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鋒：有關全球化時代美學與藝術的思考

文\彭鋒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頻繁而深入的交往，導致的結果有可能截然不同：既有可能導致文化衝突，也有可能導致文化欣賞。對於究竟會出現何種結果，我這裡不想去做預言。我想著重指出的是，全球化時代必然會激發我們有關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新思考。本文著重梳理當前有關美學與藝術方面的思考。

一、美的普遍性

不同文化之間的頻繁交往，首先會促使人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不同文化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特徵?如果存在某種或者某些共同特徵，是否有可能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一種適合全球化時代的新文化?有關這些問題的思考，構成今天思想界的焦點。比如，在宗教和倫理領域，思想家們在探尋人類共同遵守的最低綱領，在尋找倫理生活的底線。有人將“己欲立而立人”視為倫理生活中的金律，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中生活的人們都遵守這條金律。儘管有關倫理生活的最低綱領，不同宗教生活團體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尋找共同的最低綱領，是全球化時代的新要求。即使在共同的最低綱領上最終並沒有達成共識，也不能因此就懷疑這種思想探尋的意義，因為它至少會加深不同宗教生活團體的自我認識。為了將問題集中在美學和藝術領域，我這裡略去有關背景和相關領域的討論。事實上，我認為有關美學和藝術的討論，可以為其他相關領域的討論提供重要的啟示，因為在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中，最容易在美的判斷上形成共識。換句話説，審美共識有助於我們理解倫理生活的最低綱領。這是一種出人意料的現象，但它並非難以理解。

我們之所以説審美共識有些出人意料，原因在於人們在美的判斷上向來難以取得一致意見。“談到趣味無爭辯”，“蘿蔔白菜各有所愛”，這些諺語表明，人們在美的判斷問題上是完全自由的，沒有確定的準則可以依循。即使有了確定標準，人們也不會拿它們當真，因為對標準的違背也不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在其他領域中，違背標準，就有可能受到公眾的譴責，甚至遭到法律的懲罰。由於在美的判斷問題上，既沒有抽象的標準，即使有所謂的標準也不會因違背標準而産生嚴重的後果，因此就可以充分展示個人的偏愛。所謂審美共識，既不可能，也無必要。

然而，正是這種寬鬆性，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美的判斷上容易達成共識。這是一種建立在無共識基礎上的共識。這一點至關重要，且容易遭到忽視。我們不妨做些進一步的解釋。

當我們説在美的判斷問題上沒有共識的時候，這種説法只是適合於某種文化共同體範圍內部。在任何一個文化共同體範圍內部，在美的判斷問題上受到的制約最小。用康得的術語來説，美是無功利、無概念、無目的的。儘管康得美學遭到後現代美學家的批判，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得出的結論依然有效。正因為美具有無功利、無概念、無目的的特徵，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正因為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在有關美的判斷問題上很難達成共識。共識往往是限制的結果。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呈現出不同的特徵，原因在於它們的限制不同，依據限制而形成的內部共識不同。文化多樣性，實際上是限制的多樣性，內部共識的多樣性。限製程度越大，內部共識越強，體現出來的文化風格或差異就越明顯，不同文化之間要達成共識的難度就越大。換句話説，在同一文化內部共識越強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間就越難形成共識。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否反過來説，在同一文化內容共識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間就越容易形成共識?當前國際美學和藝術領域中的潮流，在某種程度上支援這種判斷。無論在美學研究還是藝術創作領域，人們發現，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美的判斷問題上最容易達成共識。

1994-1997年，科馬(V. Komar)和梅拉米德(A. Melamid)實施了一個名為“人民的選擇”(The People’s Choice)的系列繪畫項目。他們雇傭民調機構來調查人們對藝術的偏好，範圍涉及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十多個國家。調查的結果顯示，人們在美的評判上具有驚人的普遍性：最受歡迎的顏色是藍色，其次是綠色;具象繪畫比抽象繪畫更受歡迎;最受歡迎的畫面構成要素有水、樹木和其他植物、人物(尤其喜歡婦女和小孩，同時也喜歡英雄人物)、動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動物，包括野生的和馴化的在內)。從科馬和梅拉米德以民意測驗數據做指導畫出來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喜歡的風景畫似乎出自一個原型，即東非那種散落樹木的草原景觀。

