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在拍賣市場中叱吒風雲的藝術家背後，其前期的推動工作都與策展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比如栗憲庭。同樣，在如今的當代藝術市場，格外活躍的年輕藝術家背後也有著一連串的年輕策展人名單，他們有時站在幕後，有時衝鋒在前，有時是發言人，有時是聯絡員，身份的多變讓這個職位一直處在爭執與質疑之中。 如今，隨著更多的資本進入到藝術市場，人們不免會提出更多地疑問，策展人應該如何抵抗商業的侵襲？在商業背景的衝擊下，是否還能保持話語的獨立性？在中國策展，很難做到“一個蘿蔔一個坑” 策展人是一個新興的職業，就像是一個組織者或者是一個導演，也正是因為角色的多樣化，使得策展人的跨行在中國成為一個普遍性的現象，“比如説有一種策展人，他跟畫廊合作，與美術館合作，但同時也跟房地産商、品牌商合作，甚至有的會自己開畫廊，或者自己做一些展覽，他們的這種方式很多樣化，角色也很曖昧。”知名策展人馮博一認為這種多樣化是由整個當代藝術生態所構成的，是中國現今的一大特色。 年輕策展人夏彥國對記者介紹説，也正是因為角色的複雜性，更使得策展人的身份更加地具有爭議，“但是在一個展覽中能夠真正做到‘一個蘿蔔一個坑’ 的狀態是非常困難的，機械地把策展人、批評家、經紀人，單獨地割裂開來沒有什麼實際性的意義，獨立的策展人並不是那麼的絕對化，重要的是取決於策展人的態度。” 一些具有多重身份的策展人，並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策展人，“策展”只是一個形式化的問題。一些純組織性質的展覽，僅僅是把藝術家的作品集合起來展示一下，“策展人就是一個組織者的身份，”另外，夏彥國還指出，“在畫廊裏做展覽，策展人是沒有義務去承擔銷售的角色，但是很多畫廊則認為一個策展人帶著藏家去做展覽會更好一些，畫家與畫廊也願意找你來策劃展覽，但實際上，策展人就如同被收買了一樣，變得並不是以自己的訴求為目的而策劃的展覽，反而變成了一個為銷售而做的展覽。短時間內，大家都很開心，但是時間長了，策展人本身的位置及所起的作用就慢慢地淡化了、消失了。” 批評家何桂彥則認為身份的模糊，肯定會影響展覽的純粹性。“在西方的藝術體制中，策展人的身份相對要明確一些，他不會是畫廊老闆，也不會是藝術經紀人。但在中國，他既是批評家也是策展人，既是畫廊老闆也是經紀人，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也正是因為這種混亂導致中國策展人在身份上的尷尬。“大部分時候，策展人更像是一個包工頭，他要做很多繁複的工作。” 商業展覽惹是非隨著更多的資本進入到藝術市場之中，商業展覽也漸漸增多，“尤其是這兩年，到處都在辦展覽，到處都成立藝術中心、學術機構、畫廊等。也正是因為如此，才萌生出更多地策展人，策展人受鍛鍊的機會包括策展費用的申請都相對於之前更加地寬泛，同時，策展人所應抵抗的誘惑也變得更加繁多複雜。”馮博一介紹説，“我也是亂做，我認為不在於你與誰合作，關鍵在於你該如何保持獨立性。與藝術家創作是一樣的道理，藝術家賣畫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為了哪種風格樣式好賣而進行的藝術創作，就是喪失了自我獨立的創作，這是藝術家的問題。 如此類比，我認為策展人也不能夠只是與官方的美術館合作，別的一概不問，這太絕對化了，也不太現實。”他認為策展人可以與畫廊合作，也可以與品牌合作，關鍵在於策展人應如何保持自我的獨立性。只要與錢挂靠上一定的關係，指責必然會接踵而來。“以前我與房地産合作時，就有藝術家對我提出批評，説一直做學術的夏彥國怎麼也開始接商業的展覽了。”