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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近十年來，你似乎不參加藝術研討會，不接受採訪，不寫文章，不策劃展覽，原因是什麼?這些年，你自己的收穫是什麼?
李小山：前一陣，好心人把我的幾篇文章貼到網上，朋友打電話給我，告知此事，我上網瀏覽了一下，發覺都是我多年前的舊文。我近年來一直刻意盡可能少參加會議，少接受採訪和少寫文章，少策劃展覽。因為大部分會議純粹是消磨時間。至於採訪、寫文章和策劃展覽等等，我發覺很多年過去了，我的見解、思考和能力並沒有與時俱進，老調重彈有什麼意思呢?很多人忙忙碌碌，動靜不小，但卻是一種低層次重復，了無新意。反正，我這點自我控制能力是有的，做不好不如不做。另外，現在眾聲喧嘩，太鬧了。例如大家借助網路，各種議論和觀點、吵架和漫罵，簡直鋪天蓋地。表面看，是一種言論(zi)由和民意表達(當然，事實上也確是如此)，起到了社會糾錯的作用，但是其中的弊端顯而易見。我覺得這是一個惡性迴圈的開端：一方面，社會的惡並沒有因為言論和民意有所收斂，有所改善，相反變得更為強硬和狡猾，言論也好，民意也好，在與惡的博弈中，取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由於言論與民意的非理性方式，放大了其自身的缺陷——混亂、狹隘、好鬥和毫無約束，最後必定是內耗殆盡。我一直認為，我們民族像老小孩，小孩的特點是什麼?用不著我多説。重溫恩格斯的名言：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反之亦然。我的想法是，社會的惡固然是社會機制的産物，其實我們人人有份，別指望誰可以超然在外。有些人歡呼網路改變了社會，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的感覺比較遲鈍，雖然感受到了某種變化，但這種變化只停留在表層，很淺顯。正如我始終覺得網路只有意見，而無思想，看看眾多意見領袖的表現即可知曉。沒有深邃的精粹的思想做為軸心，意見就像一陣陣的風，東邊刮，西邊刮，最後無影無蹤，改變不了什麼。
記得有一次讀了王蒙一段話，大意是他去許多國家，見過許多事物，一副見多識廣的表情。按漢語的邏輯，見多只能識廣，不一定識深。但是識深比識廣重要一百倍。最通俗的例子無非是康得，終生的生活圈子不超過十幾平方公里。再有的例子便是卡夫卡，我順便推薦一下他的《談藝錄》，比廣為流傳的《歌德談藝錄》更厲害，我指的當然是“識深”。思想探險不是靠閱歷，靠廣泛，而是依據人對自身的境遇、存在感等等關係的深切探究。這麼多年來，我看慣了紛紛擾擾的世事，聽多了各種喧囂和口號，認識到一個問題，批判性和對抗性僅僅是一種姿態，代替不了建設和積累。所以，我寧願以自己薄弱的才華投入到自己喜愛的寫作中，力求積澱一些東西，這樣，才不至於隨風而飄。
記者：如今，你擔任南京藝術學院美術館館長，接受媒體採訪，你希望你能改變什麼?
李小山：從實際處境和實用立場出發，我肯定有所打算。南藝美術館是新館，一切從頭開始：場館是新的;人員是新的;經驗也是新的。我們館年底即將開館，各種工作壓在頭上，我希望得到很多支援，而媒體是最便利的通道，可以迅速傳播我們館的各種資訊，與圈子內外取得廣泛聯繫，便於我們的工作順利進行。如何辦好大學美術館，如何在眼下整個文化生態不理想的情況下，做出一點成果，是我當戶之急的考慮。我希望把自己的一些意見和想法提供給大家，同時也希望獲得朋友們的呼應。正如俗話所説，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然我承擔了這個工作，我應該力爭做得像樣一些。
記者：你説文化生態不理想，能否具體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李小山：這是一篇大文章，這兒我作個比較簡略的概括。很多人指責我們的社會缺乏溫度，缺乏彈性，缺乏凝聚力，缺乏認同感，缺乏許多與人性協調的東西，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裏，很少人胸懷希望，擁有幸福感。問題出在哪?在思想理論圈裏，兩種觀點始終對立：一是制度決定論，二是文化決定論。前者把解決問題的方案交給了制度變更和制度轉換，以他們所推舉的普世化制度來扭轉我們社會的頹勢;後者則把林林總總的社會現象統統歸結到我們的文化傳承上，從而斷言制度救不了文化傳承帶來的娘胎病。社會制度是社會文明的窗口，從中能夠窺測到方方面面。例如，翻翻國際共運的歷史，清晰地看到，從第二國際開始，有很多思想家開始質疑決定論，他們把決定論劃歸為獨斷論——而獨斷論的後果，在蘇聯的實踐樣本中可以一目了然。而之後盛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基本上修正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試圖從制度設計上消除獨斷論的陰霾。我敢説，我們眼下在制度問題上的繁瑣的爭執，甚至沒有超出上世紀四十年代中的《新華日報》社論的範圍和水準。不同文化之間差異是歷時性的，在共時性的階段，人類文明的基本成果是可以共用的。小布希調侃過：西方文明的偉大成功，不是因為科學技術或其他方面，而是發明瞭一種制度，把權力關進了籠子。從西方名著《法的精神》到《正義論》，無不證明現實確實如此。
