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驥才 1942年生於天津，著名當代作家、文學家、藝術家、民間藝術工作者。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執行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小説學會會長，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院長，《文學自由談》雜誌和《藝術家》雜誌主編。並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2009年1月16日被國務院聘為國務院參事。
當今的文化遺産觀
不僅僅是站在現在看過去，還要站在明天看現在，這是文化轉型期最新的遺産觀。對遺産的界定不再局限于個人的、純粹物質性的物體，現在更多的視線集中在了人類所共有的、精神文化層面上的東西。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時代性的文化問題、文化使命。這個文化使命不是自己確立的，而是被文化的困境逼出來的，是一個時代性的趨勢、時代性的逼迫。何為時代性的困境?也就是説文化遇到了挑戰，什麼樣的挑戰呢?這就是全人類的文明正面臨第二個重大的轉型期，即從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在原有的文明階段，不管文化多燦爛，歷史多悠久，很多文明都要消失，因為新的文明要確立。
在考古學上， 19世紀中期以後，一批考古學家就去西亞考察蘇比爾人和巴比倫人的文化，就是現今的伊拉克地區，被兩伊戰爭毀掉的那些非常寶貴的歷史文明都是那時候的考古學家發現的。實際上在那個時期，人類文明已經悄悄地向現代社會轉型了，因為人類只有進入了一個現代社會，才會把原來的文明、原來的文化作為一種歷史文化來對待。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中期，文明轉型的速度愈演愈烈，特別是當代進入到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世界的文明都在迅速轉型過程中。這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就出來了，這就是 “遺産”。
一般認為遺産就是過去的，老舊的東西，是過去時的等等。可是，楊瀾在中國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時候説了一句話： “中國人要考慮我們給這一屆奧運會留下了什麼遺産”，這句話説到了最關鍵的、最現代的一個概念，那就是現代人的遺産概念。這個概念很有意思。什麼是歷史?歷史不僅是站在現在看過去，還要站在明天看現在。看什麼?看在這個文明轉型期的時候，我們能夠保留住人類文明的什麼東西。實際上楊瀾提出的是，明天，或者再過一百年，我們再來看奧運會的歷史，那會是個什麼樣?我們會將什麼樣的文化和什麼樣的精神注入到奧運的遺産裏去?這是一個新的遺産觀。因為人類的遺産放在歷史上，從來都是個人的、私有的、物質性的概念。比如説，父輩留下來的相片，或者細軟什麼的，其實都是人類過去的遺産觀。但是到了20世紀，人類的遺産觀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20世紀中期，人類開始把人類共有的、精神性的一種東西看作是遺産。這是人類文明的轉型期才出現的一種遺産觀，一種新的遺産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 “文化遺産”。
