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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文化藝術交流需要用國際通用語言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3-03-01 17:21:53 | 文章來源: 《公共外交季刊》

文化藝術交流應該是雙向互動的過程

記者:確實是這樣。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應該是雙向的過程。那麼,近年來,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與國際大牌藝術家、國外美術館有哪些重大合作?如何推動中國文化藝術的“走出去”和“引進來”?

王璜生:目前來講,國內還很難通過美術館這個途徑,在國際上産生一種比較好的共鳴,實現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積極效果。在國內的美術館行業裏,更多的還是以接受國外重大展覽為主。我們説“走出去”,其實是“走不出去”,很難在國外産生重大的影響和效果,獲得國外民眾的注意和理解。而且,我們説的“引進來”,也還只是停留在簡單的“接進來”狀態。因為,理想的“引進來”必須是我們主動的和有選擇性的。我們要什麼東西,希望人家提供什麼東西,這些都需要有我們自己的意見和判斷。現在,基本上都是人家主動向我們輸出,送東西過來,我們簡單的接住。比如,畢加索博物館主動過來,給我們做個畢加索展覽,要怎麼做,大概怎麼做,都是人家説了算,我們只是配合而已。良好的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應該是雙向和互動的,大家都能夠參與其中,發揮自己的獨特作用。

2012年,我們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共舉辦了27個展覽,有近1/3是外國的展覽。同時,我們還在英國舉辦了兩個展覽,但都是在一個比較一般的空間做的活動,我們還很難吸引到更大範圍的國外觀眾的關注,也沒有産生較大的影響。目前,中國想主動在世界真正一線一流的美術館做展覽,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跟世界美術館的差距還很大,不僅僅是水準問題,還包括方法、方式、資金、體制等綜合性因素,甚至工作態度及學術精神等。

近些年來,我牽頭主辦了很多次與國外美術館相關的大型展覽活動,大概有兩次較為值得談談。

2006—2009年,我組織策劃的 “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國際巡迴展(廣東美術館主辦),在國外影響巨大。這次展覽先後在德國法蘭克福現代博物館、斯圖加特國家美術館、柏林國際攝影博物館、慕尼黑當代藝術博物館、德雷斯頓國家藝術博物館五個德國一線博物館及英國、美國、法國展出,共展出250名攝影師的590幅代表作。德方的館長對我説,我們五個博物館聯合做一個德國的展覽,都相當困難,而聯合做一個非德國的藝術展覽,這還是第一次。

“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展覽的主題是“人性化中國,個性化中國”。以“中國人本”為標題和展覽定位,來自於三層意義的思考:一是借助攝影特有的真實性,記錄、濃縮、還原中國人本真的生活情態,以廣泛而真切的細節表現不同歷史階段的人文內涵,展現社會生活中的人的作為和價值;二是以豐富、自由、多元的個人化視點,表現對中國人的個體存在的複合觀察,提供社會影像學意義上的豐富的“中國人標本”;三是著重強調、倡導和傳達中國當代人文界,尤其是當代紀實攝影界的人本主義取向和人文關懷精神。

“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國際巡迴展通過獨立、真切、感性的記錄反映了中國人性化和個性化的歷程,是反映中國50年生活的紀實精品。每到一地,均在當地文化界和市民中産生熱烈反響。在柏林攝影博物館舉行的開幕式,前來參加觀眾約有950人,座無虛席,許多觀眾圍坐于大廳四週的走廊過道,安靜聆聽,德國觀眾在開幕式結束後紛紛向代表團表示問候和敬意,普遍反映展覽很有代表性,是認識中國的一面鏡子。這次展覽活動,有效促進中國與國際間的文化交流,增進民眾了解和心靈溝通。為什麼能夠産生這種轟動的效果?主要是以“中國人本”為題的展覽,體現了中國人對待生活現實的態度和心理,還原了中國普通人的人性與生活的真實。這樣一來,就能夠引起國外觀眾的強烈共鳴和響應。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就是這樣,應該以人類的生活和共同價值觀為主題,僅僅是意識形態的輸出,肯定會受到別人的懷疑和抵觸。

2012年3—4月,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和英國文化協會合辦“托尼·克拉格:雕塑與繪畫展”,在國內和國外也引起極大關注。托尼·克拉格是極具影響力的英國著名雕塑家,現任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院長。此次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個展,展出托尼雕塑作品50件以及包括草稿、水彩等在內的紙本作品127件。作品創作時間涵蓋了托尼早期創作和近期創作,更有獲得“特納獎”的經典之作。英國文化協會還將“托尼·克拉格:雕塑與繪畫展”納入他們的“藝述英倫”大型系列文化項目,利用網路和平面媒介進行推廣。

為什麼英國文化協會找我們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作為合作夥伴?主要是我們比較規範和專業,願意採用國際的通用標準,並彼此尊重文化的價值觀和藝術的需求。我們在這個項目裏面,不是像以前的簡單“引進來”,不是你推什麼我就接受什麼,而是我們應該將我們的要求提出來,而且要提得很專業,人家才可能接受你的建議。當時,我去英國看了托尼的展覽後,便提出如果在中國做,必須不是全盤拿過來,提出我的要求,我的觀點、看法。托尼和策展人表示接受。其實,他們也很想聽聽我們中國專業界的意見,以使他們的展覽更能為中國學界和公眾接受和喜歡。目前,國內美術館在做國外項目時,很多時候都只是被動地接受,很難和很少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想法,多數被動地充當配角。

英國文化協會在做托尼展覽這個項目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國文化協會屬於英國政府,有點像我們文化部的色彩,但它又不完全是文化行政機關。英國政府通過英國文化協會向國際上推動他們的項目,推動英國文化藝術向外傳播和交流。但是,這種推動並不是僅僅靠政府出錢來推動。政府只是橋梁,具體工作還必須靠英國文化協會這樣的半官方機構及社會企業的參與。英國做這種對外文化交流,特別鼓勵他們的重要企業、重要的民間組織參與其中,來支援本國的文化藝術走出去。本次展覽項目,幾乎英國的一線品牌企業都參與和贊助,公民和企業參與推動本國的文化藝術,這既是職責,也是榮譽,更體現一種社會文化的素質和意識。政府在其中,主要是起穿針引線,鼓勵、政策支援和推動的作用。

我們需要提高國民和企業對公共外交和文化藝術交流的認識和參與度。英國國民和企業對托尼·克拉格的意義和價值有很深的認識,大家都認識到應該將這樣一位能夠代表英國最高水準的藝術家推到國際上。國民參與文化藝術交流的積極性就相當的高,從簡單的我投錢、我支援,變成我積極參與,國民充分參與其中。這個觀點我在文化部對外聯絡局召開的“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研討會上也説過。光是政府投錢,還遠遠不夠。像“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館”項目,經常是由於種種原因,很勉強地做出來,很難體現“中國”這樣的文化形象。主要是與資金、人、意識、管理組織水準、行政等等原因相關。光是政府在做,或者和政府有關係的組織和人在做,錢不夠,民間參與度不夠,很難做好這樣的事情。既吃力,又不討好。我們應該充分鼓勵民間參與,鼓勵國民和企業參與這樣的事業。我們現在的文化“走出去”活動,往往好像與國民沒有太多的關係。我再次重復強調,“公民和企業參與推動本國的文化藝術,這既是職責,也是榮譽,更體現一種社會文化的素質和意識”。在這點上,我們應該有意識地去扶持培養,政府管理組織部門更應該學習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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