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的《毛氈與鋼琴》（作者拍攝于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
文/顏榴
博伊斯的名字在20世紀80年代就來到中國，90年代進入了藝術家和翻譯家的視野，到新世紀才迎來了我們靠近與解讀他的契機，用西方人的話説，這就叫相遇。2013年9月7日，中央美院美術館推出“社會雕塑：博伊斯在中國”，是這位德國藝術家的資訊展，照片以及影像的動態圖景彌散在展廳，策展方依據時間的線索，將作品名稱一一列出，配以文字、相關插圖和輔助性的背景説明，顯示出向一位過往的（博伊斯于1986年去世，1921年出生）西方現代藝術大師致敬的旨意。
作為已經離世20多年的觀念藝術大師，博伊斯的原作是否達到中國似乎並不那麼重要，展廳資訊的傳達已經把觀念藝術的本質和理唸有效地擴展開來。況且他的很多作品是一種在現場的“行動”，一經誕生即刻消失，無法挪動。這讓我想起福柯的一段話：“我願意我的書成為像手術刀、燃燒瓶或地下坑道一類的東西，我但願它們在被用過之後就像爆竹一樣燃為灰燼。”作為已經燃放過的觀念爆竹，在我們這兒重新燃放一次，不僅見證了藝術史，還對我們有一重現實的意義。
博伊斯的遺孀艾娃時下就面臨了這樣的尷尬：3年前她起訴莫伊蘭城堡博物館在一場展覽中收入的博伊斯的一場行為表演的照片為侵權，起初得到杜塞爾多夫幾家地方法院的支援，但今年5月，德國最高法院對此否決。記錄表演作品的照片是不是對作品的改編是法院斷案的關鍵，但歐洲各國的視覺藝術版權專家對此仍存在著分歧。這個小插曲似乎可以從側面説明在中國舉辦博伊斯展覽收集“作品”的難度。博伊斯現場的那只行為爆竹從某種意義上是不可複製的，也被艾娃理解為拒絕複製的，它只有創作時的一次性。
與博伊斯的威名在中國影響的程度相比，國內的出版文字有些不成比例。1996年《世界美術》上有一篇專文，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將他列入“世界名畫家全集”中的一員，然而博伊斯不是畫家。
對我這個深受古典藝術和印象派畫家影響的人而言，對西方藝術史認定的博伊斯的成就一直存在著某種困惑，我實在找不著他和過往偉大藝術家之間的邏輯鏈條（在畢加索、達利等畫家前卻沒有這種感覺）。這些年想突破的是博伊斯那個威名所造成的迷局。
真正靠近博伊斯是2011年冬，我站在了柏林漢堡火車站現代藝術館的那件《毛氈衣》前，但是不解的局面並沒改變。後來輾轉至慕尼黑的現代藝術館，見到了多件現成品：電話機、粘土、瓦罐、鐵板等看起來像是戰場上用過的實物，卻像舊石器時代先人的古物般陳列著，散發著冰冷的氣息。而像油脂之類的東西還發出腐臭的氣味……在一間屋子的地上，錯落地擺放著一些長條形的石頭，上面刻著圓形的標記，當看到標題名為《20世紀的終結》時，腦海裏募的涌起馬克思的那句名言：“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2012年的春天，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博伊斯再度“現身”。一捆捆的灰褐色毛氈豎立堆疊起來，佈滿了一間小屋，中間的空場擺放著一架黑色的鋼琴。屋內瀰漫著毛氈的濃濃的人造纖維的氣味，這種氣味似乎能吸納一切聲音。沒有人試驗在這種環境裏演奏鋼琴會是一種什麼效果。在《毛氈與鋼琴》這一作品裏，鋼琴是靜音的。那個現場的構造有一種強烈的靜穆，毛氈摞放形成的線條似乎是鋼琴的琴鍵，卻是無聲的戲劇化場景。正是從這應被稱為裝置的作品裏，我感到了博伊斯營造氛圍的能力。現在回想起來，在堆滿毛氈的那個房間，人會不由自主的屏聲靜氣，整個屋子的溫度似乎也隨之上升了。我已事先知道，二戰時，博伊斯做過空軍飛行員，他遇險時被韃靼人用毛氈救過命，這便是他個體關於溫暖的回顧吧。那麼，這厚厚的毛氈還真的不能當作尤奈斯庫的《椅子》那樣去解讀，物對於人是壓迫還是救贖，博伊斯與荒誕派戲劇家的站位可是不同。另外，發音的鋼琴與吸音的毛氈從視覺上又有相互消解和破壞的張力，鋼琴作為人文主義的象徵物，毛氈作為現代世界的産物，二者既有一種對立，也有一種統一，是古典的溫情與現代的漠然相對無言。
我忽然發現，20世紀殘酷的政治歷史社會現實，是理解博伊斯的入口，從這個程度上説，我的疑問也就得到緩解。他的另一件與鋼琴相關的作品，僅看照片就足以感到震撼：一架被軍用帆布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鋼琴上打著鮮紅的十字，人文主義的尊嚴喪失殆盡。當年茨威格夫婦在聽到德累斯頓被炸毀之後自殺不正是基於相同的痛因嗎？1974年，博伊斯與一隻狼共居一室三天（《草原狼：我喜歡美國並且美國也喜歡我》），這是真正服過5年兵役併為納粹戰鬥過的德國人驚世駭俗的行為藝術，博伊斯斬斷藝術的邊界來得那樣徹底。今天，觀念藝術花樣翻新的面貌比類似于《如何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行為藝術照片）這樣的作品都要顯得新奇，我們已經直接目睹過種種身體受虐的驚悚行為藝術，似乎每一個都比博伊斯要來得刺激。但是，觀念藝術的許多扇門是博伊斯第一個推開的，中國現代藝術在經歷過對西方現代的二度模倣之後，離原創還有許多路要走，博伊斯才是觀念原創的大師。
此次展覽的主要策展人朱青生教授曾坦言，他是受到博伊斯的感召而遠赴德國留學，並從一位藝術史學者拓展進身為藝術家行列。與博伊斯的名言“人人都是藝術家”相對，朱青生曾提出“沒有人是藝術家，也沒有人不是藝術家”。這句話表面上看起來是博伊斯那句話的反動，其實是另一種解讀。當下的後現代社會，藝術家與普通人的確已經沒有界限，博伊斯當年一定感受到了未來世界即將出現的狀況，但這種表面界限的消失，真的意味著人人都是藝術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