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罰的男孩 記者：您的作品能看到中國傳統雕塑的影子也能感覺到西方雕塑的氛圍，那麼您能談一下對於東西方雕塑的認識嗎？ 于：研究生期間我是學習西方雕塑的，招我來的導師是董祖詒，他是留蘇雕塑家，主要教的方向是紀念碑雕塑。第二年我轉到曾竹韶先生門下，他和劉開渠同是第一代的留法藝術家，研究方向是歐洲雕塑。所以研究生期間可能更多的是美院那種嚴格的歐式教育體系。後來我想改變雕塑的氣質，因為雕塑最早從歐洲傳進來的時候是紀念性的、崇高的、永恒的、沉重的，我這些年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是想把這個沉重去掉。 
聖.塞巴斯蒂安 記者：所以您之後並不是沿著西方的那套體系在創作？ 于：其實西方這套體系到貝尼尼就基本結束了，去年到教廷博物館看到他們的作品覺得實在太無聊了。他做動物就把動物的毛全都表現出來，技巧太高了也就太沒意思了。西方雕塑就是在展示技巧，怎麼把石頭玩得跟麵糰一樣，把一個東西雕刻得惟妙惟肖。他們自己把自己弄死了，模倣現實這套東西是自己把自己逼向絕路。畢業之後就覺得對這個體系很厭倦了，沒有多大的連接點能讓我把現實的東西表達出來。所以畢業以後我就和隋建國、展望一起成立了三人小組去做裝置，做行為。然後，把我拉回具象領域是96年的時候我接觸到一些民間雕塑，我覺得這個挺好玩的，可以直接表現當代的生活。只要你把人物、題材變一變就可以了，然後我就開始做了一批小的架上雕塑，帶著幽默和調侃。 記者：除了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馬”的形象之外，您的創作題材還有很多涉及歷史、革命、宗教和普通人？那麼您在題材選擇上是基於怎麼樣的考慮呢？ 于：其實我選題挺隨意的。早期比較喜歡題材背後的典故和寓意。像我做《聖塞巴斯蒂安》，是因為世貿大樓被飛機穿過，就像塞巴斯蒂安被箭穿過一樣，其實就是表現宗教之間的一種矛盾。做《1966》像是看一個遠景，我出生在1966年，但是童年時我無憂無慮的，對我來説那段時期沒有政治意義。《劉胡蘭的犧牲》呢，是因為我們一直説現實主義，但是呈現出來的或者是作者的風格，或者是政府的意願，很少有真正的現實，就是既不歌頌也不批判，只是呈現出來。所以我一直覺得缺這麼一個東西，就做了《王榮國》、《劉胡蘭的犧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