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深圳的發展並不總是順利的,上面這一切發生之前,深圳的的士行業、包括我本人都度過了一段較為艱難的時期。
2003年“非典”爆發,廣東疫情嚴重。那年,我正帶著在深圳攢下的錢回老家蓋房子,便委託一位機動司機暫時替代我的崗位。5月的一天,他突然給我打電話,語氣很急:“你趕緊過來,我不幹了。”我問他:“怎麼了?”他告訴我:“‘非典’來了,客人都沒了。”
我一聽,心裏涼了一大截,停下手頭正在搭建的房子,立刻趕回深圳。當時攸縣在深圳的的哥們都不能回老家,回去就得隔離,但我想都沒想就回來了,因為我的車子還在這,老婆在這,合同也沒到期,我必須回深圳。況且,2003年我大一點的孩子高考,考取了華中農業大學,老二2005年也要高考,如果考取,兩個人加在一起一年最少要支出五六萬。如果我在這個時候回去攸縣工作,一個月只能賺到幾百塊錢,完全不夠。在深圳,情況再糟,客人再少,一個月也能賺3000塊。總之,我想著熬過今年,明年再看。
剛回深圳,我就發現全深圳人都在忙著囤積鹽、醋和板藍根,我也有些害怕,便也買了這些物品放在車裏,而且上路始終戴著口罩。那時的生意只有往日的30%到40%。每天上路,我都提心吊膽的,既擔心感冒,又希望能多賺點錢,但凡遇到咳嗽的客人,便緊張得不得了,害怕被傳染。
當時部分的哥因為沒有生意、的士停運,跑去滋事。我心裏記著“黨員”兩個字,從沒有亂來過。我和我的副班説,現在我們能賺錢就賺錢,總的來説還是有客源的。人得知道自己該做的事,在正確的道路上努力,可能賺的比以前少,但不會犯錯誤。
到了9月份,情況終於開始好轉。但不久之後,地鐵即將開通的消息傳來,的哥們再度垂頭喪氣,大家斷定:“地鐵開通肯定會衝擊的士行業,趕緊別幹了。”兩次風波加起來,攸縣的哥有三分之一回了家。如今,那些回鄉的的哥們多少有些後悔,説:“還是你們有眼光,當時我們回家,虧了好多。”事實證明,地鐵開通後,客源反而多了起來,因為交通方式越來越豐富,深圳人口也出現了爆髮式增長,選擇打車的人非常多。
這些年,深圳一直在持續發展,我用車輪丈量這座城市的時候經常覺得,這裡變化太快了。有一次,我帶一位客人去平湖,我們沿著布吉路走,走到原先洪湖立交的位置,突然發現面前的一切好陌生,兜來兜去找不到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清平高速建成了,只要從一處路口下去就可以直接到達目的地。而這與我上一次到這個地方,不過隔了幾個月時間。
當然,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濱海大道。初來深圳時,它尚未建成,我親眼看著它一天天建起來的:路面越來越寬,路兩旁的燈也越來越亮,夜裏開車更加方便了。以前我沿濱海大道開車去蛇口,到了香蜜湖立交就得轉到西南路,再從那邊兜過去,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但現在,不到半小時就能開到,只要過去的一半時間。這是“深圳速度”的另一種詮釋——隨著城市的發展,我們可以用更快的時間抵達目的地。
我們計程車行業也變得越來越人性化、越來越規範。承包車的費用在政府的介入下,從最低16萬降到了9萬塊,並且有規定説5年合同到期後一定退還。行業和公司對租車人的收費也有了統一標準,不再存在“收多收少公司定”的情況了。而且現在所有的哥“來了深圳就是深圳人”,要求必須買保險,這解決了大家的“後顧之憂”。
現在,又有了一個新的政策改革,深圳市出租汽車協會建立了承包資訊系統,把所有駕駛員資訊和車輛資訊都數據化、網路化,讓租車資訊變得更加公開透明,公司和的哥租起車來也都更加方便。舉例來説,如果一位的哥有承包的士的意向,系統可以幫他篩選資訊,有合適的就立刻通知;如果一間公司希望招司機,可以列出自己的要求,如果有的哥符合條件就能聯絡到。這一改革讓所有的士承包都通過深圳市出租汽車協會發生,杜絕了可能出現的亂收費現象,的哥們的壓力普遍比從前小了很多。
但是,無論一切怎麼變化,我們免費搭載乘客的愛心行動都在繼續進行著。有數據統計出黨員愛心車隊的奉獻時間已超過了9000小時。2005年開始,我們免費送高考考生。送完後,我其實沒有特別的感覺,但一到放榜,家長給我發資訊説“謝謝你譚師傅!我小孩考了哪哪的大學……”時,我心裏就覺得非常值得。去年開始,我們也送中考考生。將近十年下來,免費搭乘的乘客心態可能也有一些變化,最早幾年是非常感激,但最近幾年卻越來越覺得你是應該免費送的。儘管如此,我還是會堅持去做這件事,因為它在本質上、大方向上是好的,考慮太多細節得失實在沒有意思。
