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小彥
貢布裏希曾經用英國偵探小説家克裏斯蒂娜的一篇小説來説明趣味的意義。[1]熟悉克裏斯蒂娜小説模式的人都清楚，她的犯罪小説總發生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然後由大偵探波羅通過推理、分析和排搜尋出兇手。這一次也同樣，兇殺案發生在一群貴族當中。大偵探波羅照例懷疑每一個人，與他們聊天，從中辨別真偽，並最終找到兇手。破案的關鍵和一次談到“帕裏斯的審判”的話題有關。“帕裏斯的審判”是一個著名的古希臘傳説，同時也是這幫貴族們彼此都了解的故事。他們熱衷於討論其中的細節與含義，而不必解釋背景與要點，因為這是他們“教養”的一部分。很難想像貴族是不知道古希臘傳説的，於是傳説就成了這個圈子的“行話”。所以，當其中一個衣冠楚楚的人詫異地問“巴黎發生了什麼審判”時，他就等於暴露了自己。因為“帕裏斯”和“巴黎”在發音上是一致的，所以弄錯了也很正常。可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圈子裏是絕對不會犯這一類錯誤的，反而只有圈外的人才會犯類似錯誤。波羅正是根據這個線索，揭穿了兇手的偽裝。
這個故事説明趣味其實是一種身份的標誌，也是區分圈子的重要依據。儘管趣味沒有錯對之分，沒有敵我之別，但趣味阻隔著不同的人群，成為彼此間認同的條件。只有在特殊的社會環境中，趣味才成為一種權力，和錯對、甚至敵我沾邊，才會有人因為某種趣味而出人頭地，有人則不斷遭殃。這種狀態，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會清楚。要知道，在那個年代流行的可是“趣味權勢學”(也可以叫做“風格權勢學”)，某一種趣味被定義為“無産階級”，受到熱烈吹捧，而另一種趣味則成為“資産階級”，受到空前嚴厲的批判。有人因此而飛黃騰達，有人卻成了可憐不幸的受害者。當然，那個年代已經久遠，久遠到年青人像聽神話一樣，儘管它才過去三十年。
雖然今天已經沒有什麼人會因為趣味而被定義為“反動的資産階級”，但趣味仍然區隔著人群，並在藝術界造成廣泛的影響，形成大小不一的趣味集團。他們彼此對立，互不買賬，公開漫罵。在趣味圈子內部，有人會因為更好地體現了圈子的趣味而逐漸成為領袖，成為領導這個圈子走向社會的“著名藝術家”或“偉大藝術家”或“大師”。伴隨著他們而來的大概就是圈子批評，好讓“著名”和“偉大”升級，讓“大師”變成“巨師”。至於圈子外部，可能更多的是批評，甚至是指責。
圈子吹捧和非圈子指責都可以看作是一種趣味的對抗與張揚，是一種趣味的博弈。這裡沒有絕對錯對，只有流變與發展。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認真閱讀大部分與趣味有關的吹捧與指責時，我覺得我們可能會為找不到與吹捧和指責有關的一連串概念的準確內容而苦惱，更遑論準確定義了。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藝術圈子的複雜性一般情況下是成正比的，否則我們就會喪失藝術繁榮的表徵。更令人感興趣的是，藝術圈子還有層級之分，像一連串的套套那樣，互相套著，大的套小的，小的套著更小的，或者相反，小的套著大的，然後大的就套成了小的。所以，有人説藝術是一個魚目混珠的大江湖，是有道理的。
這説明小圈子固然有小圈子的趣味，但大圈子也有大圈子的意義。這個意義就像辨別身份一樣，區分因趣味、職業而不同的人群。比如，在藝術內部，抽象主義、表現主義、觀念主義(估且名之)和寫實主義分屬於不同的趣味集團，但在社會層面上，抽象也好，表現也好，觀念也好，寫實也好，都可以統稱為“藝術界”，都是屬於藝術家隊伍中的“革命同志”。我們馬上可以想像，趣味戰爭既發生在藝術內部，也發生在藝術外部。有時突然會因為一些更大範圍的趣味問題，藝術界出現了奇特的反應。有時會因為一個詞而讓藝術界空前一致，共同接受“戰鬥的洗禮”。
