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⑥】深圳五星級的哥譚繼華：我用車輪丈量這座城市

編者按：“ 多走一兩公里，前面或許就有客人在等著你。”這是譚繼華深刻的感觸，他1997年“為生活所迫”赴深，後經過努力，成深圳五星級的哥，愛心車隊發起人。他用車輪丈量深圳的發展變化。

在深圳市政協特別支援下，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六期推出《深圳五星級的哥譚繼華：我用車輪丈量這座城市》。

譚繼華（資料圖）

一

我們湖南株洲攸縣人到深圳開計程車，從1993年左右就開始了。每逢過年，那些的哥們回鄉，就把深圳的消息也帶了回去。那時，我正在一家鄉鎮企業做會計，每個月領420元工資，這些錢剛夠填飽我們一家人的肚子。聽的哥們説，在深圳開計程車，每個月能賺五六千塊錢，這讓我很震撼。

他們的確是帶著大把錢回來的，在深圳賺了10萬、20萬，便回鄉幹事業。我認識一位叫蔣秋茂的攸縣人，他在深圳開了6年計程車，最後帶著200多萬回來，他用那筆錢承包下我們縣城的一家酒廠。200萬——這在當時的攸縣簡直是個天文數字，這件事情轟動了整個縣城。之後，差不多是1995年，攸縣人便潮水般地涌向深圳做的哥。當時，深圳40%到60%的的哥都是攸縣人。那年我32歲，剛好趕上市裏8位駕照考官來縣裏，我便抓住這個機會考駕照，想著萬一日後有機會到深圳就可以派上用場。那批駕照考試一共培訓了130多位駕駛員，後來這些人基本上都到深圳來了。

我之所以想來深圳，都是為生活所迫，最主要一點，是我準備讓兩個孩子一路讀上大學。我有兩個女兒，當時縣城裏的思想還比較落後，覺得女孩讀完大學最終也是嫁給別人家，在這上面花錢不值。但是我的觀念不同，只要她們有能力考上，就應該讀下去。讀書需要費用，光憑我的工資根本不夠。另外，我還得贍養父母、給家裏蓋房子，這都需要錢。於是，在1997年我終於動身來了深圳，也和老鄉們一樣開的士。那時候，深圳在我和其他攸縣的哥心中不過是個工作賺錢的地方，我有明確的目標——在深圳攢夠5萬塊錢就立刻回去。

當時交通不便利，從老家過來要坐兩天兩夜的大巴。來到深圳，我和許多老鄉的哥一樣租住在皇崗村，和我一起住在100多平方米房子裏的共有3戶人家，我們每戶住1間房。當時房租加水電費大概是2100塊一個月，由3戶人家平攤。我老婆和我一起過來的，但小孩卻留在了老家，她們要不住在我父母家，要不住在外婆家。這樣，我在深圳算是有了個落腳之處，但並沒有家的感覺。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對這座城市都有疏離感。父母孩子都在老家，每年最期待的事，就是幹完一年、春節放假趕緊回家。而眼前城市裏的一切，無疑是新鮮卻陌生的。從小縣城到大城市，深圳的路面、城市環境和交通狀況都是過去我們在攸縣見所未見的。想在這裡開的士，必須掌握地理、交通各方面的知識、考取從業資格證，有了資格證才能去包車。真正開車上路後，又必須熟路，否則賺不到錢。為了儘快適應這座城市和的哥身份，白天，我踩著一雙布鞋走街串巷熟悉地名，站在街角路口觀察交警如何指揮交通。夜裏下班後，就喊上熟悉的老鄉帶著我開車探路。我記得那時最好的路是深南大道，最繁華的區域是羅湖國貿一帶，到了晚上霓虹燈很亮眼。那時地王大廈已經建好了，想想老家縣城裏最高的樓也只有四五層，覺得根本沒法比。

經過努力，我考取了資格證，接著便要湊錢包車。當時深圳的的士市場還比較混亂，承包價最低要16萬，高的能達到22萬，這筆錢要一次性投進去，合同簽5年，所以的哥的壓力都挺大的。我租車的錢是從幾個姐姐那裏湊來的，加上自己的2萬塊，終於租下一輛車。

