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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批評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8-27 15:34:27 | 文章來源: 劉逸鴻的部落格

文/劉逸鴻

批,就是條分縷析,一層層剝洋蔥一樣的剖析一個對象,評,就是儘量公平理性,客觀的表述你剖析的具體結果。

藝術家作為具有獨特精神世界的少數人群,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定複雜。批評家的工作就是用可以令藝術領域之外的人能讀懂的文字來闡述藝術家的創作觀念,使藝術家幽深豐富的內心世界得以被看見。藝術作品的形式有時往往非常晦澀,別人只能看到冰山一角,表面現象,不知其所以然,那麼,批評的任務就是揭示它的隱而不見的創作邏輯和歷史脈絡。

藝術批評是比藝術創作更艱難而複雜的“藝術創造”工作,藝術家只要“自我”足夠,就能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而批評家卻需要“無我”才能領會藝術家的創作要旨,並用文字潛入不同欣賞者的不同內心。藝術批評需要建立“話語“,而藝術創造則是要消解”話語“,因此,批評和藝術之間天生具備內在的張力,批評家並非藝術家的吹鼓手,藝術家也不是批評家的馬屁精,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之間的張力和共生,錯位和空白,正是留給藝術鑒賞者思考與創造的空間。好的藝評家需要“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閱人無數”“破萬卷書”,這只是打底的工作,具體如何描畫藝術家的實踐內涵和價值意義,還需要不可説不可學的“直觀智慧”和“生命體驗”。因此,好的藝術批評家實在難得。

有分量的文字和優秀的藝術品一樣,就是禪宗的“話頭”,被久思不得其解的讀者觸到,會成為令其頓悟的“棒喝”。文化和教育的責任是“教導”和“規訓”我們,而藝術,藝術批評則是給予我們心智的“點化”。批評家和藝術家要清醒的認識到一點就是,借助藝術鑒賞的點撥和藝術創作的激發,我們所有人需要的不是書本空投的理論和另類視覺的誘惑,我們需要的是自性智慧的開化。事實證明,優秀的文藝作品和藝評的確使我們的情感和智慧都得到了擴展,那是從外面灌輸進來的嗎?當然不是,文藝作品的“話頭”被我們觸見了,“時候到了”,我們本具的情感和智慧不經意間就自然被其所點燃和照亮。

如果藝術只是理論哲學的注腳,時尚狂歡的陪襯,甚至廣告宣傳的幫兇,那藝術實在不堪再被尊稱為“藝術”,在當今時代,傳播有價值的思想,改變思維,培養創新的生活方式,如此的行為皆可被視為“藝術”,但是,這個“藝術”是廣義的,是對“智慧”和“美妙”的一種代稱,而不是“視覺藝術”和“藝術史”意義上的“藝術”。對智慧和藝術的尊重,在當今時代尤其重要。反智的時代,人們發瘋似的把一切崇高拉下神壇,把一切作怪抬升為“藝術”,這也許是因為信仰的缺失和生活的絕望。當代藝術的存在不應該成為這種公眾情緒的濫用,而應提供審視這種文化乃至政治現象的嶄新視角。如果藝術都隨波逐流,趨附各種雅文化俗文化進步文化和墮落文化,藝術的存在也真的是沒有了身份的價值,我們的民族也真的是沒有了希望。如果當年沒有八五運動和“圓明園”窮困藝術家的對“文化”質疑與反問,沒有那些藝術家在意識形態上的不與俗同,何有今日的“中國當代藝術”。

有人批評現在的“四大金剛”一直固守自己的圖像符號,已經“廉頗老矣”,我覺得這是不公的批評,“不斷創新”並非藝術家的職責,那是企業家的使命,藝術家沒有必要象工廠一樣不斷的給自己産品改型升級。若以表面形式不斷翻新為藝術之價值標準,那麼基佛,培根,佛洛伊德,塞尚等大師皆是毫無創新力的庸才,國際很多當代活躍的藝術家都是欺世.藝術家借助視覺形式來探索自己,觀照現實,提供一種揭示思想觀念和生存哲學的啟示,成熟而深刻的藝術家的標誌正是其藝術觀念和生存哲學的“吾道一以貫之”,不斷的變來變去耍花槍那是心智還不成熟的學生們幹的事,金庸從沒有每寫一本書就變化一下語言方式和文體。中國當代藝術問題的實質被批評家盧迎華所指出:

“在一個理論和思考的重要性還有待被認識和確認的語境之中,藝術創作一直在與各種想像中的標準和期待産生呼應,甚至是為了能夠進行呼應而展開的生産。這種想像中的參照坐標係一直處於搖擺和變化當中,有時候,這個坐標係是對社會問題的討論,而有時候它的興趣又轉向了藝術空間的形態、形式和藝術的合法性等表面的問題。主動地迎合或拒絕這個十分抽象的坐標係都容易産生偏差,畢竟藝術思考和創作不是在玩“打靶子”遊戲。

