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博形象與表達的缺失
2011年春，經過三年改擴建的國家博物館重新亮相於京城，在世界最大廣場的東側佇立起一座世界最大的博物館，人們關注著，它是否能成為中國最好的博物館呢？造訪過的人們不難發現，場館的建築空間佈局、裝修裝飾風格均體現了設計者的用心考慮，溫度濕度控制系統以及照明等硬體設施堪稱一流。可以説，總建築面積達到20萬平米的新國博在其體量、規模和材質上都與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國家大劇院不相上下，它所承載的文化和藝術含量也被視為等量齊觀。
可是，當我們注目于展覽本身，也許可以對一個國家博物館的定位與展覽文化提出思考。
眾所週知，國家博物館的前身是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分別承載著對國人進行新中國革命教育和中國文化歷史教育的目的。兩館合併後，其原來的教育功能自然應當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借這兩項資源的整合提升博物館的整體水準，鍛造出與世界博物館文化比較而不遜色的中國獨特的展覽文化才不負國博大名，如果仍然只是體現政治的和泛泛的通史教育，似乎也就無合併的必要了。
“復興之路”是新館推出的重磅級展覽，充分顯示了博物館在革命和歷史方面的傳統與實力。相比之下，其他藝術展覽就顯得比較淺薄和缺乏考量，《中國古代佛造像藝術展》只是擺了幾件青州的石像和木雕；《印加人的祖先》卻只有某一個地方的陶器作品，展品説明也嫌草率……類似于這種名稱大、內容窄的展覽不免讓觀眾有某種“蒙事”之感。藏品達106萬件的國博，不是隨便拿幾件作品擺在那裏就可以名之為一個展覽的，圍繞展品還應做相應的陳設、説明及教育工作。然而，“啟蒙的藝術”展這個國博主動向世界先進博物館學習的成果也遭到冷遇，這又是為什麼呢？
中國對藝術展覽的概念建立於上世紀改革開放之後，1978年的第一個“19世紀法國農村風景畫展”曾經震撼了許多美術工作者。此後關於“什麼是西方”，展覽大多以一種單一主題呈現。
2003年，中華世紀壇的世界藝術館打算建立中國第一座世界藝術博物館，開始了對世界文明的基本陳列，例如古埃及、古羅馬、古希臘、美洲、印度文明，也組織了一些專題展覽，如“義大利文藝復興藝術展”（2006年）、“從莫奈到畢加索——美國克裏夫蘭藝術博物館藏印象派至現代派精品展”（2006年）等。近年來最為轟動的圖像藝術展是2004年的“法國印象派大展”。
與西方豐富的展覽文化相比，這種單向度的僅關涉美術史一角的展覽儘管視野比較狹窄卻已經成為被中國觀眾所廣泛認可的模式；而一旦展覽涉及人類學、歷史學、文化學、考古學的相關內容，觀眾便尚不能及時地尋找到其與藝術的內在聯繫。
而對於位於天安門廣場的國博而言，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無疑是主力觀眾，不同層次的文化素養更多地限制了他們的讀解，這恐怕是策展人雖然注意到卻又比較無奈的現狀。如此，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讓大眾到美術館去看展覽仍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作為一個時代的綜合演示，“啟蒙的藝術”展是一種新的策展嘗試，它呈現出文化、歷史與藝術融合後的厚度。儘管中心不夠突出，一些文字的翻譯尚欠斟酌，策展的定位不夠準確，針對的受眾有些模糊，尤其欠缺商業行銷思路的考慮，致使預期的效果未盡理想，但是展出時間長達一年的展覽已經使新開館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往國際化邁進了一大步。更何況這樣一個耗費鉅資、具有文化分量，且動用了德國三大博物館館藏的展覽，已經體現出中德文化交流從表面抵達了某種深度。在繼續展出的下半年的時間段裏，中德文化使者還需要做更多的推介工作，才好讓中國觀眾理解德國策展人的用心。 ★（作者為藝術史博士，《國話研究》主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