“行貨”就是這樣一個詞。幾乎整個藝術界就像避開瘟疫一樣避開這個詞，哪怕某些“公認”是以畫“行貨”為生的畫家，他們也羞于用這個詞來裝點自己。人們只要翻閱一下大量報道深圳大芬村的文章，就會驚人地發現，生活在這個被媒體譽為“中國油畫第一村”的靠臨摹名作和拼湊風格為生的畫師們，居然對外一再表示他們希望“原創”，畫“行貨”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事。這説明，在藝術界，只要誰真的承認自己是“行貨”畫家，那他也就等於自我放逐。所以，只要是職業畫畫的，不管實際情形如何，打死也不能承認自己是“行貨”畫家，這是藝術界這個大江湖的第一通則。反過來，只要誰想把誰驅逐出藝術界，成功地把他和“行貨”挂上鉤也就大功告成了。
然而，什麼是“行貨”，“行貨”指的是一種什麼趣味或風格，卻少有人給出答案。
其實我發現我也很難給出關於“行貨”的準確定義。所有指責“行貨”的説法，大概都可以在公認的“大師”身上找到相應的證據。比如説，“行貨”指的是一種重復生産，可有哪一個大畫家一生不在重復自己？難道他可以每天都畫出完全不同的風格嗎？即使是多變的畢加索，一生也不過是幾種風格而已。況且，他一輩子也沒有畫過真正意義上的抽象畫，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個具體的對象刺激下誕生的。他不重復，還有誰不重復？又比如説，“行貨”指的是一種艷俗，可是我們今天的畫壇已經流行有“艷俗風格”了，艷俗畫家們發現人間有多少種艷俗的樣式，就大方地、不顧一切地照搬過來，以便去好好地艷俗一把。再比如説，“行貨”指的是一種熟練，一種過度的爛熟，可世上又有哪一種“成功”的描繪不是靠熟練才練就出來的？“藝術”是一個雅詞，説出來讓人肅然起敬，可從普及角度看，“藝術”也不過是手工藝人的一種熟練把戲罷了，熟練了不也就“行”了嗎？! 再比如説，“行貨”指的是一種討好，一種獻媚。可從某種意義來看，世上又有什麼藝術不是討好、不是獻媚的？討好中産階級固然不好，可討好大眾就好了嗎(估且不論所謂“中産階級”趣味和“大眾”趣味本身就是一個需要仔細討論的難題)？討好革命已經證明和真實的革命沒有太多關係，而且還會演變成極權式的“頌歌行貨”版本。那麼，討好自己吧，自我表現吧，可自我表現也難以長久，也會成為另外一種過分自愛的“行貨”而遭人唾棄，最後會變成一個“藝術祥林嫂”，除了嘮嘮叨叨，就別無所長。
況且，對趣味還有一個從陌生到熟悉再到“行貨”的過程。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藝術界中有一批堅定的現代主義者，不顧中國社會的實情和大眾的趣味，大膽引進馬踢死[2]和畢加索的風格，其中有人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價。在這些狂熱的中國現代主義者當中，有一個廣東人叫趙獸，當年畫一種接近抽象風格的作品。此人後來居然消失了。1949年以後在一家國營農場務農，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北京的陶咏白編《中國油畫一百五十年》，收進他一幅早年作品，人們才發現他還活著，廣州還有這麼一位中國現代主義的“活化石”。當廣東美術館的有關研究人員找到他和他的後人時，這位“活化石先生”的自我定位是“東方畢加索”，他的兒子也認同父親的這個定位。研究人員對這個定位只能聽之任之，因為，趙獸用一生的代價來博取“東方畢加索”的稱號，後人是無法輕易嘲弄的，除了敬佩以外，還是敬佩。但是，從歷史眼光來看，趙獸的意義並不是他真的成為了“東方畢加索”，而是，他的命運昭示了現代主義在中國社會中的真實困境。
讓人感到難以忍受的是，今天如果有誰不仔細分辨就去摹倣畢加索的風格，就去學習馬踢死的線條和色彩，大概是得不到什麼更高的評價的，甚至會被指責為“缺乏創造力”。如果有誰過分熟練地運用他們的風格時，那麼，“行貨”這個可怕的詞就很有可能會降臨。