那時候，的哥們最願意跑的區是福田和羅湖。關外路況差、距離遠，大家普遍都不願意去。但也有例外，由於當時市場不規範，少有的哥載客時願意打表，遇到客人要去遠一些的地方，的哥往往自行喊價，也有客人上車就主動提出不打表、講價的，價錢滿意，的哥就願意去。那時去龍崗有時收180元，有時要200元，這個數目超出了現在打表行駛的極限，但在當時，通往關外的高速路還沒建成，路不好走，費用收得多也可以理解。隨意喊價導致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哥們都喜歡往關外跑。

1997年那會兒，打車還是一件比較奢侈的事，客人上車後一般都要花二三十塊，這個價位普通人消費不起，我們自己家人來深圳，如果不是有特別原因都不敢打車。乘車的客人相對來説香港人最多，佔到30%—40%左右，其次是深圳的生意人。有時我會希望上車來的是香港客人，因為他們不會斤斤計較一兩塊錢。那時他們付錢給的還是港幣，現在已經不能這樣了。

在深圳，人們強調節奏感，回報與效率緊緊相連，開了一段時間的士之後，我發現只要不違法、勤快，就真能賺到錢。我周圍的的哥們賺錢十分拼命，加上日常工作制度還不規範，一天工作11個小時以上是常有的事。就算生病，只要不算太嚴重，也都不敢休息。那時我每天一大早帶著妻子做的飯就上路了，到了中午12點左右，看到附近沒有客人，就趕緊停車，坐在大樹下吃幾口，看到有客人遠遠來了，立馬將飯盒蓋上，把客人帶到目的地，再趁機扒幾口飯。我節約下來的時間都用在賺錢上，時間就是金錢啊。

這樣的情況大概過了一兩年，的士行業改革，管理更加人性化，才漸漸增加了調休的硬性規定。到現在，大家使用司機卡，時間到了就必須停下來，許多老司機每週甚至能休四五天。司機的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現在賺錢是為了把身體調節好，之後去更好地生活。在皇崗村廣場，下班時，還會看到很多的哥聚在一起打羽毛球、乒乓球。

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特別是深圳的的哥來自五湖四海，大家都喜歡和老鄉交流相處，開車時就把這座城市拒于計程車門之外，拒于我們手頭小小的對講機之外。我的對講機那頭是説著攸縣方言的老鄉，可能在攸縣時，彼此的故鄉隔了幾十公里，從未見過面，但到了深圳，鄉情一下濃厚起來，天天聯絡感情，到了飯點喊對方吃飯，遇到道路上的不熟悉，或是難纏的客人，還能彼此搭把手。但現在，我逐漸意識到，鄉情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因為鄉情，我們拒絕與這座城市交流。

到2009年，深圳的士行業引進了GPS系統，涵蓋了更多功能，像叫車、對講、定位。大家討論的話題也慢慢發生了變化，現在已經少有人像過去那樣，天天討論如何賺更多錢，而是圍繞著交通執法問題進行探討，互相提醒駕車要小心，要講法規，消除各種隱患。

二

2001年，我在原計程車公司的合同到期了，手頭的存款也早已突破原定的5萬元目標直奔10萬了，但我看到家裏因為自己開車，經濟情況上的好轉，加上孩子們陸續上了中學，讀書依舊需要錢，便想著不如繼續在深圳幹一陣子。

此時，我原來所在公司的計程車被漢都公司承包了。漢都是剛從珠海來深圳的，當時公司裏有120輛車，一位司機一輛，算一算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攸縣的哥。公司新老總一到崗，聽説許多的哥認為承包車的費用太高，便立刻派我和領導一起去攸縣了解的哥們的家庭狀況。領導們到了攸縣一看，當即決定給貧困家庭3萬至4萬元補貼。逢年過節，漢都還給員工發放各種補貼和獎勵，這在當時算是個創舉。一直以來，漢都把員工當自己家人一樣對待，不像之前市面上的公司只管收租、只要錢，它希望能從源頭上留住人才，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這樣的理念也影響了我們，鼓勵我們加強對社會的服務意識。

2001年7月1日前夕，我在廣播上聽到建黨80週年的專題節目，突然冒出一個想法：明天一天免費載客吧！作為一名黨員，我能來到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打拼三年就有了十多萬存款，讓家人過上好的生活，都得益於黨的好政策。我開了三年車，才免費服務一天，也算用自己小小的技能回報社會了。