去年2月,我接到一位安徽盲人的求助,與他相約次日白天去寶安汽車站接他。隔天上午7點多我便出門了,趕到寶安汽車站時,發現他一個人臟兮兮地站在那兒,臉上因為長期曝曬,像是揭掉厚厚一層皮一樣,黑黑的看不清。他帶著兩個大大的行李箱,背上還背著一個包袱,包袱裏全裝著發臭的衣服,地上還有一包東西,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説:“這是睡袋,蚊子太多了,爬進去就可以睡了。”一看這場景,我大概猜到是怎麼回事,便替他將行李放到車上,帶他去他想去的電子廠。
一路上,我問他:“你一個盲人怎麼到深圳來的?”他便娓娓道出他的故事來:他叫老陳,1963年生,安徽人。看重深圳電子器械價格便宜,便到深圳為他的盲友們買盲人鍵盤,用來籌辦公益網站。他常到深圳進貨,只是過去總有妻子陪著。他的妻子去年過世了,這次他只能獨自來。
我問他:“為什麼不把貨直接寄過去呢?”他説:“運費太貴了。”我又問他:“車費不貴嗎?”他説:“不貴啊,我是走過來的。”
我不敢相信,一個盲人怎麼從安徽走到深圳?他大概猜到我的心思,問我:“你不相信吧?我把所有東西都裝在睡袋裏,一路沿著鐵路走過來了,實在走不下去,就睡在睡袋裏。”他告訴我,自己沿著鐵軌走了整整一個月,胸前背著個盲人專用的導航機,類似收音機,每走過一個地方,它都會發出提示説已經到了什麼位置。他就這樣一路走過來,走一段路可能找人討些食物。
車子開到電子廠,他將身上僅有的900塊錢全掏了出來,讓我幫他進貨。電子廠得知他的遭遇,非常感動,多送了他兩個鍵盤。離開深圳,我又替他買了車票,並將身上僅有的錢都給他了。在車站候車的時候,他拿著剩下的40塊錢向我盤算,下了火車後,每天花多少塊能回到家。我看著他帶著全部的家當,還有進貨的鍵盤,當時就流淚了——這個人太可憐了,他這樣子算錢,算得我真心酸吶!
等到我送走老陳,回到家時已經是下午2點了。大概一週後,老陳給我發來短信:“老譚,謝謝你,我已經到家了。”
我一直記得老陳,他這麼艱辛地為盲友買鍵盤、做公益網站,他的公益夢想和我們愛心車隊似乎找到了對介面,而我可以做的就是盡我所能去幫助他。
四
1997年,我從老家攸縣跟隨著的哥大潮涌向深圳的時候,只覺得自己是一個開車的,整個城市只有我的車廂那麼大。不知不覺中,腳下的車輪帶著我轉過了17年,轉過了深圳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現在,我早已不再像過去那樣,想著熬過這陣子就離開深圳,這17年結下的情緣沒法脫離,這裡的環境、人文、地理和氣候我也十分熟悉,心理上已經認同自己是個深圳人,覺得與這座城市融為一體了。
我在孩子們上大學時就問過她們,畢業了準備去哪座城市?當時我們都覺得深圳節奏快、壓力大,結果誰知道大學畢業後,她們和我説,爸爸,我們還是在深圳工作吧!我也支援,一是覺得她們在深圳有發展空間,二是想感恩回報這裡——沒有深圳這片土地我就賺不到她們的學費,沒有學費她們也讀不了大學,所以畢業後來深圳做貢獻也是理所應當的。
當初,來深圳這個決定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在這裡我不僅提高了經濟收入,還學會了做人,也學習了很多新的知識。現在,孩子們也在深圳工作,我們一家生活在一起,其樂融融,這些是早年的自己根本想不到的。
有時我回到攸縣,看到大家在那裏仍然過著重復的生活,大人天亮幹活,天黑休息,孩子們讀書讀到18歲,往後沒有能力了便不上學了,在老家幫忙做些雜事。我總覺得人要有長遠的眼光,於是常常勸他們出去走一走,不要總盯著自己的小世界。
在興起來深圳開的士的風潮前,攸縣的發展主要是靠農業和煤炭。這20多年來,在的哥的帶動下,攸縣也慢慢發生了變化:攸縣人與深圳的關係日益緊密,的哥們的家人也開始走出家門來深圳謀生,攸縣人涵蓋了修理、商業、飲食等各個行業。大家賺了錢後又將錢寄回攸縣,在那裏消費,從而推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現在,十個攸縣的哥裏,有七個都在老家買了房子,不是在縣城就是在株洲市。攸縣縣政府也給了大家更多的優惠政策,擔保可以為的哥們提供貸款,以便於的哥們承包車輛。我們甚至在深圳成立了流動黨委,將攸縣人的能量集中在一起,再在深圳的各行各業發揮出來。
我是開的士的,我的車輪不停地轉,人也不停地變化。我記得剛過來的時候,總為了搶客斤斤計較。有回我空著車在一個四通八達的路口看到一位客人,我想這肯定是我的客,就趕緊踩油門開過去。結果不知道從哪個小道裏撲來了一輛車,撞上了。人沒事,但客人沒拉到,我心裏是又生氣又委屈。後來我慢慢理解了,想要在深圳生活、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必須遵紀守法,落實到開車上就是要遵守交通秩序。按秩序走,即使客被別人拉走了也不要緊。多走一兩公里,前面或許就有客人在等著你。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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