如果説，文化決定論是經驗主義，制度決定論是理想主義。經驗主義的言論具有説服力，結論卻是悲觀喪氣的。理想主義則是一種高調——高調的東西具有吸引力。難點在於：制度問題和文化傳承問題像一團亂麻纏繞在一起，若先若後若重若輕，非常複雜。古人早已説了，其表在政，其理在學。就是説，制度背後的認識論基礎是幫助我們理解必然性和偶然性，一元論和多元論，一致性和差異性等等關係的鑰匙。就像幾十年前阿倫特在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書中描述的，現象背後潛藏著社會“共謀”的根源。
眼下，我們的耳朵裏常常聽到這種言論：我們國家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文化上揚眉吐氣的時候也指日可待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文化既不能從對廉價勞動力的壓榨中生長，也不能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攫取中生長，更不能對未來的無限透支中生長。開個玩笑，如果馬克思再世，想完善他的剩餘價值研究，來中國好了，足夠給他老人家呈上最豐富最詳實的材料。經濟和和文化之間的不平衡，恰恰證明了文化自身的慣性和邏輯。很多人不厭其煩談論我們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嚴重扭曲，人人在做陞官發財的美夢。幾乎沒有比我們同胞的生活目標、生活價值更單調更單一的了，我們像一大群被逼入一條無可逃遁的巷子裏的羊……話又得説回來，就如欺騙和謊言在我們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有人把原因推到市場經濟身上。然而幾十年前，市場經濟離我們尚有十萬八千里遠，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為當時的狂熱冒進提供過畝産萬斤的“科學”依據嗎?那時侯的謊言簡直比天還大!更早的時候，魯迅時代，這位鬥士不是一直憤憤于知識者喜歡“欺”和“瞞”的惡習嗎?國民人格的塑造在幾千年曆史文化積澱裏完整地完成了，讓我們無時不感受到它在我們每個人的血液裏奔騰不息……我想附帶指出一點，國民人格必須建立在健全的公民社會之上，這是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的基石。每個人的公民意識遠比雷鋒精神來的重要。道德楷模很多時候時只是一種致幻劑，當公道人心早已遍體鱗傷，道德楷模不過是吊在半空裏的幌子。我的朋友説的好：善是一種願望，惡則是一種力量。
記者：藝術界的情況又如何呢?
李小山：藝術界是當下整個文化生態裏的一個切片，把這個切片拿到實驗室，放在顯微鏡下，便可清晰地推測到肌體的全部。藝術界的主流價值觀與我上面所説沒有任何區別，權力通吃，急功近利和標準扭曲。我們的美協系統，畫院系統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手握的資源也是獨一無二的。舉個例子，書畫的市場價格很多是以美協書協主席、副主席、理事職位來決定，所以職位自然比畫得好寫得好更重要，在種情況下，我們能夠指望什麼?其實，權力掌管的文化部門無一倖免。譬如電影、文學、音樂等等，底色都是一樣的。再舉個例子，作家協會作為統管全國幾千個專業作家的衙門，無疑主導著主流文學觀和文學創作。看看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吧，它們難道不是作協內部的分肥行為?其結果難道不是在鼓勵保守的文學觀和陳腐的文學趣味?本該活生生的文學創作被弄成了今天這樣一種僵硬的秩序化的東西，作協是首當其衝的。艾略特説的好：文學創作最大敵人就是面對的文學秩序，而我們面對的秩序更是硬生生制度化秩序。有人宣稱，那些協會、畫院機構之類盡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早取消早好。這不是問題的根本。
標準的扭曲必然帶來各種亂象，也必然導致藝術實踐的自我矮化。當然，藝術是人的對象，人的自我矮化才是本質問題。我寫《當代中國畫之我見》已經過去快三十年了，我説中國畫窮途末路、不客氣地批評很多畫家的時候，李可染在世，劉海粟在世，黃胄和程十發也在世，事過境遷，現在想一想，有誰接近於他們的高度呢?即使有，或許正被徹底邊緣化，徹底擋在利益圈外面，等待時間去發現。現在的大師、名家滿天飛舞，目不暇接。幾個月之前，有人想組織一批書法家出訪日本，問我能否提供一二十個書法家的名單。我説我不敢，現在是書法熱，熱到了高燒程度，全國有一千萬個書法家，其中有一萬個大師，從這麼多大師裏挑一二十個，太難了，反正鄙人不敢。
記者：如果説藝術品是奢侈品，你認為當下最奢侈的藝術精神是什麼?
李小山：莫過於無用的、非功利的精神，這是當下的稀缺之物，是藝術與人生本該具有的真實關係。我很讚許余華説過的一句話：大師面對虛無寫作，工匠面對讀者寫作——只可惜他自覺自願為他的讀者而寫，虛無感蕩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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