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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中國風格、時代標準的時候，首先要弄清今天的我們是誰?我們已不是過去封閉時代的寡國孤民，而是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公民”。鄧小平同志在他的文集中説：“我榮幸地以中華民族一員的資格，而成為世界公民”。作為一名世界公民的世界觀，與過去的世界觀不同，過去我們從本土看世界，沒有看到整個世界，或者只看到幾個大國，總覺得自己不行，要跟、要追、要超。也就有了悲觀主義、有了犬儒思想;或成為亱郞自大的自大狂。
就拿油畫來説，前者是我們怎麼也趕不上西方，學得再好也不可能比肩西方人的成就;後者拿馬王堆的漆畫或民間木板油彩畫説事，説我們二千年前就有油畫了，這是那兒跟那兒呀，這油彩與油畫是一會事嗎?作為世界公民，我們要站在世界的高度、廣度、深度看世界，在全球化宏觀的語景中來反觀自身，總結我們前進路中的經驗和教訓，正視眼前所發生的問題，既不當犬儒也不能有狹獈的民族主義心理，要有一顆寬闊吸納世界優秀文化的胸懷。
我是一個經歷了解放後的種種政治運動，又從事了30來年的史論工作的人，深深體會到藝術的自律性是不可逆轉的，它不會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以一聽到藝術要有“國家標準”就勾起我許多聯想……。
我上大學的時候，遇到了批判“中間人物論”，文藝作品要歌頌英雄人物，樹立正面人物，突出正面人物，不能搞那些有問題、或不好不壞的中間人物，由此發展到極至是“文革”時期風行的紅光亮、高大全概念化、公式化的人物形象，畫面上的人物個個紅光滿面，舉手指方向，挺胸朝前走的“樣板”相了，這就是長官意志導之的後果。開放後的文藝作品，撥亂反正，逐漸恢復了人性的真實，但現在從文學到影視，幾乎是“小人物”當道了，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精神缺失，人物矮化。甚至是到了“娛樂至死”的境地，但我相信時代進程中藝術自身的調節。
讓我體會至深的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研究中國油畫史料中所發現的問題，讓我耿耿於懷。我國早期的西畫運動中，一批留學歐美和日本的畫家，他們30年代回國後除了寫實繪畫，還有“決瀾社”、“中華獨立美術協會”等畫會中的畫家主張與世界同歩的現代藝術，他們的藝術與世界的現代藝術潮流發展在時差上只慢了半拍。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們也還是以不同的風格流派，畫著抗戰題材。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油畫呈現了多元發展的格局。但在40年代現代藝術最初在延安受到批判，解放後就斬盡殺絕了，形成了只讓寫實主義“一花獨放”的局面。客觀上似乎是因戰爭的原因，但其中不是有更多的人為因素把油畫趕向了“獨木橋”上了嗎?使中國的現代藝術幾乎就此斷裂了半個世紀，直到80年代中期興起的新潮美術運動，重又開始演譯。這也説明作為世界語的油畫，藝術有其自身的規律，人為的截流改道，遲早還得回到它的發展軌道上。
今天，我們處在社會轉型的時代，這是一場巨大而深刻的變革。觸及著每個人的思想觀念的改變。
新時期市場經濟替代了計劃經濟，出現了我們不曾遇到的許多新問題。如藝術作為商品流通，強力地衝擊著我們的原來評價藝術品的價值尺度，藝術商品的價值與藝術本身價值的不相等，攪亂著人們的價值標準;中、西人士對藝術市場的操作，因觀念的差異，存在著不同的價值標準而令人差異;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不同的價值觀，帶來了價值判斷的尷尬;又如90年代崛起的女性藝術，出現了男性批評與女性主義批評之間不同的價值標準的對峙;而數字化時代到來也帶來了感性革命的新時代，所出現的種種新媒材、新藝術，存在著價值評判標準的失語，我們總不能用架上繪畫的標準去套到新媒體藝術上吧?因而“時代標準”如何涵蓋這林林總總出現的新問題?這不是人為的幾句形而上的口號所能涵蓋。
時代，是個動態的詞，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那麼其標準，又怎能一勞永逸?時代標準就得隨著時代發展不斷修正更新。今天已不是一花獨放的時代，故而時代標準該是順應時代的發展而呈現其多重性。本土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多元的結構，在多元互補中書寫著中國當代文化藝術的燦爛篇章。健康、向上，固然，是總體標準，但具體到作品，因評判者各有自已知識結構的偏頗，觀念的滯後，就未必能作出正確的評判。
為什麼在看過這次國家化鉅資所做出的一批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畫後，讓人特別懷念起五、六十年代年董希文、羅工柳、孫滋溪、詹建君、蔡亮、李化吉等在油畫民族語言樣式上作出了具有“中國氣派”的歷史畫的探索。時過40多年，在今天這麼開放的條件下，為何沒有出現適應當今時代的突破性的藝術形式出現?在那還是“土油畫”的時代，我們能創造出一批優秀作品，經過這麼幾十年的油畫功夫的錘練，我們為何創作不出那種具有震憾力的作品?這不是我們的油畫的技能問題，而是藝術觀念的保守，竟沒有勇氣突破原有的歷史畫模式的框框，創造出與這個改革新時代相應的具有新的學術水準的歷史畫。
但與此同時，化資不多的一批“偉人足跡寫生畫”，倒出現了一些感人至深的寫意油畫，據悉，這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部和中國現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組織畫家去革命先輩生活過的地方寫生，對畫家他們沒有任何要求，讓他們自由地畫。此後還特意為這次寫生活動中有突出成就的戴士和，單獨地為他的靜物寫意畫開了一次規模頗大的研討會，表彰他用寫意的技法開闢了中國油畫的創新之路。這是很有意思的事，黨史研究機構，他們並不在乎重大題材的畫，卻對過去不被重視的靜物寫生感興趣，這似乎不可思議，也給我們提供了某種資訊，這是觀念的超越。而戴士和的靜物寫意畫，竟能在那些不起眼的青萊蘿蔔，桌椅板凳的靜物寫生中，畫出了緬懷先烈的濃郁情感;畫出了中國傳統的寫意精神;畫出了一門具研究價值的學術課題。實在是很出人意料的事。可見油畫的中國精神，並不在於化大錢畫大畫，大畫並非意味著大國精神，而在於我們是否有民族文化精神的問題意識，在創作中要解決什麼問題。戴士和的寫意油畫，畫幅雖不大，畫出了既彰顯民族精神而又有獨到的造型形式的藝術，把中國的寫意精神在油畫中作出了新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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