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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可以作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平臺
記者：非常感謝王館長接受《公共外交季刊》的專訪。從2000年擔任廣東美術館館長起，您從事美術館的管理已經有十餘年，同時還出版了數本美術館研究專著。您認為美術館在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具有怎樣的角色、地位？怎樣才能發揮美術館在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平臺作用？
王璜生：在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美術館具有獨特的角色和地位。這是因為在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美術館具有通用的語言和標準。美術館，英文叫museum，這個説法本身就是一個國際通用語言。美術館既是一個公共的空間，作為傳播人類文明和知識的場所，又具有保護和收集的功能，美術館本身就對世界文明成果進行保護、收藏。美術館通過保護、收藏來演繹或者描述人類美術史和藝術文明史。因此，美術館的作用，既是保護文化和藝術，又是積累文化和藝術，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去進行國際文化藝術傳播和交流，在世界範圍擁有自己的通用語言。因此，世界各國各地都有美術館，都起到保護和積累文化、藝術的作用，有著基本通用的標準和價值理念，運作機制和方式也比較國際化。這一點上，中國的美術館就有別於中國本土特色的“畫院”“美協”等機構模式。
“美術館”是全球通用的，有著通用的行業語言、標準和價值觀。因此美術館應該怎麼做，什麼是好的展覽，怎麼樣才能夠在國際文化藝術舞臺上産生影響和共鳴？這都有著一套國際通用的法則、語言、標準和價值觀。儘管説這些通用標準也是建立在某種西方的標準和價值觀上，但至少像英語一樣，在目前階段來講還是一個世界範圍內通用的語言。因此，我們的美術館如果要在國際上交流，就必須使用這套通用的標準和價值觀。就像自然科學一樣，國際上有共同的標準、規範、研究關注的問題和價值觀。這是一個國際共同體，你不可能脫離這個共同體之外，否則就變成了自説自話。在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我們不能老是談自己家裏有兩大鹹菜罐子，還是老祖宗留下來的。這個人家聽不懂或不願意懂，這不是國際通用的。我們在國際文化藝術交流中，應該用大家有共識的東西來討論問題，這樣大家才能互相理解，才能更好的交流。我想這種共識也是美術館在推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方面的核心。只有承認這種共識，尊重這種共識，才能做好我們的對外文化藝術交流。
在推動公共外交方面，文化藝術交流的效果是最好的，共鳴性比較強。文化藝術交流，能夠影響人的思想，促使人家更了解人類文明，了解中國，促進中國的藝術“走出去”。首先，我們需要一個公共的渠道來推動中國的文化藝術國際交流。美術館可以説就是這樣公共的平臺和渠道之一。現在我們國家舉辦了很多“走出去”的活動，但是卻多數只在華僑圈裏，或者一些小區域、空間裏做，較少在美術館，特別是較引人關注的重要美術館等公共平臺上做具有學術分量和公共認知度的展覽，這樣即使“走出去”了，卻很難在國際文化舞臺上發出聲音。就好像在中國搞個展覽，在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做，一下子大家就知道了；或者在北京798藝術區做，人家也會去關注它。但你説在南六環或者密雲做展覽，除非你展覽特好，要不很少人會知道的，也不會去了解關注的。因此，美術館在公共外交上的意義，有著它本身代表性的位置和意義，這樣的位置和意義是被國際公眾、學界所認同的，在這樣的平臺上進行相關的文化交流才可能生效，産生較大影響。通過美術館，我們可以和國際的美術館進行對話，可以和國外的專業界和觀眾達到深度和廣度的交流。
