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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談徐冰:他其實是一個傳統的人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4-06-17 12:27:53 | 文章來源: 網易藝術

2004年,我在德國柏林的DAAD參加為期兩個月的文化交流活動。那段時期,我常常與常駐柏林的秦玉芬、朱金石等一些國內藝術家來往。當時,徐冰正好也在德國參加學術活動,也在柏林住三個月,所以我們就在一群朋友的聚會上相識了。在這之前,我對徐冰上世紀80年代轟動一時的作品《天書》、《鬼打墻》等,在當年也曾有了解。當然,這種了解也僅僅局限于他出國前的作品。他出國之後,我便很少看到他的消息。

在聚會上,朋友們都在聊他出國之後的作品《新英文書法》。他也拿出畫冊來,仔細地介紹了自己當時的構想和展覽的狀況。我記得當時我感覺這些作品簡直太棒了,充滿了智慧和思考,把中文方塊字的外形和英文內容結合在一起,讓中國人覺得熟悉,讓西方人看得懂,這後面透出的資訊並不僅僅是書法那麼簡單。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一個藝術家把自己的作品伸展得如此開闊:從藝術出發,又延伸至教育。然後,進而又讓大眾介入,那種讓普羅大眾都能理解藝術的姿態讓我欽佩。包括我在內的大部分國內知識界和藝術圈人士,那時也仍在推崇精英文化。

那段時間正是我對當代藝術比較失望和有些許看法的時候,徐冰的作品和他對藝術的闡釋讓我重新對當代藝術感興趣。大家在聚會上聊的比較投機,並相約第二天去看柏林雙年展。

我就是這樣和徐冰認識的。

當年的8月份,徐冰的展覽《煙草計劃》在上海外灘三號滬申畫廊開展。我作為文化領域的嘉賓受邀參加開幕式和研討會,那也是我第一次現場觀看他的展覽。當時感覺極為震撼,因為以前我基本上很少看到一個藝術家的展覽能做的那麼豐富和紮實,布展有想法,展覽的主題深邃,它的歷史感和縱深性讓我嘆服。

有一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徐冰在布展時可謂事必躬親,所有的實施他都會親自參與。《煙草計劃》當時要在畫廊靠著外灘的墻壁上畫一幅長卷,表現外灘的歷史,他一直在那兒蹲著畫,畫了很多天。總體而言,徐冰是一位理性的藝術家。通過他的作品,你會感受到他通過縝密的理性思考而決定出的作品主題和走向。而細節方面,他藝術家感性、敏感的特質又發揮了極大作用。

從2008年起,徐冰開始創作他的新作品《鳳凰》。在創作時,他遇到了諸多龐雜的阻礙。而身處逆境中,我漸漸體會到了徐冰的人生哲學:順勢而為。即事物發生了變化以後,即便這個變化給他造成的結果很糟糕,他都能夠依據這種“惡變”重新思考、再次啟程。很多人遇到困難,要麼消沉要麼逃避,徐冰不太會這樣。難能可貴的是,徐冰幾乎從不抱怨。在創作過程中,如果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他只會根據當下情況重新調整。我覺得他是那種會把困難當作挑戰的人,所以了解徐冰的人會看到,他的作品到最後往往和剛開始的意圖完全不一樣。很多時候,他的作品完成以後,會比開始時的構想和觀念要豐富、完整太多。我想,把隨時出現的困難也當成作品的一部分,這可能是他的工作方法。

我個人認為,對於徐冰的作品,似乎文人特別能夠産生共鳴。這和他的創作方式更接近作家、知識分子式的創作方式有關。他的作品融入了許多思想性、歷史概念,他的文人情懷,他的勤於思考、善於思考……這些可能都是知識界人士比較接受和喜歡他作品的原因。徐冰用歷史的視角看待問題,因而得到的答案充溢著縱深性。他常常懷揣著一種對時代的思辨,而這種思辨既包含著感性的認識又涵蓋理性的分析。他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審美取向註定了他作品的與眾不同。