你知道雷諾阿哪年死的嗎?1919年死的。德加呢,1916年前後死的,莫奈1924年才死。可你知道他們還在誠實地延續印象派理想和畫路,完成自己。可是1900年後,西方畫壇已經很前衛了,後印象派接近尾聲了,1907年立體派出來了,稍微早點,野獸派、達達派,都鬧起來了……你能説雷諾阿他們過時嗎?“太老”嗎?印象派最輝煌的時候是1860年到1886年左右,1886年後,他們散夥,再也沒有辦過集體展覽。可是每個人又繼續畫了三四十年,畫到死掉,周圍全是他們弄不明白的年輕人和新畫派,而新畫派又都受到他們的影響和鼓舞。畢加索馬蒂斯從未説“馬奈塞尚過時了”。傳統是延續的不時更新。中國這一百多年時新東西太多太快了,真的藝術家無視“時代”,齊白石經歷三個朝代,才不管什麼時代不時代。文藝復興算得燦爛偉大,可是達·芬奇痛恨他的時代,皺著眉毛,孤獨得要命。你聽杜尚説過什麼“時代”這類話嗎?中國一百年來,整體看,除了個別人物,沒有哪一代自我完成,一代也沒有——要不給時代糟蹋,要不自己糟蹋。自我改造的完成是不容易的,但是這值得每個人特別是藝術家終身去追求

也許,人們對“老傢夥”一直“代表”沉默的大多數而佔據“歷史舞臺”深為不滿,對集權政治和官僚體制感到憤怒,但是,我想問的是:就事實而言,誰能做這個“時代的代表”?“歷史”又如何由誰自由“出入”?所有的人皆被“制度”所異化,即使不被制度異化,也傾向於與自我疏離,我們都無法跳出“制度”而活,但是,藝術家可以在自己的創作思考中反省他,正由此,正視這一問題的藝術家尤顯可貴。

藝術家不是古代的“戲子”,也不是虛偽的“政客”,更不是資本家樑上的“小丑”,即使因緣所至,被時局所裹挾,參與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鬧劇,我也相信,真的藝術家必然頑強而清醒的堅守自己內心一塊神秘的凈地,不被任何人所染指。想窺探它都是徒然,更何況被“誘惑‘和”利用“,“收藏”和“購買”。“大頭”也許令人看膩,“大笑”也許令人作嘔,但是,當我們為了一己之利和一己之見把歷史的軌跡和發展進行肆意的曲解和誣衊,進行任意的篡改和遮蔽,當我們無情而可笑的讚自非他,我們的“國民劣根性”再一次暴露無余。文化上的惰性,藝術上的虛榮,功利上的執著,心理上的自卑,思想上的狹隘,這些病並不因資本的開放和主義的引進而得到徹底治愈。

今天的我們一切的言行皆可找到參照,但是,我們的內心卻是找不到北。農業社會的鄉愁變身為後工業時代的孤獨,最後衍生出頹廢,絕望,暴力和憤怒。我們的藝術實踐和藝術批評難道可以無視這活生生的中國當代,這令人不安的中國現實而在那裏毫無意義的塗抹,自欺欺人的饒舌嗎?在當今時代,如理如法的藝術批評非常值得期待,而在人人皆可自由發表言論,發泄牢騷,“人人皆是批評家”的文化背景之下,對於不善於自我反省的中國人來説,“自我批評”更顯必要,不了解自我,也必不了解他人,不了解他人,不但藝術批評很難“生效”,現實生存也越顯艱難,“自我反省”被哈佛大學教授加德納總結為人的八大生存智慧之一,理有必然。

德國當代藝術家裏希特是一個很善於自我反省的藝術大家,他曾經説:“20世紀的宏篇大論不要再喋喋不休,但願人類真正能撲捉到內心裏的真實。認為我們可以隨意遠離現實生活中非人的醜陋,不過是一種幻覺。人類的罪行充斥世界的事實是如此確鑿,以至於讓我感到絕望。”做夢和做藝術都是拯救絕望的一種方式。美國夢曾經很令人著迷,現在很多人也在做著“中國夢”,美國在一片荒原上把歐洲人文精神演繹的出神入化發揚光大,那麼,中國是否可以把美國的民主政治和文化藝術進行否定再否定式的超越呢?對未來進行空曠的展望沒有意義,未來之形取決於人心所向,一切人類現實乃“眾生”心底“業力”所招感,一百三十年前,惠特曼在《民主的展望》中這樣寫道: “……我要説,在美利堅合眾國的日常生活中只存在著一種巨大的主宰一切的物質力量。。。。。。出於精神凈化,也出於純潔的良知,為了尋求真正的美學境界,為了純粹而高尚的男性氣慨和女性氣質,至少應該有同樣強大微妙的心靈力量與之相抗衡——否則,我們的現代文明及其所有一切進步都將消失殆盡。”

時代留下的空洞,正是藝術實踐所要去填補的。謹以此文向所有有態度有原則有擔當有自我反省意識的中國現代藝術工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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