人類在這個文明轉型期的時候有一個覺悟，這就是第二次文明轉型期，即由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的時期跟由漁獵向農耕轉型的時期 (5000年到7000年以前)是不一樣的。由漁獵文明向農耕文明轉型的時候，人類還沒有遺産觀，所以漁獵文明的文化基本沒有留下。但是這一次，人類有了全新的遺産觀。這個遺産觀不是把這個東西當成一個物，而是當作一個精神。溫家寶總理在非物質文化遺産展覽會上曾説：“物質的是‘像’，非物質的是‘魂’。 ”人類已經開始把文化遺産當作精神財富繼承下來。在跨越階段把它作為一個精神的東西繼承下來，是人類非常了不起的一個進步。
人類的文明史實際上是這麼三個階段，一個是自發的文明，一個是自覺的文明，一個就是文明的自覺。一開始我在墻上畫點畫，這是自發的文明;後來把畫畫、跳舞當作生活中的一種文化，當作一種儀式，或者當作一種藝術，就有了自覺的文化;等到我們去保護它，把它當作一種事業堅持下去，不斷地發展它，那麼就有了一種文明的自覺或者叫文化的自覺。比如20世紀，人類文明的自覺的體現，就是出現了一個新的文化遺産觀，即把遺産作為一種精神而不是作為一種物質來對待。對遺産的看法不是人類回頭看過去，而是為了未來，是為了繼承。從世界範圍來看，人類對文化的這種應對是非常及時、超前和自覺的。
熱鬧的文化商業化
在商業化的浪潮席捲下，文化亦不能免俗，名人和時尚已經成為文化功能表中僅剩的兩道菜，人們的文化消費單調而貧乏，文化傳統、民族精神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
西方人進入全球化時代是一個線性的階段，而我們和西方人不一樣，我們不是線性的。這就要説到人類文化遇到的第二個挑戰。那就是全球化的挑戰，全球化的挑戰指原有的農耕文明進入現代文明之後，一方面要被工業文明所取代，還有一部分要被商業文化改造。在這個時候，因為商業文明對原有的文化一定是要重新在文化裏面挑選賣點，能夠被它變成賣點的，它接受;不能被它變成賣點的，它就扔到一邊。所以我曾經説，民間故事、民間文學馬上就要消失了，而且消失最快的就是口頭文學。民間故事和民間舞蹈不一樣，只要一個電視信號，或者是只要一用電腦，民間故事立刻就沒有人講了，它消失得非常快，而民間舞蹈還可以商業化。
如今，中國的文化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它遇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商業化的過程。我在天津大學教書時，有一次我的研究生們來找我，三個女孩子非常直率： “我們想當超女。”我沒有反對，因為誰想做什麼那是她的自由，你沒有必要反對。但是我必須要告訴她，我説： “你知道超女是商品嗎?”然後有一個女孩説： “怎麼可能是商品?”這個問題我本來想認真地回答，但是另一個女孩問得更直接：“商品有什麼不好?”這個問題實際很有意思。 “商品有什麼不好?我願意當商品。你管得著嗎?”後來我説：“你要知道，你想當商品的時候，商品有商品的規律”。商品，第一個是促銷，不斷地炒作、促銷;促銷完以後要熱銷;熱銷以後是走紅;你的所有生活細節都能成為報紙、媒體的猛料;然後越吵越熱，然後日進鬥金;然後到一定的時候，因為新一代的超女、超男、超老都可能出現，這樣你就開始滯銷，因為你不可能老是超女。
商品最大的特點就是永遠要用新商品去替代以前的商品，要不然商業沒法發展，商業也沒法從別人口袋裏賺到錢。比如手機，今天手機是彩鈴的，明天是和弦的，再過兩天可以看立體的，再然後是可以拿電話互相開會的。它老在變，在一代一代變的過程中不斷地從你口袋裏把錢叼走。你呢，美其名曰“消費”，實際是別人賺錢。這是商業最本質的一點。既然想做超女，那就要做好有一天被社會清倉處理的思想準備。一定是這樣一個結局。商業文化的殘酷性就在於，商業文化不對文化本身負責任，商業只需要從文化裏謀利。商業文化不需要建設，商業文化只需要從原有的文化裏面挑選賣點，所以商業的文化一定會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原有的文化結構進行改造，把那些最表面的能成為賣點的拿出來，而且商業文化對你這個文化是不負任何責任的，尤其不負有傳承責任。
