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的時期，無論是經濟，還是藝術文化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使得藝術品收藏市場也十分興旺。而當時的皇家宮廷機構，內府收藏數量遠遠超過了前代，成為中國鑒藏史上的一個高峰。 一、內府的收藏機構與鑒藏家 唐代皇家極力倡導收藏，尤其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其在做秦王時（西元618年—626年），對書畫已頗有興趣，府中學士在輔佐之餘，時常為其書畫鑒定題跋。至登基以後，原來的秦府學士也多以官兼弘文館學士。他們大都以書學者出生，可以想見聽政之餘君臣相與談書論帖的盛況，為此宮廷還專設負責鑒藏的機構。至貞觀年間，內府的藝術品收藏機構主要有秘書監、弘文館等。而收藏書畫最為著名者，莫過於弘文館。這在元黃潛《唐會要•跋館本十七帖》中就有講到：“開元六年命整理禦府古今工書鐘、王等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裝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由此可見，其時弘文館的收藏規模。然對於弘文館的具體位置，《唐書•儒學傳》稱“殿左置弘文館”，看來弘文館應在宮城內弘文殿左側。據傳在貞觀時還有過兩次搬遷的過程，但相比宮城之南且位居皇城西南含光門街的秘書省，弘文館的選址則優越得多。它在宮城內，皇帝聽政之隙往往居此，書畫名跡入藏館中可謂順理成章。 作為宮廷內府收藏機構的弘文館，其珍藏的書畫名帖常以摹本的形式流入市場。弘文館摹帖可以説是享譽千古。正如褚遂良《樂毅論記》所言：“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仆射、梁國公房玄齡，特進、尚書左仆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精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不僅如此，連皇帝都會親自參與並命令臣下摹拓。唐何延之《蘭亭記》説：“帝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榻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值錢數萬也。”可知對書畫摹本的重視。 唐初《蘭亭序》《樂毅論》等名作流傳民間最早者，當屬弘文館摹本。且摹本“筆勢精妙，備盡楷則”，雖下真跡一等，然唐時一本卻己索價高達數萬。時至今日，其原跡皆亡佚不傳，而傳世種種摹本刻本，其祖本也多出自弘文館本，因此弘文館本是名跡流傳千年之最大功臣。就如今日所見如拓本《十七帖》、傳為馮承素摹本《蘭亭序》，雖經傳寫，略顯失真，但今人仍能據此想見原作丰神。若無弘文館本之摹榻傳寫，今人豈能有此眼福？ 貞觀年間，內府機構珍藏的古籍亦十分可觀。據《唐會要》記載：“太宗初位。大闡文教。于宏文殿聚四部群書十余萬卷。于殿側置弘文館。”除鑒藏功能外，弘文館亦招收大量學生精習藝術。弘文館自設立伊始，便招收書學生，《唐六典》卷八有雲：“貞觀元年，敕見任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于館內學書，其法書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黃門侍郎王珪奏：‘學生學書之暇，請置博士，兼肄業焉。’敕太學助教侯孝遵授其經典，著作郎許敞宗授以《史》《漢》二年，珪又奏請為學生置講經博士，考試經業，準式貢舉，兼學法書。” 皇帝性喜法書鑒藏，法書名作多入藏弘文館，又“內出法書招五品以上子嗣入館臨習，命歐虞教示楷法，置書學博士、講經博士，己見最高學府之雛形”。貞觀二年復置書學為國學之一，可謂唐初書學之盛即始於貞觀年間作為內府機構的弘文館收藏與弘文館書學。 由於內府館藏名跡的豐富，為了辨別真偽，急需一大批精通鑒定的大家。貞觀時期的內府鑒賞家，在古書畫鑒定方面亦頗有作為。