科馬和梅拉米德得出的結論，與環境美學和進化論美學得出的結論完全吻合。一些環境美學家以民意測驗的形式調查人們對於景觀的審美偏好，結果發現草原景觀是全世界人民最喜歡的景觀。

現在，讓我們暫時撇開各種理論，回到人們的日常經驗。那些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過的人們會發現，事實上人們在自然風景、人(ti)、藝術等方面的審美判斷上，並沒有多大的差異。就自然來説，都喜歡草原景觀;就人體來説，都喜歡身材勻稱、五官端正、皮膚光潔、頭髮濃密而有光澤;就藝術來説，都喜歡具有驚人之美的作品，如泰姬陵、蒙娜麗莎、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等等。

全球化時代讓人們有了更多的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的機會，人們切身的跨文化生活經驗驗證了美的普遍性。這已經成了一個毋庸爭議的事實。我們接受這個事實。我們既相信藝術家的觀察和學者的研究，更相信自己的經驗。當然，我們也允許有人懷疑這個事實。但是，對於當前的情形來説，至關緊要的不是去懷疑這個事實，而是去解釋這個事實。

二、超文化美學的思考

美學領域中有一個不太引人注目的分支，那就是比較美學(comparative aesthetics)。相對於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比較宗教學(comparative religion studies)來説，比較美學顯得很不起眼。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比較美學變得興旺起來。不過，這時的比較美學已經發展為超文化美學 (transcultural aesthetics，又譯為跨文化美學)。一般説來，超文化宗教學、超文化語言學、超文化文學是難以設想的，因為宗教、語言以及受語言限制的文學受到文化的束縛根深蒂固。之所以出現超文化美學，因為在美的問題上受到的文化束縛相對較小，形成共識的可能性相對較大。進一步説，審美共識可以為語言、文學、道德、宗教等其他領域中的共識提供基礎。

在解釋審美共識的時候，超文化美學家喜歡從進化心理學、腦神經科學、認識論等方面來尋求理論支援。在一些超文化美學家看來，人類的審美共識具有遺傳學上的基礎。人類對美的偏愛在二百萬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時期就已經形成，有關資訊保存在人類遺傳基因之中。人類之所以偏愛東非草原景觀，原因在於人類最初是在東非大草原上由類人猿進化為人的，人類對美的偏愛受到當時生存環境的影響。

除了這種依據進化論的解釋之外，還有依據民意測驗的解釋。上面提到的科馬和梅拉米德的系列繪畫項目“人民的選擇”，就是建立在民意測驗的基礎上。此外，這種民意測驗方式還被廣泛運用於有關景觀的審美價值的評定之中。比如，一些景觀設計師將景觀拍成照片，讓公眾根據照片給景觀評分，最後通過統計得到不同景觀類型的審美價值的平均值。得分高的景觀審美價值高，得分低的景觀審美價值低。

進化論與民意測驗，是從質和量兩個不同的方面來解釋審美共識。進化論的解釋，旨在從質上尋找審美共識的根源;民意測驗的解釋，旨在從量上尋找審美共識的證據。將這兩個方面綜合起來考慮，就能夠給審美共識以充分的解釋。總之，超文化美學對美的普遍性的認可以及對審美共識的根源的科學探討，對於美學研究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首先，美學研究的對象更明確了。如果美具有普遍性的話，暫且不論造成這種普遍性的原因為何，至少可以將美學學科安心地確立在對美的研究上。事實上，從古希臘開始，美就是哲學的一個重要研究對象，只是在18世紀現代美學確立的時候，由於對美的普遍性産生了懷疑，美學家們才避免將美作為美學的研究對象，而選取像趣味、想像、感性認識、審美經驗等作為美學的研究對象。

其次，美學研究可以變得相對更客觀。如果美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現象，美學研究就可以對美的現象進行分類研究，而暫且撇開對這種現象的評價問題。以往的美學研究，容易將分類與評價混在一起，從而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按照以往美學的一般看法，美通常被認為是好的、令人愉悅的、值得肯定的，這樣就容易反過來將人們認為是好的、令人愉悅的、值得肯定的東西視為美的，從而影響到對美的現象的客觀研究，而且限制了美學研究的範圍。比如，在近來有關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爭論中，就凸現了將分類與價值混淆起來的美學的缺陷。一些人不贊同日常生活審美化，就主張美學不應該研究它。但是，如果我們將日常生活審美化視為一種美的現象，而不包含我們對它的評價，對它進行研究就無可厚非。讓我再舉一個相關的例子來加以説明。藝術通常被認為是一種好東西。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局限藝術研究的範圍，將那些有可能不太好而本身是藝術的東西排除在研究範圍之外。我們首先應該在分類意義上將藝術與非藝術區別開來，然後再在藝術的範圍之內進行價值判斷;而不是依據我們的價值判斷去做藝術的分類，因為這樣就無法避免研究中的主觀因素。

