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後,就經常看到關於農民發明的報導。剛開始只是感覺好玩,後來在2004年底,我看到安徽農民李玉明製作的霞光一號潛水艇圖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動,於是開始和他聯繫,在05年2月就收藏了這個潛水艇,這是我農民創造物收藏的第一號。同年6月,我擔任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的策展人,藝術家孫原和彭禹提出了邀請農民杜文達到威尼斯展出飛碟的想法,我相當支援,《農民達芬奇》這個展覽,應該説與當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有某種聯繫。通過多年來持續收藏的農民創造物,我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能夠做一個完整的呈現,同時也藉助這個計劃,討論中國個體農民的創造性、中國農民在現代化的貢獻,以及農民的現實處境等社會議題。2010年,深具博物館歷史的上海外灘美術館重新建置,邀請我做開館展,又恰逢上海世博會期間,對我來説是一個很理想的機會。以世博會起源的主旨—追求美好生活,展現人類發明創造為背景,同時也給予眾多高端國家館和企業館的世博會另外一個視點。中國社會正為從“中國製造”轉變為“中國創造”的身分而焦慮,正是改革開放以來,幾億農民的付出,使得現代化社會的建設和城市的美好生活得以發展。上海世博會的口號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此我提出了“農民—讓城市更美好”的口號。
我出生的故鄉泉州是一個小城市,它保有一種鄉鎮的風貌。我家住在城墻和環城河內,城外就是農村,小時候常在城墻上與城外的農村孩子打架扔石頭,也在河裏與他們游泳釣魚,我的母親在河的這頭洗衣服,他們的母親則在河的另一邊洗衣服,我的奶奶當年是前後挑著我的父母親搬到城裏來的,我家裏的農村親戚總是不斷。一直到我去了上海讀書,再搬到東京和紐約,現代藝術活動的範圍,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經濟發達的國家。2001年我回到上海做APEC焰火計劃,後來又在北京做奧運會等,在中國所做的活動大都以官方的身份在做,這一次雖然與上海世博會同時,但是這個展覽是完全以個人的身份參與,透過這個計劃,使我有機會進到中國廣大的農村(為了這個展覽走訪了八個省市的農村)對住在那裏的人們有更多的接觸和了解。
這個展覽是我第二次大型農民題材的計劃。第一次是《威尼斯收租院》,原作《收租院》是1965年政府策劃用來宣傳解放前,農民階級受剝削的悲慘生活狀況而請來雕塑家們創作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品,我的創作方法是請來原作者之一龍緒理和幾位年輕的雕塑家,把“看雕塑”轉為“看做雕塑”的藝術形式,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製作一次。《農民達芬奇》展覽裏,我是收藏者、策展人,又是藝術家,我在整個展覽中的分寸是需要小心拿捏的,我的因素少了,展覽看起來只會像農民創造物的博覽會;而我的因素多了,又會顯得農民的創造物都只是我的裝置材料而已。廣場裏,三幅巨大標語創造宣傳性的氛圍。樓頂上空的大墻上書寫的“不知如何降下”,是源於杜文達只專注在如何讓飛碟飛起來,放在這裡似乎傳達了對中國社會高速發展的擔憂。在飛機和飛碟的旁邊,有句“重要的不在飛起來”,除了對農民創造者精神的評價,也是對當今人心夢想淡漠、追求物質功利的反應。進入美術館的一樓展廳,首先看到的是山東農民譚成年遇難的飛機殘骸,這個裝置既是農民冒險家的紀念碑,也提醒人們這些都是真實的,所以有某種嚴肅的力量。我在二樓前廳的墻上,把我所知的農民創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創造物的分類用水墨一一書寫;在展廳內,五十多個風箏,在風扇吹拂中,于空中輕輕飄揚,每隻風箏上的投影都講述一個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風箏形成了片片白雲,似乎在傳達農民們充滿浪漫的理想。吳玉祿夫婦、兩個兒子和兒媳,把三樓改造成一個機器人的生産空間,觀眾可以直接與他們交流,他們也可向民眾表演他們的機器人。四五層是挑高中庭,在四樓空間裏,懸浮著五艘湖北李玉明製造的潛水艇,空中懸掛了四架其他農民創造的飛機和直升機,小鳥在空間中飛翔鳴叫,地面種著草地和開著鮮花,向上看去的玻璃天頂外,幾隻小飛碟與天空連成一片,這裡意在創造一種富詩意的童話般的精神空間。進入美術館隔壁宏大的中實洋行大廳前,安徽農民陶相禮用汽油桶焊接的潛水艇,在冰凍中潛伏,潛水艇入口處插的小白旗上投影著他試航潛水艇的影像。中實洋行大廳裏,我委託陶相禮製作了長二十公尺的航空母艦,當很多人都在期待或擔心中國航母的出現時,農民們已經先造了一艘航母,艦身還帶著潛艇!