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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費時經年的重磅級展覽，光臨它的中國觀眾為何意興闌珊？讓中國當代人接受並喜愛這樣一個堪稱文化史瑰寶的藝術歷史的回顧展覽，顯然還需要漫長的時間。
國慶期間，新館啟用近半年的國家博物館接待了較平日更多的參觀者，偌大的展廳，十幾個展覽，觀者的逗留清晰地反映了他們的興趣點，在涉及到中國當下話題的“竊密展”之類的展廳前人氣高漲，但是諸如“拉美文明”等卻顯得冷清，這其中也包括在今年4月盛大開展的來自德國的“啟蒙的藝術”展。
被忽視的啟蒙藝術展
《啟蒙的藝術》大型展覽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和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巴伐利亞國家繪畫收藏館聯合舉辦，不僅是迄今為止中德之間最大規模的展覽項目，也是有史以來這3 個德國國家博物館之間最大規模的合作。圖/CFP
藝術史上顯然沒有一個名曰“啟蒙”的藝術流派，且啟蒙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和文化史概念，肇始地以及影響力之大首屬法國，而非德國，這是面臨此展的人首先感到疑慮的兩個問題。
一套宮廷貴族的華服，幾張結構複雜的書寫櫃，曾經裝過鳥兒的真空泵，繪有德累斯頓風景的瓷瓶，以及好父親被孩子簇擁的瓷雕，大開本的百科全書上名目繁多的插畫，甚而印有“康得”名字的舊鞋，靜電發電機、萬象箱、三棱鏡、透光畫、顯微鏡……除卻慣常的繪畫和雕塑，這林林總總的物品與從前看到的一般藝術展覽比可謂大相徑庭。策展人用九個主題來統籌這500多件展品，從城市面貌到市民生活，從科技發展到異域探險，從私人愛的情感與崇尚自然生發到公共領域，最後由人內心的恐怖引導出20世紀現代派藝術不無嚇人的面貌。投影儀打到墻上的小段文字也在不斷地做著各種名人警句的提示，比如，“鼓起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性！”（康得），“……通過情感使理性達到完美。”（盧梭），又如，“我常常逃避城市，躲藏到遙遠的鄉村，大自然之美將城市強加於心靈的污濁與厭煩一掃而空。我沉醉於這種美麗，就像黃金時代的牧人一樣幸福，比國王還富有。”（格斯訥）。由此，我們獲得了對18世紀啟蒙主義思想大發展時德國的生活狀貌的印象，並且是綜合的、豐富的、立體的印象。
對筆者來説，從前見到的諸如阿波羅神的殘軀等雕塑作品和貴族人物生活場景以及他們鮮活的肖像都像是脫水後骨架的展示，而此時卻帶來了血肉的質感。但是另一種更強烈的感覺是，這個仍舊以架上繪畫為主體的展覽雖然融匯了服飾、傢具、儀器等諸多元素而成為一種豐富的立體交響。可作為主旋律的繪畫作品卻不夠強勁和震撼，類似于華托的《郊遊》、弗裏德里希的《雪地裏的石冢》這般水準的作品顯然還不夠多，西班牙大師戈雅的版畫畫幅偏小，未能充分展示其“想像力脫離理性後會滋生怪胎”的思想。展覽尤顯突兀的是從新古典主義（與啟蒙主義同時的藝術風格）到現代主義，省略了浪漫主義、印象主義，直達現代主義早期，驀地置身於博伊斯和那條灰狼的影像前，接受巴塞利茲、彭克變形畫面的衝擊，簡直像是一個驚險的跳遠。這種跳蕩，對於前來看展的大多數人容易引出一種錯覺：似乎從啟蒙得出的結論就是現代世界的荒謬感。那麼，這樣的展覽，德國想對中國提出“啟蒙”又有何意義呢？
頗有意味的是，展覽開幕後不久，德國有部分媒體指責它是一次“昂貴的對話”和“被浪費的機會”。有德國記者指出，國博所處的地理位置所賦予的意識形態色彩不適於辦這個名目的展覽。但是這個以政治宰割藝術的大棒不僅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而且顯然並沒有打中問題的要害。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對於一個費時經年的重磅級展覽，光臨它的中國觀眾為何意興闌珊，而非流連忘返？啟蒙藝術的展品憑其文化史價值堪稱瑰寶，德國人的展陳方式也彰顯其專業性之嚴謹與細緻，如此情景下中國人如果感到乏味，這便涉及到中國的展覽文化。統言之，讓中國當代人接受這樣一個大視覺歷史的回顧顯然還需要漫長的時間。
以“實用理性”見長的中國人，長期受單向度藝術教育，不關注與當下無關的東西，更沒有太多興趣關注西方的過去，引導的任務自然落到了策展者身上。
的確，對於崇尚本本主義和權威的中國大眾來説，要接受“啟蒙”這樣的概念實在是難度太大。事實上，德國策展方並非沒有對此做出積極的努力。北京歌德學院推出的博物館教育是一種很好的鋪墊，為此進行的專題導覽和戲劇經典朗讀也頗富針對性，由德國麥卡托基金會贊助的“對話”系列活動更是立意正確，但是展覽還是遭遇了窘境。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恰當的讀解人員用一種恰當的方式去告訴國博展廳裏那些迷茫的大眾們：“啟蒙的藝術”展是一種新的展覽文化，非常值得你們去觀看！更沒有學者與專家善於運用概念來啟發和引導大眾的注意力，讓他們走進國博。中國的報章與電視、網路媒體的文化版塊連篇累牘地充斥著娛樂明星和劣質影視的八卦消息，而關於藝術展覽的資訊卻只見於雷同的小豆腐塊。忽視了這一重要的宣傳領地，啟蒙時代的立體德國抵達北京後居然顯得平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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