當然，行文至此，我得趕緊聲明：我是一個反“行貨”主義者，因為我畢竟在藝術界工作，多寫與藝術有關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我還是一個熱愛藝術的人，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更多地把年輕時的熱愛轉變成了一種分析。[3]而一旦我用分析的方式來觀察藝術江湖時，我就不期然地發現了“行貨”這個詞的普遍性以及背後所蘊含的趣味排他性傾向。討論趣味排他性的具體狀況不是本文的目的。我懷疑人們即使用很長的篇幅，也不一定能夠談清楚這個複雜的問題。[4]我要承認的只是，“行貨”是什麼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而它所指稱的趣味排他性才是最重要的，是造成藝術界千變萬化的江湖格局的原因之一。這充分説明趣味的基本含義就是排他，就是區別你我他，而“行貨”只是其中一個常用的、使用起來非常方便的、同時又不知所云的詞而已。也就是説，藝術界在拒斥“行貨”上達成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原因就是這個領域的精英們實在太關心自己的“非依附性”了(鬧獨立的一種“學術”説法)。雖然藝術江湖大得很，彼此風格千差萬別，有高有低，有雅有俗，但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要求獨立，一致反對“行貨”(儘管不知所云)，這説明藝術獨立問題真的很嚴重。反過來説，這更證明我的一個看法可能是符合實際的：所謂藝術的獨立是不存在的，因為藝術不是別的，藝術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是文化政治的一種表達方式。當人們不再從藝術中感受到任何自由時，其實責任不在藝術本身，而在於操縱藝術的權力。這也就是説，“行貨”只是一種不假思索就可以套用的説辭而已，隱藏在趣味排他性背後的那只看不見的權力之手，才是最重要的。有意思的是，這只手本身往往很“行”!
[1] 見貢布裏希《探索文化史》，載《理想與偶像》，范景中等譯。
[2] 徐悲鴻語，表達了他對法國現代主義的憎恨，堅持寫實主義的信念。具體見王震編《徐悲鴻文選》，上海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
[3] 我研究藝術多年，發現“藝術”一詞的確無法準確定義，我們只能根據具體的上下文，對藝術這一現象做出合適的反應。在這方面，我信守貢布裏希的名言：從來就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或者，我們把這個説法向前推進一點：從來就沒有抽象的藝術概念，只有具體的藝術現象，有以“藝術”命名的一種帶精神性的社會實踐。當然，從熱愛藝術的角度出發，我的這個立場的確讓人沮喪，所以才有人寫文章批評我，説一個研究藝術多年的人，最後怎麼竟然對這個偉大的事業産生了懷疑。我覺得批評者是好意，至少我無法指責“熱愛藝術”。然而，畢加索有一段話卻説得好：“沒有比將軍手上的指揮刀和畫家手中的畫筆更讓世人感到害怕的了，但人們卻沒有勇氣把藝術驅逐出他們的視野之外，因為他們需要附庸風雅。”貢布裏希的話見范景中翻譯的《藝術發展史》的導言，天津人美1987年版。畢加索的話見“與澤沃的談話”，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世界美術》，哪一期忘了。批評我的文章見王威廉的《作為偽問題的藝術與政治：兼評楊小彥先生的<藝術為什麼服務>》，見2006年的《粵海風》。
[4] 關於趣味的討論，人們可以參看哈斯克爾的有關著作。對哈氏介紹最好的中國學者，我想應該是中國美院的曹意強教授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