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實説，在當代藝術刊物上見到“文人精神”一詞，我有些不知所措；再加上格物與修身的命題，我就更不明白，年青的女編輯為何有如此宏大敘事的理論構想。實在是抹不過催稿之勤，只好由此生發説點具體的。
前段時間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譚五昌先生來訪，見到我寫的詩，執意要選幾首去發表。最近登出來了，放在文學雜誌《芳草》的“中國當代隱逸詩人專輯”裏。見到“隱逸”二字，我覺得很意外也很好笑，大概這就是題中的“中國文人精神”罷。
“文人精神”是用來言説古代文人的，最好是只用來言説古代文人。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便是這一精神的要義。這裡的“窮”，不是家貧沒錢而是沒能做官。文人沒做官，就只能也必須要獨善其身。“善”乃使動用法，意即自己要使自己自覺地臻于“善”的要求，用孔子的話，叫做“克己復禮謂之仁”，也就是題中所説的“修身”。修身幹嘛呢？如果忽然“達”了，察舉或科舉了，朝廷召見做官了，就要為君主服務，出來治國平天下，此謂立功。但如果仍然“窮”呢，那只好“修”著，或許可以養性，或許可以齊家，或許也可以格物。養性、齊家是自己的事兒，屬於立德範圍。“格物”則有所不同，和文人追求“三立”中的立言有關。格物之途不外兩種：一種是格物致知，搞點學術研究；另一種是寄情山水，弄點文人書畫。總之要把自己的能量轉移轉移，有不平之氣可以但別亂打抱不平，有憤怒之情也可以但別上山安營紮寨——即使忍無可忍落草造反，也一定要替天行道，時刻想著招安的事兒。中國古代社會固然有江湖和廟堂之別，但“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要不，身在魏闕，心在江湖也行。實際上兩者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但因為承認有江湖之故，文人也就有了搞點學術研究、弄點文人書畫的民間社會空間，並由此創造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與藝術創作的偉大成果。用今天的話説，就是“給點陽光就燦爛”——中國文人精神真是很可愛。
古代社會是一個等級社會，其合理性恰恰在於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內外上下長幼有序。本來為了維持秩序，直言尊王攘夷、上智下愚、敬老愛幼即可，但偏偏中國文化中又有自欺欺人的均平思想。於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質疑，“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都成了造反的理由。我們平常所説的農民革命，就經常是文人帶著暴民造反。造反的口號殺富濟貧，主要是濟自己，讓自己當上地主當上富人，甚至當上最大的地主和最富的富人，那也就是諸侯乃至皇帝。《西遊記》裏孫悟空説“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我們王姓家的字輩就是“懿德天子應萬年”，諧音即“一得天子應萬年”，家家都想當皇帝，這可能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平思想是中國皇權安撫臣民的思想根據，同時也是中國臣民變成暴民的思想武器。其核心是均平財富，而非均平權力。所以就權力關係和權力意志而言，農民革命不過是未來統治者改朝換代的工具，從來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説到底，均平這玩藝兒不是不好，而是太好太好也就太不可能，於是成為上下欺騙、互不戳穿的文化理想與文化共識。撒切爾夫人説共産主義不是不好而是不可能，大致同理。農民革命在任何時候都只能産生暴民而不能産生公民，即使是跨入現代的太平天國革命。
回到前面所議的窮達之辯，其實也就是古代文人與君主皇權達成共識的高明政治策略和處世哲學。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怎樣地評價中國文人精神、評價中國學術思想、評價中國書畫成果，都不為過。
唯一的問題是時代變了，自然經濟變成了商品經濟，農業為主變成了工業為主，封建主義變成了資本主義，等級社會變成了平權社會，或者是將要、必然要變成平權社會。等級社會與平權社會的“善”，即禮和仁，乃是很不一樣的。這樣的根本問題改變了，無論是獨善還是兼善，時至今日，哪還有原來的文人精神？哪還有古代的格物修身呢？
今天要討論的問題是知識分子問題。知識分子不是古代文人，而是有文化、有知識，基於社會平權的自由公民，是思考並揭示社會、歷史、現實以及人的問題的獨立個體。他們在中國有著怎樣的生態？他們在思考什麼？他們能思考、能揭示什麼？這才是當議之題。至於今天的知識分子能從古代文人那裏汲取什麼資源，這是個體選擇而不是整體繼承問題。比如我這個人喜歡詩歌，一寫幾十年，但從來不認為詩是諷諫或是隱逸，更無法説也沒臉説寫點詩就可以救中國。
古代文人及其精神已經失落，歷史正等待著；知識分子力量尚未形成，自由在爭取中，誰來領養中國文人精神？——也許有，但認領了也沒法養活，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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