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凡對美術感興趣的人，除了熱衷於欣賞作品圖片外，有時候以影像志的方式紀錄展示美術作品，往往也能得到很多共鳴。
記得大學讀書的時候，除了課堂上的講解外，老師時常能將一些有價值的與美術史相關的紀錄片，穿插到日常的教學中。於是也就從那時開始，我有了接觸與美術相關的紀錄片的機會。工作後，在原來老師介紹的基礎上，自己又陸陸續續看了很多此類紀錄片。這其中，由中央電視臺斥資拍攝的《故宮》，在當時曾經創造了國內此類節目的收視奇跡，而由BBC與NHK分別製作的《藝術的力量》與《故宮的至寶》兩部紀錄片，則更多地是通過碟片和網路的力量傳播，同樣也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與認可。
紀錄片這一影像志的形式，對身處資訊化時代的我們而言，實際上並不陌生。
紀錄片是以真實的歷史為創作素材，以真人真事為表現對象，並對其進行藝術的加工與展現，以展現“真實”為本質，並用“真實”引發人們思考的藝術形式。在此，我所要著重強調的正是其難能可貴的“真實性”。由此想到的是，在現當下的美術批評與報道中，美術事件的起始點往往是由藝術家個體所引發出的。可以這樣認為，美術批評與報道中最為基礎，也是最為本質的一環，實際上就是針對藝術家群體的“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是整個美術批評與報道的基石，也是本位問題，脫離了“個案”研究，我們將無法針對某一具體藝術事件，作出準確犀利的評判，從而引發一些不必要的爭論，進而在根本上導致批評與報道的失語。鋻於此，深入且真實地面對藝術家個體進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將影響到批評與報道的接受廣度與價值深度。
然而，通過針對藝術家的“個案”研究，正確認識與分析相對問題，絕非如此簡單。當代美術批評與報道，首先決定了我們的時間維度，即當代。這個看似無可厚非的節點性問題，實際上存在深究的必要性。由於當代藝術家多為在世，其作品的風格特徵依然存在變化的問題，或是階段性的，甚者是年年都變的，面對這一本源性的問題，嚴格意義上肆意的批評與報道都是缺乏依據與深度的。黃賓虹生前曾自嘆“五十年後識真畫”，恰恰説明瞭一切問題都需要時間的證明。
正是由於以上的客觀原因，在我看來，當代美術批評與報道所遭遇的制約，並不能蓋棺定論地歸咎為資本、環境、人際等諸多客觀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無疑加重了批評家與記者看待問題與認清真相的難度。但是假如我們將這些問題比作籠罩在真相之前的層層迷霧的話，作為從業人員的批評家與記者，應當具備“撥開雲霧”的從業素質。此類問題，就如同很多批評與報道中，在剖析評介一位藝術家時，時常會將其定義為“具有社會責任感”一樣，既然我們在評價藝術家的優劣時，常將“是否具備社會責任感”作為評價標準，那麼作為推介者與評判方的批評家與記者，自身則更是應當具備上述責任。
因而，美術批評與報道的當務之要，在於深入內裏地開展“個案”研究，在於“個案”研究背後的公允推介，而不應在於盡可能早地給予藝術家以定位。將“紀錄片”這一影像志的形式比作一面鏡子，透過它，我們應當將批評與報道的重心置於真實性上，由此給社會、給大眾提供更多客觀認識藝術家、藝術品、藝術事件的機會，時常能自省自我的社會責任感是否到位、是否合理、是否具有供後人借鑒的可能性。相信，唯有如此地敞開胸襟，才能讓更多不同層次的人群更多地了解認識藝術的真諦，而不是簡單地與“看不懂”相提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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