事》；第二次是有關要不要繼續往前走，你發表了《走進新時代》。你代表政界的兩次發言，都對了。”我説根本沒有想那麼多，我只是表達了老百姓的願望，而老百姓的追求遲早會被中央肯定的。
最近，我在寫“中國夢”主題的歌詞。十八大召開的前一天，在北大“百年講壇”演講“中國夢”時，我首先朗誦了這段詞：“中國人，愛做夢，千年美夢一脈相通；夢桃源，夢大同，夢一個天下為公；夢回歸，夢嫦娥，夢一個小康繁榮！”
之後一個學者就問我，你為什麼選擇了這六個點來寫“中國夢”？我説，“夢桃源”是追求自由、平等、公正、和諧；“夢大同”是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殘有所養；“夢回歸”包含寶島回歸，也包含信仰回歸；“夢嫦娥”，“嫦娥飛天”是科學發展的尖端標誌；“夢一個天下為公”指“一切為了人民”是共産黨的宗旨；“夢一個小康繁榮”是共産黨一百年的奮鬥目標。
他説你想得真全。但其實我並不是想好了才寫的，詞由心生，心裏面有了這些觀念，手下才會寫出這些詞。
五
從初抵深圳至今，我個人的生活也有了很大變化。剛來深圳時只有我一個人，那時候我的小兒子還在念高中，我便不斷寫信給老伴，把接觸到的新思想都告訴她，後來孩子上了大學，老伴也過來了。1998年，我和老伴的戶口調進深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深圳人。按理説，我們是在北方退休的，戶口是調不進來的，但這就是深圳，只要你做出貢獻，深圳自然會尊重你、接納你。這時，我所收穫的，就不只是兩箱飲料那麼簡單了。
2010年9月，我被評選為深圳經濟特區30年30位傑出人物之一。榜單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當年以高層人士的身份被調進深圳的，而我是闖進來的，深圳承認了我。頒獎那天，30位人物坐在一起，當中有那年為深圳創造兩千多億産值的人物——他們創造了讓全世界人民驚訝的科學技術和物質財富。而我是文化屆的代表，和他們坐在一起的時候，我感覺大家都平起平坐，這其實説明，深圳對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一樣看重，這座城市和諧、包容、平等、自由。
早在《春天的故事》中，我便用“春”這個意向描述過深圳。我喜歡春天，特別是在心靈發展層面，這個季節充滿內在力量，一切處在生長髮育之中，一切追求著光明。春天的狀態是最好的。而這座城市始終處在春天之中。深圳最大的特點是“敢為天下先”，無論在物質還是精神上，它都不斷創新，不斷昇華。相比于九十年代，當下深圳的發展走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它更應該繼續發揚創新的精神，我相信我們都可以把“春天”留住。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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