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9年到1741年，愛爾蘭的馬鈴薯突然因某種原因短缺，形成饑荒，大約有240萬愛爾蘭人死亡。距這次災難100年後，大約在1840年，愛爾蘭人口為八百多萬，主要靠馬鈴薯來維持生活。被馬鈴薯安全養活了近一百年的愛爾蘭人，誰也沒有料到，1845年9月，馬鈴薯真菌霜霉再次在東部出現，先是攻擊葉和莖，接著攻擊地下根塊。一個月內蔓延到愛爾蘭西部。
關於這次自然災害，畫家達尼埃爾·麥克唐納于1847年繪製了題為《愛爾蘭出現馬鈴薯霜霉毒病》的油畫，從目前收藏在都伯林大學的這幅畫作可看到如下場景：夕陽正濃，一位褲腿挽起的中年農民坐在一堆馬鈴薯旁，眼睛死死盯著畫面左前方，仿佛在追問：這外表好看的馬鈴薯裏面怎麼會腐爛呢?
就在當時植物學家們作出“馬鈴薯災害是愛爾蘭潮濕的氣候及夏天的濕度造成”的錯誤判斷時，1848年病害捲土重來，馬鈴薯損失了一半産量。據《愛爾蘭大饑荒》統計，除去移民，在饑荒中死去的人數達110萬。
在當時，科學還無法馬上探明馬鈴薯病害的原因。但在饑荒來臨之時，畫家們卻像記者一樣衝在最前面。僅就《愛爾蘭大饑荒》一書提供的資料，統計如下：參與大饑荒創作、披露甚至報道的畫家，在80到100名之間。涉及的畫種有黑白版畫、彩色石版畫、速寫、漫畫、水彩畫、木雕和油畫，數量約計120幅;作品時間跨度，從災害發生的1845年11月22日《泰晤士畫報》的記載到1900年4月《自由愛爾蘭》封面報道，跨度達55年。
“人潮不斷涌向西部，其中大多數是農民和農業工人，在離開舊大陸趕往大西洋彼岸碰運氣的人中，3/5是愛爾蘭人，在饑荒和霍亂在島上肆虐的那些可怕日子裏，移民的數量不斷增加，而愛爾蘭人口不斷減少。”1850年7月的《倫敦新聞畫報》如此描述。
“任何羽毛筆、任何鉛筆都無法描繪出斯基柏林的恐怖，在這裡我看到垂死者、活著的人，一個挨一個橫陳在冰冷大地上的死者，將他們隔開的只有他們襤褸的衣衫。”藝術家詹姆斯·馬奧尼于1847年1月參觀了斯基柏林地區，遂從2月20日開始在《倫敦新聞畫報》上發表大量速寫和筆記，向公眾展示饑荒的可怕。他的速寫展示出這樣的景象：在卡爾拉一對瘦骨嶙峋、破衣爛衫的男女青年，在已經收走馬鈴薯的土地裏找食;在迷尼恩斯村，石板搭成的茅草窩孤獨空寂，野狗在村中吞食屍體……
用繪畫的形式關注饑荒，不是一個施捨或者仁慈的再分配——愛爾蘭的畫家群體，以自己的才華，以有效的方式勇敢地闖入每一個可以實施人道救濟並進行批判的角落：那麼多人都在挨餓，怎能獨自在溫泉別墅享受繪畫?