唐初逢太宗集天下名跡的盛世，更是鑒賞家雲集。在其做秦王時，即有薛收、褚亮、虞世南專門負責鑒定；之後據《歷代名畫記》卷三《敘自古跋尾押署》載，參與內府鑒定的鑒賞家更有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魏徵、楊師道、蘇歇、韋挺、褚遂良等人，皆一時之雋。鑒賞家當中尤以褚遂良為最，乃古今鑒賞家中集大成者，總領貞觀朝的書畫鑒定事務，成就斐然。《唐朝敘書錄》記述了魏徵薦褚遂良侍書等事：“至(貞觀)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之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費古書詣閥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並誤。” 貞觀書畫裝裱編目，品鑒推敲幾經慘澹經營，鑒定家們尤以整理王羲之書跡著稱，六朝以來王羲之名跡的考鑒或莫過於此；當時在書畫上的題跋，每見十數人題名，考核精審無比，從中可見貞觀書畫鑒藏的興盛。 貞觀十三年，是年太宗出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參與鑒定人數空前，多至十四人，前代未見。更有褚遂良為之“備論所出，一無並誤”。徐浩、張懷灌及佚名《唐朝敘書錄》都有記述遂良鑒定事跡。其後自貞觀十九年為止，唯褚遂良題名俱見，係總領其事者，當無疑義。所以貞觀朝的書畫鑒定，因太宗以帝王之力搜訪天下王書得以發達，又因褚遂良監領，委任得人，而臻于巔峰。 二、內府收藏品與作偽 那麼，貞觀年間內府到底收藏了多少名跡呢？事實上，唐初皇家內府的名畫收藏已十分可觀。據唐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序稱：又集新錄官庫畫，總二百九十八卷，二百三十卷是隋室官庫，十三卷是左仆射蕭璃進，二十卷楊素家得，三卷許善心進，十卷高平縣行書佐張氏所獻，四卷褚安福進，近十八卷先在秘府，亦無所得人名，並有天和年月。其間有二十三卷，恐非晉宋人真跡，多當時工人所作，後人強題名氏。時貞觀十三年八月望日序。”裴氏此序，僅錄內府名畫，以隋室官庫藏品為大宗。又按《歷代名畫記》卷二《論鑒識收藏購求閱玩》中記載：“國初左仆射蕭璃及許善心、楊素、褚安福家並進圖畫，兼隋代所有，乃成林數。”《敘畫之興廢》又稱“疑即出裴氏二百九十八卷之數，而改為整數。則裴氏所錄即唐初藏品，隋官庫畫而外，約略可知唐初名畫進獻，然而未及法書。太宗踐柞以來銳意蒐求，尤以徵集王羲之法書不遺餘力，四方靡不翁然進奉。人間遺珍歸於天府者，莫著于名公巨卿所上貞觀藏品的數量。而法書經太宗徵求，收藏漸富”。可知貞觀收藏的名跡眾多，其中法書最多的為王羲之。 據史料記載，貞觀藏品確切的就有鐘繇的《薦季直表》，曹植《贈王仲宣詩》，阮籍《仆示帖》，王羲之《大急就》、《言敘帖》、《大道帖》，王獻之《送梨帖》，史道碩《摹八駿圖》，曹弗興《兵符圖》，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顧愷之《洛神賦圖》、《清夜遊西園圖》，閻立本《林邑進雞鵝圖》、《歷代帝王圖》，周昉《簪花仕女圖》，嵇康《知弟帖》、《七賢帖》，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山濤《魏聊帖》，劉伶《戰國帖》，韓幹《牧馬圖》，等等。 太宗登基以來，較之秦王時更廣搜名跡。尤醉心於書畫收藏，最為推崇王羲之的法書。因而內府珍藏冠絕千古，君臣多於此用力，經籍亦為之黯然失色。王羲之的法書，經禦制《晉書•王羲之傳讚》竭力榆揚，由是王書漸成我國書法正統，書聖地位至今不可撼動。太宗曾不惜出禦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廣羅人間遺珍，羲之一人的書跡，竟佔內府法書十分之一。 直至太宗貞觀二十三年臨崩，仍唸唸不忘囑高宗將《蘭亭》隨葬昭陵，收藏閱玩竟傾心至此。太宗有關收藏最晚記載，即《蘭亭》之陪葬昭陵，最早見於唐何延之《蘭亭一記》，言之甚詳。而言陪葬昭陵出於褚遂良之請，則始於宋錢易。