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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磯崎新設計的中央美院美術館出來，不到五分鐘的路程，有一家可以喝到粵式早茶的餐廳，那是王璜生的飯堂之一。
王璜生是藝術界的風雲人物，出生在廣東汕頭，留一臉絡腮鬍子，講不標準的普通話，2009年7月從廣東美術館卸任後，受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潘公凱的邀請，前往北京，開始執掌這所美術學院的美術館。
今年是他在北京的第三年。如今，他已將這家美術館打造成有全國影響力的公共美術館，潘公凱用六個字評價他：果然不負眾望。
在此之前，這家美術館像中國的大多數硬體一流的美術館一樣，處在半休眠狀態，沒人知道該去看什麼，也沒人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王璜生過去後，相繼推出“泛主題展”、“未來展”兩大雙年展品牌，同時策劃了大量重量級學術展，勢頭逼人。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他發揮籌款能力，將一個個展覽做成。
這在中國的藝術中心--北京，也是少見的，一個沒多少錢的學院美術館，竟能辦這麼多高品質的展覽，王璜生的作為引人注目，他也因此被視作中國藝術界最有權力的人之一。
在越來越善於排座次的藝術界，王璜生的坐席位於第一排，他的旁邊，經常是范迪安、單霽翔，前者是中國美術館的館長，後者是故宮博物院的最新掌門人。
但王璜生又從來不是一位著迷于權力的“官員”。
在美術館，他會給嘉賓端茶送水，檢查話筒，甚至洗手間的衛生問題。在今年8月開幕的未來展上，當所有工作人員休息時，王璜生還在展廳逐一檢查作品。一位在他手下工作的館員評價這位館長：“注重細節，事必親為”，“他想做成什麼的，沒有做不成的”。
在廣東美術館期間，王璜生一手將這個創立於1997年的新館打造成了中國最優秀的美術館，但隨著他的離開，這家美術館發生的巨大變化，讓很多人感到遺憾。館長的離去，美術館像被抽幹了血液。
“我會經常反省自己，是不是我過去太強勢了，讓下面的人成長不起來，還是其他問題?”王璜生不止一次地這樣對記者説。但與此同時，他手下出來的人，很快都被其他機構“挖”走。
廣東美術館的主管部門在選聘下任館長時，王璜生不是評委之一，這被他視為不合規矩。在美術界，王璜生是一個職業的美術館人，他也被視為一個不按藝術江湖的常理出牌的人，他還是為數不多的力推當代藝術的館長，他能容許生猛、大膽的作品進入美術館，艾曉明的《陰道獨白》在廣東首演，轟動全國;用社會資金舉辦的廣州三年展，更是奠定了廣東美術館的國際影響。
從最有中國特色的畫院走到美術館，反省體制、積極介入當下是知識分子王璜生的追求，也正因為如此，他是一個敢折騰的敏感人物。
在王璜生的認識裏，美術館是一個文化機構，哪怕社會在沉淪，文化總應該弘揚正氣，美術館不僅要做當代藝術，還要有當代意識，有積極介入當下文化的雄心，不能只做一個死氣沉沉的陳列室、群藝館，這個月展牡丹，下個月展菊花，這樣的美術館，不僅遠離文化現場，也會生産出大量哭笑不得的展覽。
在中國藝術界，年輕的策展人樂於使用“獨立”的字眼，他們希望開展獨立的工作，不受權力、資本、市場的控制，但王璜生的看法要悲觀得多， “談獨立，那是太奢侈的事了，這是中國當下必須面對的現實”。
中國沒有美術館的傳統
記者：在做美術館之前，你是專職畫家，從畫家到館長的角色轉換，怎麼把握的?
王璜生：我從不懂美術館一下子就切入到美術館，先是做副館長，後來做館長，好處是沒有對美術館認識的陳規。在這個過程中，有幾個節點對我影響很大：第一是我剛到廣東美術館時，當時香港藝術館的總館長曾柱昭是我們的顧問，他邀請並帶我們參觀他的館，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洗手間，他認為一個洗手間管得好，美術館就能管理好，這一點對我影響很大，細節決定高度，做事要從最小的地方入手;第二是台灣黃光男撰寫的《美術館行政》一書，這是我接觸到的第一本有關美術館理論的書;第三是剛做館長不久，去紐約現代美術館(MOMA)參加亞洲美術館館長培訓班。這次考察對我啟發很大，美術館應該進入當代情景，具備對當代文化的滲透和延伸。
記者：這種理念實施起來順利嗎?
王璜生：過程很艱難，不時會碰到一些沒辦法回避但又必須去面對的事情。當時第一件要面對的事情就是廣東美術館馬上要做開館首展了。開館首展非常重要，這是第一次向公眾展示形象，你的學術定位的展覽。而廣東省上級領導部門正好這個時候也要辦廣東改革開放成果展，想將這個成果展覽放到美術館最好的五號展廳，並準備在展廳放一個火箭，意思是説廣東的經濟快速上去了。林抗生館長很無奈，找我商量，我當時是業務副館長，我説不行，如果這次進來，以後這樣的展覽就甩不掉了。我們想辦法找上面談，將利弊擺出來，最終我們在美術館的員工通道改造了一個空間展出這個展，觀眾需要從另一個門進去看這個展覽，這樣就跟我們的開館首展在空間上隔開了，保證了美術館的專業性和學術性。
記者：社會上包括領導部門一般都認為美術館是一個多用途的展覽館?