據調查公佈的數字，從1849年到1854年，約有5萬個家庭，約25萬人被迫流離失所。“被驅逐的人走向哪——走向不知名的地方，走向孤獨，餓著肚子尋找能過夜的岩石或者溝渠。”阿森納斯·尼克爾森在1850年出版的《愛爾蘭的光與影》中描述。
畫家艾爾斯金·尼克爾在9年內繪製了兩幅地主驅逐農民的畫作。創作于1853年的《驅逐》，現藏愛爾蘭國家畫廊。畫面背景1/3被烏雲遮住，陽光被壓在左上中部烏雲縫裏，一束從畫布之外某個不確定地方照進來的光線，投射在剛離開已拆毀家園的一家七口人頭上。
年邁的父親拄著一根樹枝垂頭喪氣，老人煞白的禿頭頂，哀怨的表情，是畫中光線表達最為豐富的部位，透露出剛剛經歷浩劫的野蠻和殘酷。老人左邊站著一個4歲左右的金髮孫女，無辜懵懂地望著祖父。兒子無言地站在老人右邊，一聲不吭盯著畫面左側的蕭瑟田野。兒媳婦抱著一個嬰兒坐在兒子腳下，媳婦身後背朝畫面跪著的顯然是大孫女。畫面的最右邊暗影裏，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女人爬在門前的菜地上，仰著因憤怒而扭曲的面孔——她明顯是老人的妻子。
過了9年，可能覺得這幅畫沒能表現驅逐制度的殘酷和血腥，艾爾斯金·尼克爾又創作了《驅逐佈告》，把地主、警察也一併拉入畫面，把罪惡定格在歷史中供後人批判和思索。
饑荒加速著愛爾蘭社會的急劇變化，很多領域面臨失衡，尤以土地問題較為嚴重。農場主們擴大了自己的領地，而土地小租賃者隨時可能丟失飯碗。面對此種情形，艾爾斯金·尼克爾畫了《酒吧裏的兩個愛爾蘭人》、《請求》、《多尼布魯克的節日》，表達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從1851年畫出《愛爾蘭一家在窩棚中的景象》水彩畫開始，到1871年畫出《愛爾蘭移民抵達利物浦》，20年、9幅饑荒題材的巨幅畫作，艾爾斯金·尼克爾的洞察力、人格魅力及其直面現實的藝術表達，隨著他不朽的繪畫作品，成為一段不可磨滅的民族記憶。
在饑荒時期，畫家心手不相欺，尋找並批判饑荒的原因，成就一種善，一種大美，也實現了對藝術倫理、理性和德行的最大尊重。
畫家喬治·弗雷德里克·瓦茨，為表達自己對所處時代不平的憤懣，1849年、1850年兩年內創作出《愛爾蘭大饑荒》系列作品4部，他認為藝術應該“用線條和色彩的崇高去嚴肅地影響人的心靈”。
值得注意的是，面對災難，行動最快的是版畫和漫畫家們，而媒體的配合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泰晤士畫報》1845年11月22日刊登了版畫《部長的夢》;在饑荒再度復發的1848年9月，《泰晤士報》刊登了漫畫《播種計劃》。前者諷刺英國首相皮爾面對愛爾蘭農民騷亂、《穀物法》存廢爭論與馬鈴薯病毒危機糾纏在一起的噩夢;後者諷刺新首相魯塞爾曾提出的通過移民修港口工程、修鐵路等政策實現對加拿大的殖民計劃。“在愛爾蘭人快要餓死時，魯塞爾和皮爾還在播種他們的計劃。”對此，畫家們真是一針見血。
從繪畫內容來看，除上面提到的饑荒、移民等引起的社會失衡外，還展現了宗教紛爭、政局動蕩、地主專橫，以及司法問題、驅逐制度、集會起事等社會面相，幾乎涉及饑荒的各個層面。愛爾蘭畫家們不僅自覺為餓殍招魂，而且為大饑荒留下更為形象的見證，為提升人類心靈、激發潛在的高尚，畫下不朽之作。
閱讀這樣的畫作，我感覺這些藝術家，其影響力抵得上敏銳的知識精英。他們通過作品促進了公眾在饑荒中的自身覺醒，以及對饑荒引發變革的理解。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場一百多萬愛爾蘭人死亡、兩百多萬人流落異國的饑荒之後，愛爾蘭人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改革，終於在1922年成為自由平等民主的獨立國家。此時，距離大饑荒只過去七十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