其《南部新書》丁雲：“《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始入秦王府。麻道篙奉教榻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篙私榻一本。於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捻戎，《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但得其摹本耳。”對於太宗命整理貞觀藏品所知最早之紀年，據《法書要錄》載，或始於貞觀六年（632年）：“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禦府古今工書鐘、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 是時內府收藏名作甚富。就拿褚遂良來説，因鑒定整理內府藏品就得遍觀歷代名作，更得臨寫、鉤摹內府法書，如《永興帖》《黃庭經》《蘭亭序》《十七帖》《宮舍帖》等眾多臨本，為累世藏家所寶，可見數量驚人。加上褚氏臨王帖之妙屢見於唐人記述，臨本亦多見收藏著錄，其精於王羲之法書鑒別正可由此想見。此外，弘文館帖中如王羲之《十七帖》，草帖有褚遂良的釋文。宋代鑒賞家米芾亦對褚氏題跋推崇備至，其《書史》説：“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貞觀內府所藏有沿襲前代偽作，而貞觀獨尊王羲之，竭力蒐求過於前代，射利之人投其所好，同時人以他書充作王書者亦當不在少數。貞觀作偽最著名者，莫過於李懷琳唐竇泉《述書賦》雲：“愛有懷琳，厥跡疏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高風甚少，俗態尤多。吠聲之輩，或浸余波。” 竇蒙書中又稱：“李懷琳，洛陽人。國初時好為偽跡，其《大急就》稱王書，及《七賢書》假雲薛道衡作敘，及《竹林敘事》並衛夫人，咄咄逼人。《秘康絕交書》並懷琳之偽跡也。有姓謝名道士者，能為繭紙，嘗書《大急就》兩本，各十紙，言詞鄙下，跋尾分明，徐、唐、沈、范，蹤跡煊赫。勞茹裝背，持以質錢。貞觀中，敕頻搜尋，彼之錢主封以詣闕。太宗殊喜，賜縑二百疋。” 竇泉雖貶斥懷琳高風甚少，俗態尤多，而能載之於《述書賦》，想亦頗有可觀處。其偽作王羲之《大急就》，又上偽作《七賢書》，衛夫人《和南帖》、秘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均是時人以為奇貨可居的珍品。待懷琳上別本《大急就》，得待詔文林館，實為莫大的賞賜。米芾《書史》謂：“《法書要錄》所載《七賢帖》，太宗知其偽，愛之，以‘貞觀’字印之入禦府。因獻書而授官職，絕非泛泛之輩。故米帶亦稱其書為“貞觀間一種偽好物”。懷琳而外，竇蒙注中又述謝道士作偽事跡，可見作偽之風盛極一時。 三、貞觀內府書畫的管理 貞觀內府書畫收藏的管理是多樣的。其內府常以收藏印章為標識來統一管理，唐以前內府未見收藏印記。如在隋朝，此類押署始帶官銜，列于名作之後，然沒有押縫題名或鑒賞印。鑒賞家奉詔整理書畫，于藏品紙縫及前後題名，定其真偽，稱為跋尾押署。此類跋尾押署，作為書畫遞藏閱玩的證據，以及更好地管理書畫，備受當時及後世所重。唐代，“貞觀”印見於載記最早者當推時人徐浩《古跡記》及韋述《敘書錄》。徐浩《古跡記》中説：“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寶于內庫，鐘拜、張芝、芝弟爬、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然韋述《敘書錄》則雲：“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禦府金帛，重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真偽。右軍之跡，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為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為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為卷鐵，以‘貞觀’字為印印縫及卷之首尾。” 