其次，怎樣發揮美術館在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獨特平臺作用？這就要求我們自己要清楚我們要推出什麼？應該推出什麼樣的項目，或者推出什麼價值觀、推出什麼展覽，什麼樣的展覽、文化活動及使用什麼樣的“語言”才可能生效及引起共鳴。這才可能使中國的文化真正地“走出去”，要不然你就只是自説自話。同時，我們必須尊重國際通用的標準和價值觀，只有尊重這種通用的標準和價值觀，你推出的項目才能夠産生共鳴，得到國際文化公民的理解。
文化藝術交流要採用國際通行法則和評判標準
記者：您先後於2004年、2006年獲得了法國和義大利政府頒發的“騎士勳章”，您認為這種國際性獎項對頒獎國和獲獎人的公共外交含義是什麼？您曾説過，中國的美術館與世界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國外的美術館對於我們有哪些可借鑒的地方？我們如何借鑒國外美術館在促進對外文化藝術交流方面的成功經驗？
王璜生：這兩個獎項多少跟“文化年”有關，而另一方面，大家關注到我在中國的美術館行業中所體現的一種專業精神和作為。2004年，法國在中國舉辦“文化年”活動，我參與了其中一些項目，反響很不錯。2006年，義大利舉行“中意文化年”活動，我也在其中做了很多工作。這兩個文化年反響都不錯。法國和義大利政府頒給我這兩個獎項，大概是他們肯定我在中國與國際文化交流工作中的貢獻吧。從這個角度來講，這種獎項也可以視為公共外交活動。
我曾在廣東美術館任職很長時間。廣東文化有它的特點，曾被稱為“文化沙漠”，但也有它文化很活躍的地方。廣東經濟很發達，很有改革創新精神和實幹能力，但在意識形態方面，卻多采取穩妥平衡的方式。以至於有人稱，一個地區為了使自己的經濟能夠發展得比較快、比較穩定，就必須在政治上採取穩妥平衡的方式。但是，廣東美術館，無論是在當代藝術，還是美術館文化方面，都做得比較成功和有影響，建立了一套較為規範的機制，形成了一套較好的管理體系，跟國際做法比較接軌。而同時，高度注重學術研究和當代藝術文化的主動參與及推動，因此，在國際公共文化交流方面，贏得了高度好評。法國和義大利政府頒發給我“騎士勳章”，也有表彰我這方面工作的一層意義。不過，我深感，中國的美術館及中國文化外交工作與國際的距離還是很大的。
總體來説，歐美主要美術館的運作之所以成功，在於它們有一套較行得通而有效的社會運作機制。比如，這樣的美術館往往能夠得到基金會的支援，因為國外有免稅、減稅政策，只要支援文化事業，個人、企業和基金會就能夠享受這種減稅、免稅政策。有了這種政策後，大家就願意支援美術館等公共文化事業。這樣，既主動參與有意義的文化公益活動，又能夠得名和不用直接支出太多。而國外能夠制定出這樣的政策，吸引公民和企業捐資和捐東西，關鍵在於他們具有較好的公民文化社會基礎，公民之於文化有自覺的意識。而公民、企業的錢與物捐出來後，一般是由基金會等管理機構來運作。這些基金會，甚至董事會往往有很好的監督機制。美術館拿到基金會贊助後，還必須接受後者的檢查和監督，要將活動成果反饋給基金會和社會。美術館就有壓力必須將活動辦好，否則下次人家就不給你錢了。這樣一來，就形成非常良性的互動和迴圈機制。總之，整個社會對美術館和博物館高度重視，有清楚的認同感，而國家政府又制定了很好的政策，具有很好的監督機制和運作機制。正是得益於這些，國外的美術館才發展得比較好和比較規範。
文化藝術交流具有相同的國際通行法則，評判標準、運作機制也相同。中國文化和藝術為什麼難以“走出去”呢？以前，我們過於歸咎為文化差異背景、歸咎於政府推動不力等，但這並不能完全説明問題。在文化藝術交流中，如果你把特殊性、差異性誇大，或者老談差異、衝突，老談中國特色，我個人覺得，這樣並不是太全面和合適。實際上，文明的方式是多元的，而文化的本質及交流的語言、方式、規則等是有其共通性的，尤其是藝術。同時，公共外交還有個特點，它不應該是單向的，而應該是雙向的。也就是説我們不僅僅要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藝術傳播出去，還要“引進來”，要吸收外國的先進文化和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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