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抱石是真正意義上的20世紀中國畫大師。這一歷史坐標確立於他有三大貢獻：在創作上，他開創了中國畫的新形態（以散鋒筆法為標誌）；在學術上，他是傑出的美術史論家；在開派上，他是新金陵畫派的領軍人物和精神靈魂。
傅抱石的藝術精神可概括為四大要點。
其一，自覺的創新意識
傅抱石從對歷史和現狀的研究中，充分認識到“變遷”之道。他早在40年代初就批評“重技法而遠離自然，重傳統而忽視自己”。呼籲“中國畫需要‘變’”。他認為“藝術的真正要素乃在於有生命，且豐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時間空間都不能限制它。”
其二，辯證的民族意識
傅抱石精通中國文化和藝術史，深知“中國繪畫是中國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國哲學思想最親切的某種樣式”。他在1929年就指出：“中國的繪畫，也有特殊的民族性”。從日本留學歸國後，他強化了民族自尊，同時融入了現代開放意識。他呼籲“結合在一個目標之下，發揮我中華民族偉大的創造精神，儘量吸收近代的世界的新思想新技術。像漢唐時代融化西域印度的文明一樣，建設中華民族美術燦爛的將來。”
其三，高尚的人文精神
傅抱石從未把美術看作是單純的一種技藝，他特別重視其人文精神內涵。他曾經借用“文人畫”三個字來代表中國畫的三原則，即：“文”學的修養，高尚的“人”格，“畫”家的技巧。三原則其實就是中國畫的基本精神。在他看來，中國畫雖是點與線的交響，但實質上正是作者人格的呼嘯。
其四，激情的寫意精神
傅抱石認為中國畫精神的重要特徵是“寫意的精神”，而且要用最簡練的手法來表達。這一特徵産生於中國畫的工具和材料，尤其是中國人的思想。他喜愛“解衣盤薄”式的氣勢美。在寫意的技法中，他最重視“線”和“墨”，甚至認為“中國畫的生命怕必須永遠寄託線上和墨上”。
——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馬鴻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