這樣從奧運會到載人航太,似乎什麼都有了。航空母艦內放映著前蘇聯導演史詩般的記錄影片《我們的世紀》,刻畫了輝煌的太空成就背後,鮮為人知的挫折和個人犧牲的代價。銀行的金庫內則播放羅馬尼亞導演安德烈的紀錄片《脫離現在時態》,敘説1991到92年間,蘇聯和平太空站裏,太空人SergeiKrikalev和同伴們在太空站等待了十個月,而地球上正發生天翻地覆的巨變,派他們上天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這兩部紀錄片與中國農民的探究精神相同,都表現了人類在開拓未知世界的勇氣和艱辛,而舊蘇聯極權力量主導的國家行為,與中國農民的個體活力,又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中國是一個幾千年的農業社會,農民的地位在古代並不低,階級分成士農工商。廣大的農村裏都有私孰,農民可以通過科舉甚至成為國家的領導人,也可以因為政治上的失意,回到鄉村過自己的生活。毛澤東曾提出,中國的問題千條萬條最重要的是土地問題,當農民都認為地主的田地可以分到自己的手上,這場革命的動力是不可阻擋的。解放之後,隨著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成立,土地成了公有的,加上城鄉分開,戶口制度的建立,農民失去了與城裏平等的教育、醫療等基本生活保障,同時又不斷要承受錯誤的工業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停滯的苦果。“文化大革命”的動蕩,使一代青年人失去了教育就業的機會,通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又把這個負擔轉移到農村。饑餓和貧困的農民,是近幾十年來的經濟改革追求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最大動力,他們既是出口商品的廉價勞動力,也是如春筍般冒出的高樓大廈流血流汗的建設者。在這個以城市為主題的世博會,我們不僅通過這個展覽討論農民對現代化和城市的貢獻,更通過展示獨立在集體意志和行為外的個體農民的創造力,以及一個個生命的感人故事,看到一個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會的希望。
感謝好友曹其鋒先生把我隆重推薦給歐亞平先生,通過與他的合作過程,感受到一個慷慨貢獻社會、嶄新的中國企業家形象,既傳承保護過去的歷史,又通過規劃美術館開拓新的文化,向歐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感謝賴館長和她的團隊,在籌備開館期間,千頭萬緒,我又是給予了一個全新及困難的項目。賴館長與我1994年在東京就認識,當時已談到爭取合作,然而一切好像要等到十幾年後的今天,才是最好的時機。感謝贊助展覽的震旦集團和琉璃奧圖碼數位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及十幾年來持續支援我的資生堂株式會社,使這個計劃能更好地向民眾傳遞。感謝上海戲劇學院,我總是受著他們的祝福,感受了作為母校的關愛。感謝蔡工作室的同仁,工作室永遠處在新舊交替,我讓他們新兵打大仗,壓力極大。感謝泉州信文工藝有限公司的蔡國盛,我的弟弟,幾年來為了收集這些農民創造物,四處奔波,一路辛苦,也與農民成為了好朋友。感謝為此畫冊撰寫文章的張頤武、弗朗斯·默瑞、珍·法佛和大衛·A·羅斯,以及出席研討會的范迪安、李磊、中原佑界、南條史生、湯馬斯·克倫斯、楊照、埃爾維·尚戴斯、吉爾曼諾·喬藍。感謝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以及永一格展覽展示有限公司,他們和我的完美合作延續了2008年北京中國美術館《我想要相信》回顧展。感謝對中國農村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張鳴和盧躍剛對我的指導,使我能更注意到把整個計劃放在漫長的歷史和宏大的社會背景下來省閱。最後當然最重要的是,感謝這些農民創造物的發明家們,是他們的創造,構成了展覽的主體。我除了被他們的創造力所感動,也受他們為人的溫情所吸引。他們一個個都很陽光,精神很開放,富有勇氣,都擁有一雙明亮的眼睛,長得既聰明又英挺。我常想我為什麼熱衷收藏這些東西?是因為他們保留手工製作的魅力嗎?還是他們想脫離環境重力的勇氣?但也許更重要的是,我收藏的是他們的夢想,而在這些夢想裏,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是這片土地的孩子,我本來就是農民的兒子,不,我就是一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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