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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蒂利希:當代藝術的宗教之維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2-10-22 17:07:57 | 文章來源: 《人文藝術》

問:倘若人在與邪惡的鬥爭中只能獲得部分勝利,那麼,您認為人的終極目的和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蒂利希:生命的終極意義不可能在此生中。如果它在此生中,那麼,它便等同於生命進程中的最後時刻或某一時刻。而這總是模糊不清,也許不是終極。此生中可能發生的,是終極突然進入某一特定時刻,我把這一特定時刻稱之為凱羅斯(kairos)。這些時刻是非常特殊的,它們是人生的關鍵時刻,是民族歷史的關鍵時刻,甚至也是世界歷史的關鍵時刻。在這些時刻,部分的勝利乃是可能的。所以,我不是不相信勝利,我經歷這勝利,比如,表現主義是對先前那些藝術形式(從表達生命終極意義的觀點來看,這些藝術形式太不令人滿意了)的勝利。這些勝利總能發生。但是,讓我們來看看發生在表現主義身上的事情。表現主義已變得扭曲、重復和機械;最後,對表現主義的反叛出現了。而這種反叛可能就是另一次突破的前奏。倘若我們能夠回到處於理想本質之力量中的那種具體的豐盈中去,那麼,這將會是一次真正的勝利。但我們並不知道事情能否如此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那麼又會出現一個轉捩點。在這個點上,一次新的反叛和終極向特定時間的新突破將是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勝利不過是一種凱羅斯,即在完滿時間之重大的歷史時刻或人生時刻。勝利絕不是向包含在歷史之中的某個最後的完美階段的漸進發展。

問:請您詳細闡述塞尚所畫的蘋果的宗教之維?

蒂利希:現在我不説它是宗教性的,我説它是宇宙性的。“宇宙性的”指的是與作為世界的世界相關,這是一個間接的宗教概念。一個對象可以以這種方式來描繪,即將之顯示為一個包含著或表達著宇宙的特定對象;這樣一來,這個對象就不僅僅是無數其他對象之外的一個孤零零的對象了。若不聯繫一幅表達此意義的繪畫作品,我們就不可能説明這一觀點。塞尚的茶壺就是一個例子,這是我多年前所舉的例子,而蘋果則是今天舉的例子。但究竟是茶壺還是蘋果都無關緊要,它們都一樣。任何事物都能通過藝術而上升到一個意義的維度,在這個維度上,某個實際所是的東西能在一切東西中,即在它從之而來的創造之基中被表現出來。關於這個創造之基我們很難再説些什麼了。當然,我們可以試圖作些分析。我們可以説,一幅作品由大塊的色彩組成,這些色塊能産生某種力量,這件藝術品就因為這種力量超越了特殊性而具有了宇宙性。但是,如果我們請藝術批評家解釋塞尚何以偉大,那麼我們最終便會認識到,任何解釋都會對存在於這些繪畫中的實際力量造成粗暴的傷害。

問:畫家柯柯什卡(Kokoshka)認為,表現在很多當代藝術中的非人化進程是藝術的墮落,也是反藝術的一個形式。您對他的觀點作何評價?

蒂利希:柯柯什卡也許不應該這樣説,因為他本人就參與了導致這種處境的進程。他來自奧地利,是早期德國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他處理人物的方式的確極富表現主義特點。現在,歷史已經走在了他的前面。我理解柯柯什卡的觀點,他認為他之後的那些藝術家在描繪人物的方面已經走得太遠了;但是,這種發展也隱含在他本人的作品當中。對於“沒有上帝”的神學,我坦承我也有同感。我曾提出“超越上帝的上帝”,而很多類似的説法,常被理解為對上帝的否定。現今又出現了一些神學家,他們不用上帝之名來談論上帝。因此,我感到我對此負有責任,就像柯柯什卡感到他對藝術中的這種發展負有責任一樣。然而,我想對今天那些比我走得更遠的年輕神學家們公平一些。我不知道從他們的探索中還會發展出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的意圖是什麼。但我知道抽象表現主義的意圖是什麼。它是對現實之基本形式的一次冒險。你可以説它是對藝術犯下的罪行。但它同樣是真誠的。它表達的是這樣一种經驗:日常世界已不再是可被用來作為繪畫素材的那個世界了。同樣,年輕的神學家們也在做一些全新的探索,我們必須耐心等待,看看他們的努力能産生什麼成果。

問:在藝術的非人化進程與由納粹及其他法西斯運動所推行的非人化之間有無聯繫?

蒂利希:有聯繫。但這種聯繫卻不是隱含在你問題中那種聯繫。我還記得二十年代末,我在法蘭克福聽過的一個講座。在這個講座上,作講演的那位教授説,表現主義的開端就是一次地震的開端,它將毀滅很多東西。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表現主義的早期藝術家們就開始進行創作了。他們的作品預言了由戰爭所帶來的價值巨變。一些基礎性的東西受到了動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確實存在某種聯繫。但是,在表現主義和法西斯的暴行之間並沒有直接的聯繫。

有種種不同而重要的社會因素應對此負責,即這些年在德國發生的中下層階級對知識分子和上層階級的極度憎恨。那些描繪混亂現實的德國表現主義藝術家們是最勇敢無畏的。他們毫不絕望。他們既不激進也沒有敵意,他們有表達正在發生之事的勇氣。所有表現主義繪畫的最大敵人,甚至包括印象主義在內的所有現代藝術的最大敵人,乃是中下層階級,這個階級極其害怕失去他們所熟悉的那個世界。讓我以一些個人的記憶來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1920年至1923年間,我在柏林大學教書。那時,在我對面的那棟建築中發生了一些事情。在那棟建築中,新成立的德國共和國將一間宮殿用來展覽現代藝術。在下層階級和藝術家之間出現了緊張、衝突和爭鬥。中産階級憎惡這些繪畫,嘲笑這些繪畫並想撕毀它們。當他們擁有一位名叫希特勒的領袖時,對這些繪畫的毀滅便實現了。希特勒將所有表現主義繪畫稱為扭曲和變態的東西。現在你就能明白這之間的真正聯繫了;這是在那些推行非人化的人們和表現主義藝術家們之間發生的一場鬥爭。這些表現主義藝術家們當時所做的,是要力圖打破遭遇現實的那種平庸與不誠實,以便與創造性的存在之基形成更為重要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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