全球化時代，文化功能表裏面實際上就剩下了兩道主菜，一道是名人，另一道是時尚。這兩道主菜，是商業文化的特點。同樣是名人，虛構的人物永遠沒有活著的人物更能引起公眾的興趣。比如説林黛玉就沒有陳曉旭有媒體價值、傳播價值。這就是商業文化的特點。媒體的主菜是名人，所以名人的軼事、名人的車禍、名人的緋聞……名人的一切都成為了公眾的興趣，這是現在大家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費功能表裏面一道重要的菜。
另一道菜就是時尚，現在的時尚跟唐代婦女尚胖、楚王好細腰、 30年代流行旗袍的那種時尚完全不一樣，現在的時尚都是商家事先製造出來的。商家説 “明年流行紫色”，先告訴你流行紫色，然後生産紫色的東西。所有現在的時尚實際都是商業的陷阱，都是從你口袋裏面掏錢。現在的商業時尚實際上都是文化的陷阱，在這樣一個文化環境裏面，商業活動是浮躁的。沒有人對你的文化生活負責，只有你自己對心靈中的文化建設負責。面對這樣一個社會，我們的傳統、我們民族的精神往何處去?這是我們時代文化上的重要問題。坦率地説，就是大家對文化都沒有太多興趣了。沒有興趣是可怕的。我們總説我們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我們地大物博，我們博大精深。現在不太説博大精深了，只説人口多、底子薄。也不太説地大物博了，因為現在土地越來越值錢了，耕地越來越少了。
反思文化 “空巢”現象
對舊城的改造讓眾多城市趨於一致，越來越多的城市缺了那一份獨特的韻味，多了份鋼筋水泥的現代化氣息。古村落的消失、民間藝人的減少、民間文化的失傳，漸漸地，承載文化的物質載體便將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我們的民族是偉大的，但是現在西方人很得意，因為現在我們所用的東西幾乎都是西方人發明的。比如説麥克風是西方人發明的，日光燈是西方人發明的，襯衫是西方人發明的，手機、眼鏡、手錶，包括你正在用的塑膠杯子都是外國人發明的。那什麼是中國人發明的呢?中國人對這件事情好像很悲觀。實際上有一個問題，就是現代社會使用的主要是以西方為主的文化。我們東方的文化，因為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和背景，這一塊文化和智慧並沒有被開發出來。我們東方的智慧，東方的傳統，我們的獨有的生命觀、價值觀、審美觀都蘊涵在我們的文化裏，但是現在我們的文化載體正大量地從生活中失去，而且是不知不覺地就失去了。
首先一個消失的文化是在我們的城市。人類對自己文化的最大的創造就是多樣性的文化，大自然最偉大的創造也是多樣性，所以要保護大熊貓，保護瀕危動物，城市也一樣。如果我們不切實加大保護力度，我們的城市必然也要成為瀕危城市。一個眾所週知的事實是，我們的660個城市在改造的口號下已經變得完全一樣了，千城一面，但是沒有人感到可惜。我曾經説過，舊城改造是一個荒唐的口號。中國有一句話叫做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舊的一定要把它毀掉。這是農耕社會的一個弊端，那就是厭舊，因為在農耕社會裏大自然的春夏秋冬是一輪一輪的，每年冬去春來的時候，都希望萬象更新，所以它喜歡新的東西，不喜歡舊的東西。
説句實話，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如西方人。西方人很講究歷史感。去過歐洲的人都會深深地感受到，每一個歐洲人、包括農民的家裏面，都會把他老祖奶奶的一把椅子放在非常醒目的地方，因為它是充滿情感記憶、充滿歷史紀念意義的。歐洲的很多家庭中，沒有像我們那樣把彩電擱在中央，他們都是把他家裏的一個歷史擱在中間，他們有這樣一種精神。但是我們的城市現在正在迅速地消退，現在的城市基本上長得都差不多。我最近去了兩個歷史文化名城，我感到非常失望的是，這樣兩個歷史悠久的城市，好像從來沒發生過任何事情，一切都像是改革開放以後才出現的——都是新建築，都是玻璃幕墻，都是偽豪華式的水泥做的花，都是奇俗不堪的門臉!