再次，當美學擺脫了因為價值判斷而導致的局限時，它就可以將研究範圍開放到廣大的生活領域，比如，研究美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可以成為審美經濟學，研究美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可以成為審美政治學。這裡的研究只是分析，價值判斷必須在分析的基礎上進行，既可以贊同，也可以反對。

最後，具有普遍性的美，可以為建立適合全球化時代的新文化提供基礎。冷戰結束後，文明衝突取代了意識形態衝突，不同的文化並沒有因為交往的便利而走向融合，相反為了維持文化身份而不斷強化各自的獨特性。如果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美的問題上能夠達成共識，那麼就有可能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全人類共用的新文化。只有這種弱化文化背景的新文化，才能適應全球化時代的要求。美學研究，可以在促進這種新文化建設上做出獨特的貢獻。

三、文化間美學的思考

超文化美學的研究遭到了一些思想家的質疑。比如，丹托(A. Danto)堅持認為，人類在美的問題上本來沒有普遍性可言，之所以呈現出普遍性，是因為現代商業的影響：由於掛曆和廣告的影響深入人心，人類在審美觀上逐漸趨同了。換句話説，人類在審美判斷上的普遍性，是現代商業塑造的結果。包括丹托本人在內，不少思想家對於全球化造成的審美共識持抵制態度。一些多元文化論者尤其擔心，強勢的普遍論會給某些非主流文化造成壓力。為了避免這種壓力，超文化美學近來有向文化間美學(intercultural aesthetics)發展的趨勢。與超文化美學單純追求審美共識不同，文化間美學在追求審美共識的同時，又力圖保持審美多樣性。如何能夠做到既追求共識又保持多樣呢?對於文化間美學來説，儘管審美共識依然十分重要，但不像超文化美學家主張的那樣，這種共識是事先決定了的(比如，由遺傳基因決定了的)，而是一個尚未實現也許也無法實現的烏托邦。換句話説，審美共識，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共同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現在或過去的事實。鋻於這種理想是無法實現的，因此它依然可以庇護審美判斷的多樣性。如果説比較美學注重審美判斷的差異性，超文化美學注重審美判斷的普遍性，文化間美學注重的就是某種能夠包容差異性的普遍性。文化間美學體現了全球化時代人們的一種心態：既希望獲得群體的普遍性，又希望保全個體的差異性。

四、進一步的思考

如何才能做到既要求普遍性又保持差異性呢?我們這裡不打算抽象地討論這個問題。我想將這裡的問題轉變為：在有普遍性理想與沒有普遍性理想的情況下，差異性是否有所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在有普遍性理想的情況下，差異性將發展成為相互欣賞的差異性;在無普遍性理想的情況下，差異性將發展成為相互對立的差異性。關於相互欣賞的差異性，當代思想家已經有一些深入的思考。這種思考基於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由於承認差異性，當代思想家並不要求簡單地取消他人，而是在承認他人與自我不同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找到自我尊重和欣賞他人的依據。

美國哲學家普特南(H. Putnam)構想了一種理論，能夠解釋自我為什麼要尊重他人。普特南的邏輯是：對於人究竟該怎樣生存的問題，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每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獨特構想，都是對人類生存選擇的豐富性的貢獻。由此，每個人對怎樣生存的構想能力，對於全人類都有助益，因為它對於人究竟該怎樣生存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

不過，根據普特南的觀點，他人的存在儘管在豐富人類怎樣生活的選擇性上具有價值，但這種價值離有限個體似乎比較遙遠，除非個體具有實踐人類全部生活的潛能，或者有一種超越的個體，他可以從總體上構想人類生活的全部可能性。換句話説，普特南將個人自我實現與尊重他人結合起來的理論，只對上帝、超人或聯合國有效。