我和徐冰偶爾會針對藝術展開一些探討與交流。在這過程中,我能感覺到他外表雖溫和,內心還是自信而強大的,尤其是對藝術。他善於從其他領域裏獲取靈感,準確地説是獲取思考的方法和模式。他不會生搬硬套,而是巧妙地轉換為自己的一套藝術語言。他也樂意聽取別人意見,但每遇抉擇,他依舊願意選擇相信自己。

徐冰幾乎從沒説過自己關於創作瓶頸的困惑。他有暫時的困擾,而沒有長久的苦惱。這或許和他長年以來處於忙碌的工作狀態中有關。他對藝術的思考是完整的,所以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對其他作品的不斷補充。每件作品之間的聯繫與銜接、提高與昇華,使之藝術境界不斷攀升。他的作品,也大多在深思熟慮或多年觀察中所生發出來,或許也有一拍腦袋就想出來的靈感,那只是些偶然。在這種狀態下,一個藝術家就不容易遇到真正的瓶頸。

徐冰應該屬於天才型的人,卻又不是人們普遍所理解的那種天才。他不像莫扎特,生下來就會彈琴的那種。徐冰的思維角度、創作方式乃至作品都有天才式的靈光閃現,但是他的天賦中也透著後天努力的因素。他也不像很多天才那樣恃才傲物。因此,我覺得所謂集大成者,是既有天賦,而後天又能繼續有勤奮和思考來補充和維護他的天賦。

徐冰的思維方式天賦異稟,他很難履行常人的慣性思維路徑。就我了解,不論藝術上還是生活中,幾乎每一件事他的思維角度都與常人大相徑庭。哪怕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他也有與別人不同的看法和角度,有時還真讓人叫絕。比如我們人人都天天見到的生活中的各種標識符號,大家都見慣不驚、視如無睹。但是他一眼看去,就把它們看成一種語言,就産生了創作的想法。在柏林我們一起去看展覽,他常常掉在大家的後面,我因為好奇,就去看他發現了什麼,結果他是對路上那些不起眼的標識拍照,進行蒐集。而且他哪怕在與大家一起談話,也會一眼就看到路邊某個奇怪的標識而放棄談話,跑去拍照。這也算是一種本事吧。

過往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正常邏輯的偏離有時預示著錯誤,而徐冰通常偏離得有理有節,偏離得恰到好處。你會暗自讚佩他的這種能力,但很遺憾卻無法為己所用。這恐怕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他為何能夠始終保持著創新上的不竭,其他人包括我在內真的學不來。

雖然有天賦,徐冰並不狂妄自大,也不僅僅依賴天賦,他的努力有目共睹。布展《煙草計劃》時,他全身心投入,每天從早上工作到淩晨。當時滬申畫廊經理翁菱説:再這樣下去徐冰要麼就崩潰了,要麼就住進醫院了。但是這兩種情況都沒出現,事實上,他的展覽總是這樣:他時刻處於那種緊張而刻苦的狀態,在展覽的最後一分鐘,他還在那兒調整作品。到了實在必須開幕的時候,他才會趕忙去換一身衣服,出現在開幕式上。這也是為什麼每次徐冰的展覽開幕式總會推遲時間的原因。

我想,徐冰在藝術方面投入了這樣的精力,可能不是要為了獲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也不是要為了獲得多少人的認可與讚美。我感覺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夠給藝術界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新鮮的思維方式,或者説可以帶給未來的青年藝術家一些啟示。他並沒有大量談及到他的藝術理想,但他的每一次創作都是他藝術理想的具體實踐。創作、講座、授課……都關乎他的藝術理想。他也會花大量的時間與學生在一起,作為研究生導師,他並不是教學生像他那樣創作,而是激發他們每個人不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激活他們每個人自身的能力。我覺得一個好的導師不僅僅是教學生怎樣創作,更不是教他們怎樣像自己一樣創作,而是教他們怎樣獨立思考。