夏彥國對此則有著自己的認識和看法，“策劃商業與學術的這兩種展覽，其實並不衝突，組織展覽中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把當代藝術傳播出去。”他笑言道，“如果在全國的商業空間，都能做一個展覽，那當代藝術所傳播的空間就會大太多了”。 另外，他認為策劃一些商業性的展覽，尋找一些商業機構進行合作，可以更好地開拓藏家藝術收藏市場及收藏群體，“如果你只是在畫廊裏去做，藝術作品的受眾就會變得非常地窄。做商業的展覽，不僅賺到了錢，又推動了當代藝術的發展，何樂而不為？” 其實，策展人是不願意談市場的，“策展人認為自己的身份很純粹，不應該談這些，”夏彥國則認為批評家和策展人要了解市場，才能去做策展的事情，“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處在市場之中，大環境就是市場，學術與市場不矛盾，研究市場也是一種學術。學術是你對某一個問題所做出的判斷和認知，學術並不只是談理論，談純藝術層面的東西。” 年輕策展人劉禮賓認為策劃商業性的展覽，與自己的策展理念太容易産生衝突了，“如果他看上的藝術家正好是不好賣的，商業上所選擇的藝術家又不是他想做的藝術家，這就會産生很大的矛盾。” 在與商家合作的時候，為了保持自己的話語權及學術堅持，夏彥國也是想盡各種招數，“房地産商更喜歡一些花哨的藝術品，稍有學術，他們就不感冒，我就會用自己的觀點來説服他們，採取我自己所認為的一些優秀的藝術家。”他認為，展覽是宣傳，是總結，能夠找到有效的人來看展覽，這個展覽的基本目的也就達到了，“所以，不必非要在畫廊做展覽，要尋找另外的空間。” 何桂彥則對記者介紹説，現在的時代資源十分的分散，年輕策展人要具有這種資源整合能力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藝術受制于資本的操控，在藝術市場化的潮流之下，要保持自身的學術身份，不隨波逐流，難度很大。在西方，商業性展覽與學術性展覽是分開的。今天，一些策展人成為了商業展覽的操盤手，這是當下一個普遍性的現象。”他認為，策展人應該有明確的身份定位，商業與學術應該分開。何桂彥分析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性原因在於，缺乏良好的藝術機制與相應的行業規範。“在西方，策展人可以選擇策劃商業性展覽，一旦你進入商業領域後，學術領域就跟你沒關係了。這就是策展人的職業操守。” 誰將是下一任策展人“統領者” “相對於我們這一代，現在這幫年輕策展人挺抱團的，比如之前所策劃的金酸莓獎，我們那個時候是沒有形成過一個策展人的群體，去做一些活動。” 馮博一介紹説。夏彥國認為出現抱團的現象只是因為現在的當代藝術處在比較弱勢的環境下，“一個人的聲音太弱了，需要大家在一起發出一些聲音，一起吼，只有集體發聲的時候大家才會關注你。”但是，他介紹説，這與策展人本質的成長沒有太大的關係，最終還是要落到每一個個人，“因為每個策展人都有著不同的自我訴求及藝術追求，還是要各自為展，八仙過海。” 對於年輕策展人的整體現狀，馮博一還提出一個疑問，“現在的年輕策展人都差不多，感覺平平，沒有像是栗憲庭、艾未未和侯瀚如那樣比較突出的策展人，也沒有特別突出的年輕藝術家，像之前的方力鈞、張曉剛獨霸山頭的藝術現象，早已不復存在。”他又同時提到，中國現在的機制是非常的具有內聚力、混雜性和活躍性，“這種機制産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但是藝術圈裏這種奇奇怪怪的人好像並不太多。”他笑言道，“能否再現‘栗憲庭’，我也沒有答案。” 劉禮賓對此則有著比較樂觀的認識，“現在還不能夠給出一個定論，水落石出還是需要時間，一切都在發展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