這種押印形式管理藏品的方式還屬貞觀首創。唐世因襲，押縫題名則為“貞觀”印所取代，堪稱歷代內府鑒賞印之鼻祖。由此確立內府書畫押署、鑒賞印二者並舉的新形制。貞觀押署，張彥遠《歷代名畫一記》卷三《敘自古跋尾押署》記述最詳，計有貞觀十一至十九年共9年的押署，知書畫整理隨進獻、徵集而持續進行。貞觀押署，侯君集犯法後將其名揩去，是第一次變動；嗣後藏品流入民間，待開元再次徵集，多割去貞觀題名，而民間私存者，題跋仍有完整保留。 又據《歷代名畫記•敘古今公私印記》載“太宗皇帝自書‘貞觀’二小字，作二小印”，並附有印章圖示，始知二字出太宗親書。由此可知“貞觀”印之概觀，至於印文樣式及其真偽卻未見提及。然古今內府鑒賞印，“貞觀”印當推為最早。首創年號印，後世內府鑒賞印皆有此一體，其中知名者，如唐代有玄宗“開元”，宋代有徽宗“政和”“宣和”，高宗“紹興”，元代有文宗“天歷之寶”。清代有高宗“乾隆禦覽之寶”印，“嘉慶禦覽之寶”，莫不承其遺風。 除署押印章外，貞觀年間，內府同時還以分卷、編目與裝裱的形式管理書畫。貞觀印跋每為後代所法，裝裱、分卷、編目，亦案然大備。其裝裱之美，與卷次、編目之精審，俱深見用意。以三者相互牽舍，今並舉合論。內府書畫編目，自劉宋及至清垂兩千年來屢見不鮮，影響兼及私家目錄，真美術史上洋洋一大觀。內府藏品浩如煙海，非私家可比，故編目之作，由來尚早。 貞觀書畫編目，史文亦不乏記載。裴孝源《貞觀公私畫史》曾錄出內府收藏名畫，然無從考見編目體例。宋董道的書畫跋多見“存于貞觀而入錄”“入貞觀錄也”“唐貞觀已入錄邪”等語。其《廣川書跋》卷六跋《羊欣薄紹之帖》稱“唐貞觀中，欣書得正行腹二十余紙，紹之行書四紙僅存，不知此帖在唐錄中為第幾紙”。以董氏考證精當，凡涉及貞觀編目的著錄，雖有些憑主觀猜測，但是唐代實行書畫編目來管理卻是事實。宋張來《柯山集》有“跋唐太宗畫目”，定為太宗真跡；又元初週密《雲煙過眼錄》卷下稱“又見伯機仲山言有《貞觀禦府書畫譜》。以上三者，余皆未之見也。”伯機即元代書家鮮于樞。以上是史籍關於貞觀內府書畫目錄的一記載，然均未見其傳本。可以推知，大約貞觀書畫目錄宋時己罕聞流傳人間，賞鑒家偶得傳本，己珍若拱璧，秘不示人。貞觀書畫目錄今存者，則有褚遂良《右軍書目》，亦為傳世王羲之法書目錄最早者。 要論書畫整理編目，不可不言王羲之。言王羲之，則不能不提《右軍書目》。此書得以流傳至今，價值之巨可知。貞觀內府是否忌諱帖文吉兇？沈括《夢溪筆談》卷一七稱：“晉宋人墨跡，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購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按此不過徒有其説，觀《右軍書目》中報喪等帖不一而足，愛舉帖語可據他書補足者數例為證。 貞觀裝裱家皆有特色，而裝裱亦極盡珍華藻繡之美。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述之最詳：“泊大聖天后禦極也，尤為寶音。平一韶亂之歲，見育宮中。切睹先後閱法書數軸，將榻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余函于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鏢，雲是太宗時所裝。”據武平一所述，法書裝裱多是鏤牙軸紫羅襟。襟首題篇目、行字等數，足證《右軍書目》所載每帖行數，本從原跡錄出。 此外，有的還以小字真書釋文或帖于每行大字側，以進一步説明所珍藏的名跡，便於管理。此多出褚遂良奉詔所書。章草、草書字跡皆不易辨，當均有釋文，武氏所謂“章草書”或指章、草二書，亦未可知。唐人草書《十二月相聞書》，凡每行左側皆附書小楷釋文，與褚氏所作釋文應有相類，但帖于字側，較之徑書紙上，似猶顯矜重。 對唐代的內府收藏的探析，可以更好地反觀當地的收藏市場，給予我們很好的啟迪和借鑒。 (文/呂友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