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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因素是題材。這裡，關鍵的一點是：現代藝術在原則上並不排斥任何題材。無論是恐怖的還是溫柔的，陌生的還是熟悉的，肉欲的還是精神的，都一律得到認可。進一步説，無論是現實的碎片和由因素形成的構造，還是整體的事物，都可能成為題材。藝術家可以將物理世界的幾何模型作為他的題材。他也可以使用人形的或非人形的東西、有面孔的或無面孔的東西作為題材。這種豐富的可能性産生了一個重要問題。並非所有的題材，都會為每一個藝術家或藝術流派所選擇。為什麼他們選擇某些題材而不選擇另一些題材呢?這個問題就將我們引向了對第三個因素即風格的思考。
“風格”一詞是由拉丁語詞“stilus”(即筆)派生而來。這個詞隱含的意思是藝術家通過用筆來展現他寫作的特點。因此，這些特點就在隱喻的意義上被稱為他的筆法或他的“stilus”，即他的風格。人的每一表達都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風格的展現。我在哲學史的講演中常常提到過去某個特定哲學流派的風格，或者提到某個特定世紀的政治風格。但這個詞通常不在廣義上使用，而更多地用來指藝術的風格。在這裡，一種特定的藝術風格，使我們能夠辨認出某個畫家或某一繪畫流派，即使提供出來的只有一幅畫，甚或只是這幅畫的一部分。同樣，我們能夠從一位哲學家著作的少量引文中認出他來，也能夠從一位作曲家樂曲的少數小節中認出他來。
風格是由藝術家與現實的特殊相遇所産生出來的。因此，當藝術家與現實相遇的特性發生改變時，他們作品的風格也改變了。有時，一整段歷史時期都是由一種特殊藝術風格來標示的。我們時常用在歷史時期中所産生的藝術風格來規定這些時期。我們所説的文藝復興，指的就是文藝復興的風格。我們所説的巴洛克時期，指的就是政治、形而上學以及繪畫中的巴洛克風格。我們所説的浪漫主義風格，這又是一個基本的美學範疇，我們用它來標示人類文化創造史中的一段時期。
風格決定了對主題的選擇。通常，風格會阻止把某些特殊的對象納入藝術表現之中。例如，在哥特風格中，自然只是一個框架，而決不會被用作直接的題材。用作題材的具體對象則是神聖的事件。又例如，用表現主義風格來描繪歷史事件是很困難的；若以抽象表現主義的風格描繪通常意義上的肖像也是不可能的。這種對題材的選擇本身就指向了風格，而這也意味著對生命意義的特殊闡釋，或者意味著人與他所面對的世界的一種特殊相遇。
姑讓我們更加仔細地來考察風格的類型，因為這些類型是宗教之維得以敞現的仲介。藝術史上的風格不計其數。但是，倘若所有這些風格(從它們與現實的相遇來看)都存在著某些共同的因素，那麼，我們還是能夠試圖加以發現的。首先，人與現實的相遇是通過感官印象和他對日常生活之需求的反應來進行的。這種相遇，可以建立在共同感覺經驗之各種實踐形式的基礎之上，也可以建立在更加成熟的科學範疇之上。在這兩種情況中，直接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對象都是居於主導地位的。這種相遇便在自然主義的風格中得到表現。
這種自然主義總是包含著某些比相片複製更多的東西；其中總有由藝術家所做出的改變。但是，這種風格的確力圖傳達出在與事物的日常相遇中所遭遇的東西。例如，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的肖像畫表達了一種意圖，即要以一種充分滿足我們日常經驗的風格來揭示身體、服裝和其他的細節。例如，該畫所描繪的，是為雞尾酒會或晚宴作準備的情景。這幅畫就是自然主義風格中的客觀現實主義的一個例子；在這種風格中，與現實的相遇是以我們經驗世界的常規方式呈現出來的。
偉大的印象主義畫家莫奈(Claude Monet)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帶主觀自然主義的有趣實例。莫奈為我們提供了視覺印象的集合，而這種集合本身並不構成一個充分發展的客觀世界。因此，它只可被稱為主觀自然主義，這是一種視覺類型的自然主義，但仍然屬於自然主義。這種風格的很多繪畫，其完成都得益於對人眼所作的光學研究。
自然主義也可成為批判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可以充滿先知般的憤怒，也可以在醜陋與破壞的形象中表現現實，但它基本上仍然屬於自然主義。然而，自然主義的這種形式卻提供了向其他兩種風格因素——理想主義與表現主義——過渡的途徑。
什麼是理想主義風格呢?它是一種領會現實的方式，但並不從經驗的層面來領會兼具有偉大性與破壞性的現實，而是在理想的層面領會它的完滿性。如果用一個更帶哲學色彩的術語來稱呼它，那就是隱含在其外表中的“真實本質”。在這個意義上，文藝復興早期和全盛時期的藝術都是理想主義的，但並非因為這些藝術與烏托邦理想有關，而是因為它們與事物的本質有關。我們可以在拉斐爾的前輩之一佩魯吉諾(Perugino)的繪畫中找到這種風格的美麗例證。他的繪畫《十字架受難》(Crucifixion)，充滿了既自然又帶個性的活生生的現實。在畫面的中心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物。但是，這一事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醜陋的事件：根據福音書記載，申初之時，遍地都黑暗了，所有的門徒也逃跑了。但這一最悲慘與醜陋的時刻卻在榮耀與美麗中被展現出來。在耶穌的身上幾乎沒有疼痛，沒有身體的扭曲，也沒有鮮血。在門徒的臉上也沒有痛苦。自然沒有受到破壞，而是呈現出一種良善的美好。然而，這幅畫並不是美化的自然主義的代表，相反，它指出了一個事件尚未出現的“另一面”。它揭示了人們所期待的東西，即象徵復活與升天的東西，也就是榮耀的顯現。
不幸的是，這種藝術形式的衰落歸因于“美”這一語詞的敗壞。“美的”一詞最初是與本質主義藝術相聯繫的，但後來被一些低俗的藝術家用於一種感傷的“美化的”自然主義藝術中；結果，這個詞的含義變得貧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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