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菁菁
近來，畫家范曾狀告收藏家郭慶祥侵害其名譽權一事鬧得沸沸颺颺，爭議不斷。據悉，在這場官司當中，范曾將上海《文匯報》和兩位作者郭慶祥、謝春彥一併訴至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而整個事件的起因則始於今年5至6月間該報鑒賞專刊的3篇文章。
記者了解到，之所以“惹事上身”，是因為郭慶祥在其中的《藝術家還是要憑作品説話》一文中寫到“現在有一位經常在電視、報紙上大談哲學國學、古典文學、書畫藝術的所謂的大紅大紫的書畫名家，其實有過度包裝之嫌。這位名家其實才能平平……”他同時還批評了該畫家流水式的作畫方式。另一篇《錢，可通神，亦可通筆墨耶?》的作者謝春彥也尖銳地指出：“以賣得火，吹得火，勢得牛的范三官人為例，……呆板顢頇的筆致，貌似清雅的俗綠惡青，摻了些墨抑或石綠的冷赭膚色，手與足的結構亦並不合理協調的搭配，哪還有什麼好靈魂在耶!”儘管這些文章都是“不點名”批評，卻招來了范曾的不快並“對號入座”。
雖然案件的審理還沒有實質性結果出臺，但已在藏界、輿論界颳起了一陣評論“旋風”。而與之相應的，是“美術批評”這一領域再度令人關注。比起結果，大家更為關心官司會不會給美術評論界帶來某種負面影響，評論家們持有怎樣的反映?甚至引發了人們對當前中國美術評論發展狀況的討論。
美術批評不敢講真話?
事實上，“文人打筆墨官司”並非新鮮事。
比如，2006年1月，中國畫報社出版了《楊家埠年畫之旅》一書。在該書第七章“年畫神話楊洛書”中，作者寫道：“為了更真實地了解楊洛書，客觀揭開楊洛書現象之謎，我在採訪楊家埠年畫藝人時，經常會問如何評價楊洛書?他們回答我的是，楊洛書既不會畫，也不會刻板，他甚至不印畫……”文中還稱：“與其説他是一位藝術大師，倒不如説是一位社會活動家、年畫組織者、策劃人和經營人。以上這些因素兼備，他創造出了一個楊家埠年畫的品牌，一個大師的神話。”
該書出版後，此時已80高齡的“中國年畫王”楊洛書認為上述文字損毀了自己的名譽，將文中提到的人物、作者和中國畫報社一同告上法院，要求立即停止《楊家埠年畫之旅》一書的銷售、公開道歉，並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100萬元。
但法院審理後認為，該書的大多數內容對其還是給予了積極、肯定的評價。楊洛書作為公眾人物，對於他人對自己的不利評價，應當給與最大限度的容忍和理解。
此外，法院還認定，爭議內容屬作者對“年畫神話楊洛書”這一現象的個人見解，文中引用他人對楊洛書藝術水準的表述，也屬他人依據自身喜好對某種社會現象發表的一己看法，不具有權威性。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那麼，在專業的美術評論人士眼中，這些事件的背後又意味著什麼?
資深美術評論家作者認為，像郭慶祥這樣的例子，有一些個人性的東西在裏面。現在的很多藝術批評都存在大眾化趨向，往往人們更關心的不是藝術批評本身，而是批評者和被批評者各自的社會身份、地位，或者是事件本身的新聞效應，而忽略了批評的學術價值。嚴格地説，這只能算是公共意義上的批評與監督。郭慶祥作為一名收藏家，當然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批評見解，但我們更應該重視來自於批評界的聲音。如果批評者不是郭慶祥，或者被批評者不是范曾，那麼又還會有多少人去關注呢?
在他看來，一直以來，藝術家和藝術家、藝術家和批評家之間因所謂的批評而鬧糾紛的情況很多，嚴重者甚至鬧上法庭。不過，這並不會使得批評家們“緘口”。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批評不含人身攻擊，而只是單純地對藝術家與藝術作品的筆墨、技巧、表現手法、學術價值等方面提出批評;至於侵不侵權，只要批評家出於純正的學術目的、方法正確，哪怕“説錯話”也沒有關係，所以，真正有志於批評的人應該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不要過多地去在意輿論。
另一位評論界人士陳曉峰則表示，范曾名譽權案件最值得關注的點之一，是能使公眾可以更深入了解到美術界比較腐敗和存在巨大爭議的現狀，這顯然是件好事。當中涉及到很多利益和保衛利益的問題，體現出中國美術界結構性的悲哀。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大家都是這個體制的受益者和犧牲者。
“美術界向來是利益鏈和等級關係很體制的地方，99%的批評等於做廣告，所以無所謂大家不敢説話的擔心，因為美術批評界本來就沒多少人説真話。”陳曉峰坦言。
缺乏理性審視與發現
對於“美術批評”，通常學術上的定義為以一定的標準對美術作品或美術現象所作的理論分析或價值判斷。它負有一定的社會責任，並溝通、協調創作與欣賞的關係，而且要辨別真偽，以提高美術創作品質和社會藝術欣賞水準。
也就是説，在這個人人都能批評的網路時代，能夠被稱為“美術批評家”，“必須具備獨特的視角，獨立的精神，敏銳的觀察力，與深厚積澱。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要有學術的公心。”而倘若當前業界已淪落到絕大多數都有做廣告之嫌的地步，那真可以稱得上是一種“杯具”了。陳曉峰的話讓記者不禁好奇，現在中國的美術批評界究竟處在一種怎樣的發展狀況之中?