文化的另外一個喪失在於中國古村落的消失。現在中國的村落，除去西塘、南潯、周莊、同裏、烏鎮這些所謂的江南六鎮，保護得還比較好，其餘基本是在消失。最近我們請了張道一先生的學生潘魯生 (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院長)，我給他三條線路標準：第一，有鮮明的地域代表性;第二，村落基本體系完整;第三，有非物質文化遺産，就是有自己的民俗，有自己的民間藝術。就是這三部分，我説你調查一下，因為我們想對中國的民居在三年內搞清，希望向中央建議對我們確立的古村落能不動就千萬別動了。因為現在城市裏已經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供開發了，很多人包括山西的煤老闆都開始到農村買村莊了，買完村莊以後，在村莊前面弄個鐵柵欄，後面弄個鐵柵欄，然後找幾個比較好的房子裝修一下，道路掃掃，兩邊都擱上那些熊貓抱著足球的垃圾桶，然後就開放了。開發旅遊的地方，總得有兩個漂亮房子，不夠漂亮就請人來刷刷漆，然後再請當地的那些文人編點故事。一般故事都是一個老的有六個妾，你參觀的時候非得要領你到一個黑屋子裏説：“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這是老爺金屋藏嬌的地方! ”似乎所有的古村落都有一個金屋藏嬌的地方，這就是中國的文化，這就是我們的祖先。
在第二個文化遺産日的時候，中國文聯繫統和文化部系統對中國民族文化傳承人進行了命名，把這些文化傳承人請到北京來，給他們很高的待遇，這些人有民間的樂師、歌手、琴師、畫師、手工藝人、武師、繡娘等等各種各樣身懷絕技的人，每個人身後面都是沉甸甸的文化。可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人都在大量地消亡，他們的後代對承繼傳統沒有興趣。
如今的黔東南地區有32個少數民族，這裡每年都有40萬年輕人到蘇浙一帶打工，年輕人被這裡的商業文化弄得眼花繚亂，到了春節的時候，也就把什麼任賢齊啊、毛寧啊這些人的歌都帶回去了。然後有一批人被這些東西吸引著出來了，這批人回去以後，都換了T恤衫啦、牛仔褲啊什麼的，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給那些地方帶來很大的衝擊。現在少數民族地區説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每年都有兩三個村寨不再説母語。我在前兩年成立了一個基金會，我們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對貴州的所有民間美術做一個普查，拉網式的，對貴州9個地區85個縣幾千個村寨，大到民居、小到荷包，都做了一個全面的普查，最後做了一個資訊庫。最近我在兩會裏提了一個提案，我説每一個重要的古村落都要建一個博物館，把這些東西留在博物館裏面。
世界上有許多古老的國家，你去義大利，你去奧地利，你去瑞士，就會發現這些古老的村莊像詩一樣的優美。而我們呢?我們現在的古村落，包括西遞、宏村，這種已經列為世界文化遺産的地方，進去一看，基本上都是新東西。他們不是喜歡新東西，只是因為賣老東西能夠賺更多的錢——這些古村落基本上被那些文物販子們給掏空了。我觀察北京潘家園已經十幾年，後來寫過一篇文章——《從潘家園看中國傳統文化的流失》。最早這些人往外賣東西的時候，是家庭的細軟，這些值錢的鐲子呀、小銀飾啊，一些小的比較珍貴的東西。再發展為賣墻上的字畫，字畫賣完了就開始賣傢具、賣房子裏面的文房具，畫賣了以後賣鏡框子，賣完了以後賣窗戶，最後賣什麼呢?賣牛腿、賣柱子，到最後房子全沒了。所以現在還保留的這些地方，我把它叫“文化空巢”。
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出現了 “空巢”現象，這是很令人痛惜的事。我經常想，我們的後代一定會罵我們是無知的，因為在文化轉型期，我們所做的遠不如歐洲人。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現在還是比較窮，先解決肚子問題，等富了後再去思考文化、精神層面上的問題。可什麼時候才能想到文化呢?一個國家富，當然好，但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富到哪兒去才算是一站呢，才能聯繫聯繫養育我們生命的文化呢?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之所以能夠交流，是因為有共同的文化，我們的文化不只是語言，不只是我們所用的詞彙，我們很容易用同一種表情、同一種方式來進行交流，那是因為我們有一種感應，這種感應是共同的文化所造就的。
例如中國人對水墨的繪畫就有感覺，不像西方人那樣對水墨沒有靈感。我們到大年三十那天如果沒有回家，那也非要給家裏打個電話不可，那個電話就跟平常的電話不一樣，因為那裏有節日情感。這就是民俗，是我們民族的特有的情感、情懷和凝聚力，是不需要花一分錢、老百姓一年一次自我增加的凝聚力。
作為一個年輕人，要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負有責任。年輕人，在這個時期最重要的就是人生觀、價值觀的確立，就是對理想的追求。此外，建設自己高貴的靈魂也是極為重要的。我認為知識分子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獨立思考，對生活有獨立的思考、思辨;第二個特點是有逆向的思維，順向的思維沒有價值，就是要反過來考慮，想一想這麼做對還是不對;第三個特點是要有不同的意見和聲音，相同的意見和聲音是沒有價值的。作為年輕人匯聚的地方，大學應該是中國社會的大腦，大學就要承擔起對中國社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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