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卡維爾 (S. Cavell) 構想了一種更為精緻的欣賞他人的理論。卡維爾拒絕接受封閉的、固定的自我觀念，主張自我總是處於朝著更高的、更完善的階段發展的動態過程之中，這種努力向善的過程永無終結，這不是因為自我永遠無法達到下一個更高的自我，而是因為一旦達到了一個更高的自我，另一個更高的自我又會立即出現並等待我們去努力實現;而他人正暗含著我們尚未實現但可以實現的更深遠的自我，由此在追求自我完善的自由主義中又必然包含對他人的欣賞和尊重。

儘管卡維爾的論證非常精巧，但我們仍然看不到對他人的真正尊重，原因在於卡維爾的自我雖然在現實中是有限的，但具有無限的潛能，這種潛能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可以將所有他人的生活全部經歷一遍。這種巨大的潛能在普特南那裏是隱含的，在卡維爾這裡則是顯露的，他們都沒有跳出西方理性盲目膨脹的窠臼。當然，卡維爾也意識到全部經歷他人的生活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但他主張這在閱讀和寫作的語言領域中是可能的，閱讀和寫作因而被卡維爾當作調和自我完善與尊重他人的最有效的實踐方式。

如果承認自我是有限的，自我與他人又有所不同，自我在無需成為他人的情況下還能否欣賞和尊重他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卡維爾那裏，自我之所以欣賞他人，是因為他人能夠為自我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榜樣，換句話説，自我的下一個階段就要變成他人。當自我終於變成他人之後，他又會期望變成另一個他人，如此以至於無窮。由此可見，卡維爾對他人的尊重並不是欣賞式的尊重，而是征服式的尊重，自我在征服他人之後即將之拋棄，因為自我將繼續追求另外的他人。事實上，將自我限定在自身的範圍之內，也可以尊重他人。當自我被限定在自身之內之後，他人就成了自我的一種缺失的可能性，從而成為自我愛慕和追求的對象。由於自我的可能性永遠不會由自我現實地實現，因此自我對這些可能性的愛慕和追求就永遠不會終結。自我的可能性雖然永遠不能由自我現實地實現(也許可以以語言的形式實現，像羅蒂和卡維爾所設想的那樣)，但它們可以在他人那裏現實地實現，成為自我想要的又與自我不同的他人的現實存在。由此，自我可以同情地開放到他人之中，將他人視為自我完善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對他人的征服性的統攝。只有這樣理解，他人才會成為自我嚮往的、又不可還原為自我的奇跡，才會引起自我真正的敬畏和尊重。我將這種尊重稱之為欣賞式的尊重。

在全球化時代，審美和藝術在很長時間裏依然會體現文化的差異性，但這些差異性將受到共同追求普遍性的理想的調和。由此，差異性將不再是敵對的差異性，而是欣賞的差異性。上述發展出來的那種自我對他人的欣賞式的尊重，將成為全球化時代對不同文化的基本態度。作為這種欣賞式的尊重的核心，是對他人的無條件的友好。只有這種對他人的無條件的友好態度，才能徹底改變冷戰思維，促進全球化時代新文化的發展。

主要參考書目

1、Antoon Van den Braembussche eds., Intercultural Aesthetics (Berlin: Springe, 2008).

2、Dave Hichey, The Invisible Dragon: Four Essays on Beauty (Los Angeles: Art Issues Press, 1993).

3、Dennis Dutton, “Aesthetics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 Jerrold Levinso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esthetic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Lev Kreft, “The Second Modernity of Naturalist Aesthetics”, Filozofski Vestnik, No. 2 (2007).

5、Wolfang Welsch, “Animal Aesthetics”,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Volume 2 (2004).

6、Wolfgang Welsch, “The Return of Beauty?”, Pilozofski Vestnik, No.2 (2007).

7、Wolfgang Welsch, “On the Universal Appreciation of Beauty”,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 (2008).

8、Arthur Danto, The Abuse of Beauty: Aesthetics and the Concept of Art (Peru, Ill.: Open Court, 2003).

9、Richard Shusterman,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 Alternatives for the Ends of A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Richard Shusterman, Practicing Phil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1、Hilary Putnam, Renewing Philoso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2、Stanley Cavell, Conditions Handsome and Unhandsome: The Constitution of Emersonian Perfectionism(Chicag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

14、彭鋒：《文化身份與國際風格》，載《飾》，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