7月1日當天，我接了20單活，總共免了大概560元，客人們都幫我在本子上簽了名，我想著以後不開車了，還可以留個念想。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70多歲的老同志，知道下車的時候不用錢，他連連感謝我説：“我是退休的老黨員，從來沒聽説過深圳還有免費計程車可以坐，真是太感謝了。”下班回到公司，領導還誇我：“當時我們招你果然沒看錯。”

自從2001年這天免費服務之後，我就逐漸萌發了“今後多多少少都要用自己開車的能力服務大眾”的想法。既然在深圳工作了，就要做個有道德的深圳人。所以後來成立黨員愛心車隊時，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早在2003年，我們幾個的哥就聚在一起，説可以組建一個愛心車隊，未必一定是黨員，只要有愛心的都可以加入。最初成形時，有意向加入的是9個人，後來領導相當重視，説你們可以發展壯大，影響面更廣些。到了2004年，由深圳廣電集團交通頻率牽頭，來自不同計程車公司的20多位的哥正式組成了黨員愛心車隊，並於2004年7月1日早上在蓮花山舉行了“共産黨員示範車隊”授牌儀式。當時我們強調的理念就是通過黨員隊伍的組建，帶動整個行業的愛心服務，一步步把這件事做好、做紮實了。

起初，我們的車隊隊牌是紙質的，紅底白字，就放在駕駛室玻璃的右側。後來換成鐵皮做的，挂在車前保險杠上。我們這20多個人剛開始還有些害怕亮出這一身份，因為的哥行業人員多，魚龍混雜，難免有人起疑：“我們到這裡都是來賺錢的，你搞這個牌子是什麼意思啊？”交警看著也新鮮，還來詢問過，因為一般保險桿上只能掛牌照，不可以挂其他牌，後來特批了我們共産黨員示範車可以挂隊牌。

現在，隨著城市的發展，的哥收入的增加，路上各種愛心車隊的牌子越來越多，已經從最初的20多塊，發展到1000多塊了。有時在路上看見這些牌子，無論是哪個車隊的我都感覺很開心，心裏有一種情分。深圳組建車隊之後，全國其他城市也陸續出現愛心車隊，這麼看深圳又是走在全國前列的。

同樣是在2004年，因為客運管理局推行星級駕駛員考核制度，深圳的士行業有了很大的變化。我第一批就報名參加了考試，報名後發現星級駕駛員考核有一套完整的程式，需要駕駛員參與培訓，再去考筆試和面試。考試對英語口語也有要求，我們當時要考十個英文地名，全部正確讀出來就能通過。我英文沒有什麼基礎，正好我的侄子和他老婆也在深圳，侄子老婆是高中畢業的，我就請她教我讀，她念、我聽，然後我念、她再聽，就把深圳英文地名給學會了。第一批參加五星級駕駛員考試的有700多人，最後只取100個，我就是其中之一。考過後，五顆星打進了我的司機卡裏，客人們都知道，五星級駕駛員服務態度好，不會拒載，也不會繞路。

這是的哥普遍開始強調服務的重要標誌。我記得在這之後不久，有一次我搭載一位女客人，她剛上車我就問她：“小姐，您好，您到哪？”她一下子懵了，下車的時候我又跟她説：“小姐，您好，謝謝。”她要多給我20塊錢，我也懵了，她説：“你不知道呀，我在深圳這麼多年了，從來沒有一個駕駛員還跟我説‘您好’，怎麼回事呀？發生變化啦？發生天大的變化啦？”我就告訴她：“我們的服務理念發生變化了。”從此以後，我們的哥常常在載客時與客人聊聊天，如果看到客人情緒不好，也會勸導對方，養成了察言觀色的習慣。

上世紀90年代末剛來深圳時，我和許多人一樣，覺得這座城市人情冷漠，客人上車報出地點後基本不與司機交流。那時候我也害怕交流，剛從老家過來，總擔心自己不會説話，怕説多了引起別人反感。但這種“冷漠感”最終要靠自己克服，你首先不能把自己當外地人，要與客人互相理解、安慰，尤其在客人心情不好的時候，如果你這樣做了，他會很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