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節泓，你好！ 做作品和做展覽肯定是兩回事，甚至可以把藝術家分成擅長做作品的和擅長做展覽的。做作品在於封閉的那個自我系統的呈現，做展覽在於把觀者考慮進來，這是思維傳遞的過程。這就如同幾重轉換：藝術家把內心所感所想轉換成視覺化的作品，作品通過布展的方式呈現在展廳，最後展廳裏的藝術被觀者看到並且進入他們的內心，引發了觀者相應的思考和感觸，這是又一重的轉換。我一向只考慮到這些層次，而以往所有的環節我都是習慣獨自面對，展覽後續反饋的東西也是我自己慢慢接收慢慢消化，和策展人預先有觸碰的機會少之又少，何況是這種像國外課堂似的密集的討論，我由此産生的焦慮大概也源於此，無法集中精力對付第一步游泳，只能在城外，遙相呼應。也不應當“介入”恰恰是你的策展方法所在。也許我的方式就是對所有外來的“介入”的本能抵觸中慢慢選擇、接收，至少目前對我脆弱人性的磨練頗有益處。我這次展覽作品的確在於我對於社會的觀看，以及如何在展覽裏讓觀者能介入進來，因為只有觀者的參與才能真正完成觀看的整個過程，你説“觀察” 和“記憶”是重事實和重想像的兩種不同方法論，很有意思，我希望能把兩者結合起來，選擇的記憶就是我們真正觀看世界的方式。現今我們的時代，完全是資訊的時代，資訊爆炸，讓人無暇辨別。我在上海做老師時，深感年輕人被資訊深深影響著思維。對於我們所處的世界，太多外在的樣貌讓我們流連在含義的淺層部分，而切碎的資訊和由此帶來的太多無效負面或者垃圾資訊攪亂了判斷，不能完成對世界的認知。所以對認識世界有幫助的，不是知道什麼而是儘量不知道什麼，在人性還有一個直覺判斷的時候，你還有救。這次這個展覽我想呈現的部分，首先和我以往的思維方式很不同，以前我作品總有個基本的支點，就是我的視角，所有問題都是有我自己明確態度的，而在這個展覽的作品裏，我試圖把個人化的視角移動一下，這樣就沒了我的態度做支點，我以為是我創作的一個進步，但也造就了思考時的障礙——僅僅對我而言，這是目前作品的困境之一，也是讓我每每感覺乏力的重要原因。我之所以前面一直談論劉小東的新作，也是用另外的方式在鞭撻自己，創作者如何去平衡觀看的角度，希望我能越過一些可能對其他人不成問題的阻礙，把這批作品的轉換順利完成。另一個還可以討論的是作品自證的問題。我堅信“視覺作品作為藝術語言的獨立性”，在證明的過程中，我願意小心翼翼保護好我的秘密城堡，不是因為語言會成為穿城而入的子彈，而是創作者的最大快感在於大幕揭開的剎那，這些方法是可以談論的，但作品本身，還是讓它獨自存在，等待揭曉的一刻。我習慣的方式是直到展覽之時回避干擾，等展覽開始作品扔給觀者時它自己能夠獨立存在，所有的討論是幫助作品生長的營養，這時我很樂於參與對於作品的任何討論。這也許只是我強詞奪理、積習難改的一種逃避態度，我相信這個話題對策展人來説有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 在新年來臨之前的最後一點時間裏，我發出了這封信讓我多少有點輕鬆。 新年將至，多多保重！ 向京 向京，你好。 我越來越懂得你的“本能性抵觸”了。同時，我慶倖有這樣一種書信形式，作為新的策展方法，促成這樣的交談，儘管未能像理想中與每個藝術家都有這樣的交談。我所追求的策展經驗，總想在最終實現現場的過程中也有知識積累。但是，在過去的策展實踐中，我雖也一直堅持與藝術家訪談，但我越來越懷疑這種作品之後交流的意義，以及策展本身的意義。當然，策展人大概還有選擇藝術家的權力，但是策展人的投入與獲得都是相對有限的。如果只為了組織張羅，讓我們來做一個個中國當代藝術全國美展吧。策展人和藝術家之間如何發生真正的有效的互動，發生在何時何地？除了能在畫冊裏寫一堆褒揚之詞之外，有沒有策展人對藝術實踐，對展覽作品形成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如果有，如何體現的；如果沒有，要策展人幹嗎？策展人難道還會在畫冊裏批評自己選的參展作品嗎？那麼，策展人的批評性在哪落地？如何為展覽形成做有效貢獻，而展覽形成的根基不是找人找錢找地，而是展覽作品（不同於是藝術作品）的形成。你一面在堅信藝術語言獨立性，一面要保護你的秘密城堡。也就是説，納採、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迎親可以隨便來，但是那個紅蓋頭還是要到最後一刻才能揭的。於是乎，這當然不是嫁娘生怕露怯，而是她一貫的矜持與小心累積的觀看魅力；於是乎，儘管繞彎子説事，直到最後眼見為實。我知道這不是一個簡單意義上的猜謎遊戲，因為那個紅蓋頭所遮擋的不是一張好看或者難看的臉，而是那個神聖的相視時刻。你透露説作品要有觀眾介入，很感興趣，但不知道會是何樣的介入，我自己也曾經做過這樣的作品，由觀眾的行為參與來完成作品的視覺呈現。另外，你所説的將個人化的視角移動一下，我沒有完全明白，是指更客觀一些嗎？沒有關係，若難把握度的話，還是先不説了吧。現在，北京已經是二零一一年了，新年快樂。 姜節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