王璜生：這正是美術館的問題所在，中國的美術館沒有獨立性，基本上是一個為美術創作服務的機構，畫家畫了一批新作，在那裏展出;政府組織了一批重大題材創作，也要給他們提供場地;還有配合各種重大慶典的展覽等，中國的美術館就這樣逐漸成為了展覽館。展覽館畢竟只是展覽場所而已，既可以做好的展覽，也可以做一般甚至差的展覽。中國沒有美術館的傳統，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本來美術館應該屬於博物館系統的一個分支，是藝術博物館的類型，但中國的體制讓它分離出來，從管理的歸屬上，不屬於博物館這條線，而是屬於藝術這條線，這一分離，所有的管理系統、管理規則全部游離于博物館之外。1949年以來，國博、故宮、上博等一些大館做得都還不錯，但游離出來的美術館，沒有規範，也沒有標準。
記者：沒有規範和標準會造成怎樣的局面發生?
王璜生：沒有基本的文化標準，就會不斷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展覽，使你哭笑不得，包括一些莫名其妙的藝術家在一個很重要的美術館做展覽，甚至也很“轟動”。你會覺得美術館不是一個具有標桿性的文化場所，既然什麼人都可以在裏面展示作品，那就喪失了基本標準，這種情況在中國很普遍，而且很嚴重，嚴重到即使是一些國家級的重要美術館也這樣做，儘管它也有學術委員會，但是做的展覽根本看不出有什麼標準。
人和制度是癥結
記者：中國的美術館還有一個特點，大多都沒有常設展覽，而常設展覽是博物館的基本規範，美術館為什麼不做常設展覽?
王璜生：根本沒辦法做!當時在廣東美術館時也沒辦法做!主要也是不想做!常設展覽中作品的位置怎麼擺，非常頭疼!據説有的館擺放作品，講究到如果這邊放吳冠中一張，那邊必須是誰誰誰擺一張!這邊黃永玉擺一張，那邊又必須誰誰誰擺一張!講究到這個程度，學術還有獨立性可言嗎?完全不按照美術史梳理和學術獨立的原則進行評判和陳列。
記者：應該按照什麼標準來評判?
王璜生：最糟糕的是沒有一個標準，有些是按江湖地位按資排輩。我們以前到文化公園(廣州的一處以群藝為主題的公園)看展覽，大家覺得是在輕鬆的場所看展覽，差也就差了，無所謂，但是現在將美術館説成是那麼回事了，可是展覽卻很差，就有問題了，因為觀眾會以為那些爛的作品是好的，這就是美術館的標準意識對公眾的影響。
記者：你覺得中國的美術館做不好的癥結在哪?
王璜生：還是人和制度的問題，國內的美術館也想做好，但是普遍不知道好的標準是什麼，包括專業運作，展覽怎麼做，收藏怎樣開展，這其實是美術館的根本命脈，美術館要有比較好的判斷力和執行力。這幾年建的新館不錯，硬體都很好，政府給美術館的錢算不少了，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喊缺錢，在國外，政府給美術館的錢並不算太多，但是給了政策，還有長期培育起來的社會對美術館的認知和監督。但是中國不是。美術館要有獨立的追求，就要有能力向社會要錢，但這條路走起來很艱難。我這麼多年來找贊助，更多的是用一種所謂的資源共用的方式在籌錢，比如廣州三年展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支援，我們將論壇放到香港舉行;我在中央美院美術館做展覽，不少都是用社會資源來做事情。但我不是用傳統的方式籌錢，不是畫幾張畫送給你，也不是我找一些藝術家做展覽，你贊助了，展覽做完我送你幾張參展作品，我不希望這樣做。
記者：贊助商給錢了，提出“過分”的要求怎麼辦?
王璜生：美術館不能被贊助商牽著鼻子走，但是你應該照顧到贊助商的利益，這是一個不斷磨合的過程。你不能直接説，不能這樣，也不能那樣，可以慢慢引導，這就考驗智慧了。尼康贊助廣州攝影雙年展時，我們給他的回報是在展覽現場展示尼康最新相機。而有些贊助商跟我提出想放他們關注的藝術家的作品，這是不行的，這等於是他們變成參展藝術家了，這就是對這件事怎麼判斷的問題。
記者：美術館的展覽很多有畫廊的贊助，會不會美術館拿了畫廊的錢，來推他們的藝術家，美術館成為商業操盤手的合作夥伴?
王璜生：畫廊贊助是正常的，以前廣州三年展也有畫廊贊助。但是，在這個關係裏你是主動還是被動，這很關鍵。有些畫廊説出錢，讓一些藝術家進去，這個就不行。我的所謂“主動”的做法是我先挑參展藝術家，藝術家有畫廊，那我再找畫廊，看他們能不能提供支援。
記者：你前面還提到美術館做不好還有人的問題。
王璜生：選館長這個事情就可以説明問題。2009年底到2010年初，全國有兩個很大的美術館在招館長，一個是廣東美術館，最終來報名才三四個人，就三四個人中選出來;另一個是山東美術館，最後報名的就一個人，這個人上崗了。廣東、山東是美術大省，應聘的人卻如此少，一方面與競聘運作有關，但我更傾向於認為這種情況表明業界對美術館缺乏信心。中國的美術館發展了這麼多年，大家對它的功能、可能性、學術地位都有很大的期待，但是恰恰在這樣的節點上，沒有較多的優秀學者、能人應聘，這是需要我們深刻反思的問題。
王璜生
1956齣生於廣東揭陽，現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曾為嶺南美術出版社編輯，廣東畫院專職畫家，廣東美術館館長。2006年獲義大利總統頒發的“義大利團結之星”騎士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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