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趙子龍
由於特殊的歷史發展軌跡，中國當下的文化狀態顯得非常複雜，不同階層的人們對於“藝術”的理解是大相逕庭的。今天人們所習慣談論的“藝術”，籠統的來説包括傳統、民間、革命，以及時尚;人們經常以為“藝術”應該是文化精英的，與品位、境界有關;應該是為政治服務的，遠高於生活;應該是富人們的錦衣玉食，等等。“藝術”根據不同的社會階層，有著不同的圈子，這些圈子常常帶有封閉的、私密的特徵，彼此之間關聯不大，也與當下老百姓的生活沒有太大關係。老百姓所關心的，依然是與生存相關的社會問題，比如物價、房價、稅收、醫療等公共性、普遍性問題。
中國當下正處在轉型階段，急速的發展使中國像一支被拉長的隊伍，隊首已經進入當代社會，隊尾還停留在封建社會甚至原始社會;面臨問題的廣度、深度、複雜度是前所未有的，可能並不是簡單地參照歷史經驗就能解決的。在問題眾多的情況下，理性地、具體地搞清楚“什麼是此時此地的關鍵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環顧四週，可能會有一個共識：當下最關鍵的、最具有公共性的問題，仍然是國內的體制問題，具體體現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藝術”對於這些問題的不關注，拒絕參與到當下最主要的話題中來，導致自身缺乏公共性，逐漸遠離時代精神。這樣的“藝術”無力提供符合時代的價值，甚至為了自身的存在而為許多老化的價值觀念進行辯護，從而帶有了腐朽、落後的味道。而總體來看，中國當下的藝術體系就是這樣一個複雜、牢固、保守的體系，它更多的與舊有權力相關，與當下中國政治現代化、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形成不小的落差。
當代藝術實際上就是要打開這種封閉的體系，成為一種積極的、開拓性的文化力量。杜尚以來當代藝術所提倡的批判、反傳統，打破藝術與生活的界限，都不單純是藝術史內部的事件，它有具體的歷史場景和針對性;取消藝術界限是為了進入大眾生活，獲得公共性，慢慢消解舊有的保守觀念。其目的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為了探討一種藝術形式，而是讓藝術形成一種推動社會發展的新的意識形態。早期的中國當代藝術，曾經整體獨立在保守的藝術體系之外，參與了時代主要話題，推動當時中國社會的轉型。中國當代藝術可能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才獲得世界性的關注。只不過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早期當代藝術並沒有獲得大眾真正的參與意識，仍然是偏于圈子化的。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普通民眾對藝術的認知局限，另一方面可能因為當代藝術雖然指向了政治變革等公共性話題、進入了廣場、大街等公共空間，但其自身仍然具有很強的精英姿態，所涉及的話題大多不夠具體，先是以群體運動的形式出現，後來又強調個體和疏離，對民眾來説，“當代藝術”仍然帶有一種陌生感、距離感，它很大程度上依然沒有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較之於過去，我們已經積累了很多資源，創造了很多條件。全球化經濟使世界越來越開放，媒體技術越來越發達，當代藝術也獲得越來越多的空間和發言權;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到當下中國的主要話題中來。這本是當代藝術大有作為的時候，但令人失望的是，剛剛獲得一點國際聲譽的中國當代藝術在權力和資本的作用下，不但退出了戰場，而且很快淪陷在保守的藝術體系中，成為了自己曾經反對過的敵人。當下許多看似很前衛、很當代、很國際化的藝術，只是具有新的視覺形式，但其觀念是保守的，立場上是曖昧的。至於學術界討論的“當代藝術跨界”問題，也大多在藝術史內部探討“如何跨界”、“跨到哪”、“關於跨界的理論”，而忽視了關鍵問題“跨界的根本目的”。
或許有人會説，當代藝術産生了許多明星，他們作為公眾人物進入大眾視野，這不是公共性嗎?當然，不可否認，部分藝術家不再是盲流、邊緣而獲得公共身份，這是當代藝術的重要成果，也是社會進步的體現。然而，在當下具體的環境中，這種“身份上的公共性”首先已經不再是關鍵點和最終目標，而且獲得這種身份也不像以往那麼困難了。如果僅僅滿足於一種身份的公共性，當代藝術家就變成了市場、娛樂的幫襯，依然阻止不了中國當代藝術退出社會、退出大眾。但明星化不是壞事，藝術家可以通過明星化的影響力，建立起公共討論空間，將社會關係變成一種藝術媒介，從而更有效和準確地指向當下社會的首要問題。
中國當代藝術不僅需要在理論上、題材上、表達方式上、藝術家身份上公共化，更重要的是要在觀念和價值上重新公共化：對當下現場的關注、對問題的敏感、對時代的判斷。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但能理解“重要的不是藝術”，我們還能回答“重要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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