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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制度推動藝術發展
在這裡，不得不再次借鑒美國的稅法制度對文化藝術發展的貢獻。
美國政府沒有設立統管全國文化事業的行政部門，不直接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管理文化，實際上這並不是對文化完全放任不管，而是採用一種疏導的政策，用資金引導文化，基金是美國政府管理文化的一個杠桿。
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家藝術及人文事業基金法》。成立了國家藝術基金會與國家人文基金會，其宗旨是為發展美國文化藝術服務，保護美國豐富的文化遺産，鼓勵國家最優秀的藝術人才發揮創造才能。(其中，國家藝術基金會代表政府向文藝團體和藝術家提供財政和技術援助，幫助他們發展藝術，保護美國的文化藝術傳統;國家人文基金會則主要對人文學方面的各種研究、教育和社會活動給予資助，資助對象主要包括博物館、圖書館、大學、公共電視臺和廣播電臺以及從事人文科學研究的學者。基金由聯邦藝術暨人文委員會管理，該委員會由聯邦政府中與文化發展有關部門的首腦組成。國家博物館(微網志)圖書館學會。該學會是1996年依據《博物館圖書館事業法》成立的，也管理一個基金，專門負責對博物館、美術館和圖書館的資助。二是西方政府執政原則的體現。)他們的指導思想是“有限政府”，即“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原則，政府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服務於社會大眾，也可謂“無為而治”。
在社會捐款方面，美國稅法規定，凡對非營利文化藝術機構給予贊助的企業、團體和個人，其贊助款額可以從收入中扣除，這部分免交所得稅。這條規定極大地鼓舞了社會資助文化事業的積極性。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稅收政策，美國每年有大量的資金流向了文化項目，文化場館的大部分運作資金是由社會提供的。以美國的博物館為例，美國的博物館分為公共博物館和私立博物館兩種。其中，私立博物館數量佔到60%以上，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據統計，美國博物館、圖書館每年的預算超過50億美元，政府的撥款只佔1/3左右。據美國博物館學會1999年的統計，博物館每年的費用中政府撥款佔27.9%，個人和團體的捐款佔32.3%，博物館收入佔28.6%，博物館自設的基金會佔11.2%。捐助博物館已成為美國的社會風尚和傳統。據報道，美國的公司企業、各類基金會、80%以上的家庭，都捐助過社會公益和文化事業。捐助方式有以下幾種：
一是捐贈資金。吸收企業老闆、公司富商、社會名流等加入博物館董事會，由博物館舉辦隆重多樣的餐會、酒會、晚會等，邀請老闆出席，確定捐贈資金。
二是捐贈文物和房産。美國許多著名的博物館，起初都是由美國和外國的社會名流或藝術收藏家捐贈的。例如，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就是由原美國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捐贈的，他不但出資興建場館，還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大量名畫和雕塑獻給了美術館。
三是實行會員收費制。入會交納會費，這也是博物館的一項重要收入。如大都會博物館的會員費收入佔到總收入的14%，數量在博物館的各種收入中佔第三位。各博物館的會員制度雖不完全一樣，基本條件差不多：一般沒有終身會員，會員資格一年有效，交納年費。有個博物館對會員分等級，按照會費的多少確定級別。大都會博物館也實行等級會員制，共分為4種法人會員和12種基本會員。會員享有的權利是：免費參觀(不限次數)，購物打折。分等級的會員制，交費越多，享受的權利越多。
四是倡導無償為博物館服務。美國人有這樣一種共識：博物館主要是為社區公民服務的，因此社區公民也應該無償地幫助博物館。一個博物館要正常運轉，需要大量職工。如果招滿所需的工作人員需要鉅額的經費，博物館根本負擔不起。於是，依靠志願者解決這個問題。一般情況下，博物館裏領薪的正式職工與志願者的比例為1:4。志願者主要從事5種工作：講解員、資訊諮詢員、後臺志願者、動手操作指導員和季節志願者等。
這是一種迴圈模式，即綜合國力— 文化政策— 文化産品(藝術機構，藝術家和藝術品)— 文化生活(最終轉變為文化內容，反映出國家的文明程度，體現出國家綜合實力)這種模式在某種意義上展示出國家的整體形象和它的文化積澱，呈現著國家的現狀和未來景象。
藝術是富有生命力的象徵，藝術的前瞻性在於她既不可能脫離當時的社會而存在，又先於社會發展和人們的認知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如果一個社會體制注重藝術的發展和生存空間息息相關，那麼，這種免稅制度對於藝術發展來講應該算是一個不小的禮物。
私立美術館仍然呈升溫現象
美術館是虛擬的精神空間，而不是真正對人的生存發生即時作用的機構。私立美術館的存在，實際上發揮著建立一種新文化和新藝術的創新機制的作用，而目前的現實是，國內的私人美術館沒有政府鼓勵措施和社會資源的援助，當然也沒有能力去完成國民藝術素養的提高，因此，在生存狀況來説不容樂觀。但私人美術館仍然呈現出逐漸升溫的現象，這無疑也是國內文化藝術的大勢向好，許多經營者主觀上也有很多理想支撐，對所處政策環境仍然堅定信心。
今日美術館的投資人張寶全對藝術和商業的有著現實意義的解釋：藝術應該具有本身的商品屬性，通過某種價值的關係，藝術家能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然後更好地創造藝術。我不覺得兩者之間存在矛盾。對藝術家來説，他們有藝術層面的精神生活，但他們同樣要面臨生存問題，同樣會以各種形式將他們的藝術轉化為物質，從這個意義上説，他們也是在履行商人角色，只是社會不大從這個角度看待他們，而他們有時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罷了。
元典美術館(微網志)投資人谷燕在藝術界堅持多年，從投資元藝術中心到成立元典美術館這樣一個漫長的，同時充滿著煎熬和期待的過程，是她在經受了現實的困難之後，在沉默中不但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值得體驗的藝術場館，還得到了政府部門的認可。特別是對藝術展覽的定位方面，她一直堅持走“學術性文化交流、純粹藝術推動文化發展”的路線，她的外國朋友認為，她做一個美術館，比做10個樓盤，價值要大得多。目前，元典美術館除了展覽計劃和堅持多年的孤獨症兒童康復計劃以外，已經開始打造青年新銳藝術家推廣計劃和國際藝術教育項目的規劃，這一系列的活動使得元典美術館更充滿生機，最重要的是這些綜合而又一體的活動讓元典美術館成為一個有自己鮮明特色的私立美術館。
理性回歸路
經濟基礎肯定是私人美術館存在的前提條件，卻並非惟一條件。另一方面，許多人都已經認識到，美術館自身面臨的問題遠比財政問題更嚴重，也就是自身體制的良性運轉和如何與市場建立關係問題。比如在投資目的、資金使用、學術定位、美術館的具體職能結構方面有明確的目標和規劃，在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文獻庫的建設、公共教育的影響力、甚至上升至民族主義戰略等各個環節從理念上進行反省，也只有這樣，私立現代美術館體制才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水準發展，才能真正走到理性回歸的路上。
借鑒國外私立美術館的經驗，大部分私人美術館是有體制上的保證的，從藝術收藏定位、建立良好的市場關係，確保從投資到管理運作方式規範化，使私人美術館具有鮮明特色，甚至可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而目前國內的情況，在對私人美術館的認知方面都尚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將來的某一天，當我們認識到一個國家的藝術活躍和寬容是我們精神氣質的呈現，是國家經濟環境和人民生活品質的象徵，私人美術館的存在才會有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這樣才會出現更多具有真正意義的私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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