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應《藝術界》編輯之邀，參加了雜誌在單向街書店舉辦的寫作工作坊，發言者大多是這本刊物的撰稿人和潛在撰稿人。貿然設想下工作坊的動機頗為有趣：寫作往往被認為是非常個人化的實踐方式，為何又需要組織作者們彼此交流呢?藝術在今天的文化功能之一不就是通過質疑現代主義過度依賴的學科化和流水線教學化，從而鼓勵個體思考系統的發展嗎?手頭正在翻閱的一本著于1935年的《文化的形態》中作者宣稱：“個體文化間的界限必須輪廓分明且互相排斥，一個人有一種文化，或者沒有。”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我們的切身感受與這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觀念已經大相徑庭。在今天我們無疑需要建立學科內和學科之間的交流渠道，更為艱難和細緻地推動我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識。因此，雖在工作坊上做了一些即席發言，但事後回味其他作者的動機和寫作姿態，則更貼近此次工作坊的深層意義。
蘇格拉底説過 “一個人應該怎樣生活?”，隨後又説:“未經思考的生活不值得去過。”這兩句至今鞭策著有各個學科領域的人們，在思想的浩瀚天空翱翔，並且享受思維的樂趣。但讓一個長期從事文字工作的人士去鄭重其事地分析寫作的目的和意圖，其實多少有些尷尬。雖然這是每個作者都曾無數次懷疑和自省的話題。
用文字試圖表述藝術一直就存在悖論的成分。我們常説藝術作品傳遞出的韻味應該是“語言的盡頭,無以言表之物。”換句話説如果一個藝術項目的動機、呈現和完整的文化價值如果可以用文本準確闡釋的話，那麼在我看來這個項目也就未必需要實際發生了，只需留下一份文本化的方案。在今天或者昨日，我們的精神世界是通過藝術、文學、音樂等多感官領域的創作所綜合構建，這些領域在意識維度上如此不同，以致彼此無法替代或相互闡釋。更不要説每個寫作者會不可避免地帶入自身的知識系統，也在一些時候對抗著藝術創作者的系統。
但為何我們仍然在寫作?
對於寫作者而言，在動筆前多半是要考慮寫作的動機和方法論。按照上述邏輯，藝術評論是多少有些徒勞的努力，那麼寫作的積極意義在哪呢?有一次和藝術家蔣志的閒聊心得或許能點化這個問題：“戀人間鬧了情緒正在冷戰，總需要有一方打開僵局説些什麼。”此時言中的文本意義是徒勞的，因為對方並不在乎。但言中的象徵和姿態層面的意義使得兩人間的關係被進階建立。藝術作品與觀眾之間不也正是這種類似的關係嗎?無所謂專業還是非專業的觀眾群體，不都是在竭力地找那扇藝術家預留的小小窗口從而走向作品的“後臺”嗎?當觀眾無法自主地講自我認知系統與作品發生關係，首先尋找的和用來打破這種僵局的必然是圖注或標簽之類的輔助説明—我們對文本化的學習依賴，已經在血脈和腦海裏延續了幾千年。
雖然比文本更為悠久的是基於現實生活的圖像經驗，但圖像經驗往往是個人化的，更多在感受層面而並非感知層面的。
今天的藝術寫作，雖不以補充和完善作品的文化價值為己任，但依然具備著知識再生産的功能和使命。藝術家在自身的局限中構建了藝術作品/項目的內在系統和邏輯。一位撰稿人以感受到的作品為起點，也在自身局限中建立文本化的邏輯。這兩者各自的認知局限在寫作過程中産生關係，並且形成新的局限或者形成新的知識。雖然我們很難分別這些知識是從藝術作品本身脫胎而來，還是更大程度地依賴了作者的認知系統，藝術作品只是其中一個用於詳論的佐證(如同去年朗西埃在UCCA講座中所使用的論述邏輯)。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今天的知識生産正是在人與人，人與作品之間的相互牽制中不斷發展的。
前不久參加本刊寫作工作坊時也談到一個在梳理寫作動機後隨之出現的話題：我們是在為哪些讀者寫作?有些作者會根據不同的預設讀者群體從而選擇相應的寫作風格和方式，反之也有作者側重的是和之前文章在邏輯和風格上的延續性。兩種方式各自利弊，在此拋磚引玉，稍後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