“魚龍混雜，缺少健康、完善的體制，使得中國美術批評沒有形成良好狀況。”這是業內對美術批評生存現狀的普遍反映。
作者告訴記者，這種狀況主要表現在，很多美術批評者本身並不是專業科班出身，他們可能是搞美術史或者是別的方面，他們在美術批評領域的知識與學術積澱並不深。還有很多大畫家，本身專注于創作部分，按理説是不能夠做美術批評的，但他們也“不甘寂寞”，以時不時地拋出一段言論來博得大眾關注。業內人士認為，這些都屬於美術批評界的錯誤因素。當然，追根究底，錯的本身不在於這些“批評家”們，更多是社會因素造成的，是社會“惹的錯”。
“現代人的心理具有從眾化，不管你的功底如何、學什麼出身，只看你的社會身份和地位。所以現在的美術批評不缺誤解、謾罵，卻很少有理性審視和發現，缺失的根源就是盲從驅使。”作者分析道。
而在評論人士陳曉峰的印象中，中國美術批評的現狀還體現在效率非常低，他將其歸納為4個方面。首先是保鮮度很低。很多批評都沒有新意，稱為藝術家做廣告的文案可能更合適，經常有固定的模式可套，“批評公文體”的稱呼似乎更加合適。其次，很多時候，業界缺乏保持獨立批評立場，缺乏持續對中國美術現狀保持動態的批評。再者，中國批評的文化立場在哪，是用西方的理論，還是用本土的視野，他認為批評界對此很糊塗，應當呼籲建立公正和客觀的態度。此外，批評界野心大，大家都想推出自己手中的藝術資源，不服從文化價值觀的格局，而局限于局部的利益。“文化轉型時期，美術批評的走向、批評的意義、批評方式和新的價值構建等等，都值得這個行業反省。”陳曉峰説。
就他的觀點，採訪中，相當一部分業內人士給予贊同。作者指出，現在的美術批評的確很矛盾，通俗點講，中國美術批評已經變味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所謂的批評家寫的不是批評的文章，完全沒有批評氛圍，僅是赤裸裸的吹捧。實際上，社會追求藝術商業化、畫家追求物質最大化，批評家、策展人跟畫家合作賺錢，處於弱勢的批評家依附於畫家，畫家又依附於商人、權利，利益誘惑使得中國美術評論界陷入了一個迴圈的怪圈。
批評也可以市場化
在作者看來，作為一名批評家，進行藝術批評與推介藝術家都是其本職，將自己的思想轉化為文字，靠出售文字和思想來獲得生存，這是一種基本需要，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可悲的是，違背本質、一味吹捧。據了解，這種做法如今成為了美術批評家獲利的通常方式。
事實上，美術批評的市場化，跟藝術品市場化是緊密相連的。縱觀西方國家成熟的藝術市場體制，其中就包括了藝術批評。據作者介紹，他們的慣例做法是，藝術家靠藝術基金會來包裝，藝術基金會遴選藝術家，都會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而這個標準則主要由藝術批評家來把握。另一方面，西方的藝術基金會也有專項資金來支援批評家的研究與策展工作，這是批評家們學術獨立的基礎，從而也能有效避免批評家和藝術家之間的利益瓜葛。而且，西方國家的這種藝術制度，基本不受行政、商業干預。即使藝術基金會有政府、有財團出資，出資方也只負責監管財政運轉，而不會干預藝術評選，保證了藝術評選的學術獨立性。
然而，在當今的中國藝術圈裏，連藝術品市場化都尚需時日，遠遠晚于其的藝術批評市場化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機制不健全表現在哪些方面?據知情人士透露，以最普通的收費為例，中國的美術批評家們很少明碼標價，“人情價”是這個行業的潛規則之一。
或許，不明碼標價，很大程度上與根深蒂固的“文人不談錢”這一傳統觀唸有關。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反而阻礙了行業形成規範機制。那麼該不該收費並且公開化?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賈方舟、水天中等十多位美術批評家就發起聯盟，向社會發出公告，維護批評的權益，公開制定批評潤格。不過，這僅屬於小範圍的自覺。而時至今日，業內仍不乏有識之士呼籲、倡導於此，但可惜的是，目前依然沒有形成一種有效的制度。
與此同時，客觀地説，為了提升藝術批評家們的經濟和地位，業界還是具備相應意識，一直以來舉措頻出。譬如，中國藝術基金會已得到大企業贊助，正在向藝術市場靠攏;中國的收藏界也陸續發起藝術批評獎，像重慶的一位收藏家蒲果毅，就自己出資設立了“青年批評獎”，用於獎勵在學術上卓有貢獻然而又還沒能出頭的青年批評家，中央美術學院也曾組織過三屆“當代藝術與批評獎”，此外，一些國際性的藝術基金會也曾舉辦過不少國際性的藝術批評論壇。但作者表示，整體上看，這些舉措仍不足以提升批評家在藝術市場的地位，只有藝術品市場完善了，藝術體制完善了，藝術批評體制才可能會隨之健全，藝術批評才有獲得獨立的可能。而從當前形勢來看，這個過程至少還有十餘年的路要走。
注：原題為：《畫家侵權案 “美術批評”重回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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