《愚昧作為一種養料》是徐冰寫過的一篇文章。我們經歷過“文革”時代,很多人都認為曾經的我們非常愚昧,並對當初的愚昧感到羞愧和不堪回首,甚或不願提起。但徐冰在反思的同時,也會從另一個角度來認識:即便是當初的愚昧,也可以將它轉變成為一種養料,成為一種重新思考的養分。實際上這也是他的人生態度和認知方式,就像他的性格:不怨天尤人。他會從負面結果中重新思量、重新定位,向積極和有價值的方面轉換。我覺得性格決定命運,這種心態讓他更加能夠應對逆境,處變不驚。

中國當代藝術發展時間還不長,在十幾二十年前,當代藝術在我們這裡尚處於被排斥的境地。但現在不一樣了,當代藝術漸漸地被大眾接受。徐冰的創作和展出,一直在試圖拉近當代藝術和這個社會的關係,包括當代藝術和社會各個領域的關係。他自己覺得他的作品並不完全是按照藝術圈的模式來思考的,所以他也不在乎作品的表達形式。我認為徐冰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當代藝術的範圍,而且他自己也試圖把作品融入到社會中去。實際上他的很多作品都超越了當代藝術領域的範疇,他並不在乎別人是否認為這算不算當代藝術,他覺得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給藝術提示了什麼?給當代社會貢獻了什麼?在這點上,我深以為是。

對生活的追求,徐冰的要求不高。他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人。並不是所有搞當代藝術的人都反傳統,或是都離經叛道。他在生活方面並不叛逆,反而有些保守。他的離經叛道主要都表現在對藝術的看法上,生活中他總體來説更接近於傳統文人。他的生活觀、價值觀都有點兒像一個傳統文人。徐冰喜歡像學者一樣思考、做學問,也不太參與藝術圈的各種應酬,保持了較為安靜的工作狀態和獨立思考的生活狀態。

中國傳統文人面向社會大體有兩種選擇:要麼獨善其身,要麼兼濟天下。徐冰顯然屬於後者,他始終懷有一種兼濟天下的情懷。他其實對藝術教育很感興趣,他的藝術理想包含了他對藝術教育的某種期望。他期望能夠通過自己對藝術的認識與理解,改進一些藝術教育方面的弊端。他受過中西方教育,又了解各方的內容與系統。所以他有想法和願望,覺得能夠在這兩個不同的教育系統裏找到一個更適合中國的藝術教育模式。

徐冰的藝術走向並不是那種非常明確、清晰的類型,因此我對他未來的想像還是充滿著期待。我不清楚他將來會做出一種什麼樣的轉變或進步,但無論如何,我都期待他的下一件作品。我相信那一定又是一個能夠超乎你想像,或者壓根不在你想像之中的奇跡。他的思想總是“偏離”正軌,我想看看他未來的創作、未來的作品到底還能“偏離”成什麼樣。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拋開藝術家身份,徐冰是一個比較溫和、謙遜、正直的人。我從未見過他對人發火,也未見過他出口傷人。同時,與大多數長期在國外生活的人一樣,他還保有某種80年代的理想主義情結。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有理想的人已經比較少了,大家都被社會潮流裹挾著往前走,很多人已經不太想理想這件事了。但是徐冰還有理想,保持著從80年代延緩到現在的一種對理想的追尋狀態。

所以,在我看來,徐冰內心中一直保存著一種理想主義的單純和東方式的禪意,包括他去年在英國倫敦做的大型裝置《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實現》,也是他對理想主義的一種想像與期冀。他用理想來對抗這個讓人糟心的現實,就像西西弗斯一樣,明知道推上山的石頭還會滾下來,但是往山上推石頭就是他的工作和希望。

作為個人,謙遜、低調、不張狂一直是他恪守的準則,這或許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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