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節泓，你好！ 你對於“觀察和記憶”的論説甚為贊同。還説劉小東的展覽，劉在對於家鄉和家鄉朋友的生活的觀察很小心，拿捏著一個“度”，這是種距離，他的身份更像個觀察者，而不是群體中的一員——當然不是，早不是了！這裡面是個差異，境遇的差異，但小東又不想介入到任何一段現實的生活之中，而且也不想成為一個高高在上的“觀察者”。就像我難得回趟老家向你講述的那兩段故事，從我自己的價值觀裏我肯定是完全排斥那樣的人生的，但當你成為一個在旁“觀察的”人時，不介入的基本心態和境遇上的差距讓我本能涌上一種道德優勢，甚至憐憫，我內心裏無比鄙夷自己的這種心態，但人只有站在自己的立場看一切事物，還能怎樣呢？否則更亂。所以我在看劉的那個展覽的時候，我一直在想，這個事情是不成立的，其中真正成為一件好藝術品的，還是侯孝賢的那部紀錄片——雖然這肯定也不會是侯導作品裏的上乘之作——侯導觀察者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為什麼？關係的一個基礎在於一個“觀看之道”，正好我看到約翰•伯格有本暢銷書《觀看之道〔Ways of Seeing 〕》，裏面有一句話説道，我們從不單單注視一件東西，我們總是在審度物我之間的關係。就是説，我們觀看一個事物的時候，不是在觀察事物本身，總是把這個事物和自我聯繫起來，所以存在的事物總是和“我”有關的，或者説，世界的形態只有和“我”有關的部分是有效的。還是在《觀看之道》裏説，我們只看見我們注視的東西，注視是一種選擇行為。所有影像其實都與權力或某種慾望有關。你看，在我們的敘説裏，同樣的題目，我有我的線索，你有你的經驗，在各自找到與話題相關的經驗時我們可以最真切地談論起相通的感受。能干擾嗎？可以，能改變嗎？幾乎不可能。其實城市化的生活裏，我們甚至對相互的生活根本是不關心的，輻射到的只有相互相交的那麼一點，這已經和中國傳統習慣有很大的差距了，現代化的進程裏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思維習慣我們的價值體系逐漸被西方文化“文明”了。更準確的説法是，弱勢的文化總是會被強勢文化同化的。也許等到世界的權力和財富都集中到某些人手中的時候，會有人 “俯身”做些挽救弱勢文化的“高尚”的事，因為我們只能指望高尚的人有可能做“俯身”之事。姜節泓，最近和你展覽相關的幾件作品一直處在停工的狀態，這和我預先設想的激昂衝突的交談不一樣，因為現在的狀態和我平時的工作習慣有很大差異。創作需要一種封閉狀態的，尤其是我，基本是一種極端封閉的狀態，即便是身邊的助手，往往根本不知道我想做什麼，最後的效果是什麼。是偏執加上將錯就錯的，這時一般我都信心爆棚，義無反顧地向前走，只有直覺和無端堅信的那個目標。而和你聊天思維上是清晰的，在邏輯、初衷的線索上儘量理清，而創作豈能理清再做？！我很擔心最後的作品只是我們談論的話題的圖解注腳，而失去了它自己獨立存在的意義。這是我最擔心的，而目前的狀況偏偏滑向那裏，我越是和你談論，越不能繼續做我的作品，在作品的源頭被談論之後它們變得索然無味——即便我一直在繞圈，在週邊轉，但我心裏明晰我正在內心像一個“外人”一樣審視我正在進行的創作，如果事實是這樣，我已經不必要再用視覺化的語言重新演繹一遍。另一方面，本身我也討厭不斷地解釋作品，作品的表現力和它所能打動觀者的是它自身無法用其他方式復述的力量所在，這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個工作，還原作品的可感知性，讓作品成為可以獨立存在並可以自證的部分。可現在這個方式正在被我自己瓦解，我先把初衷費力解釋直到我已經失去做它的興趣和必要。原本清晰的創作的面目和理由在我退後距離的審視下，變得反而模糊和矯情，不需要與另外一個人的討論，我自己已經發生了無可挽回的質疑，就像我們常説的，我們越是追求真理，離真理越遠。原本想寫一次稍微長點的文字，每次都是泛泛而談覺得不深入，結果最近北京極寒，先是我突然發了風疹，廣慈又突然又吐又拉，一下子停頓了幾天，病的這幾天攢的一點事又要處理佔了幾天，一下子就一週了。人生竟是這般景象，一天到晚忙叨，又好像做的事情一點點，如果再不留點證據，都恍惚不知道每天過了沒有。再接著寫好像心氣不夠，腦海裏全是悲觀的念頭，留待下次再續。 向京 向京，你好。 我能理解你所描述的被自己鄙夷的心態。人心裏有一把自己做的尺，在人與人之間來衡量所謂的優勢。我們每個人都很可憐，儘管懂得謙卑的好處，卻往往不是真正地在學謙卑，而是在學如何把驕傲掩藏得更好。而驕傲和自卑又像是在桌面上旋轉的硬幣的兩個面，誰知道它今天會哪一面朝上。 “注視是一種選擇”，我從來不信藝術創作中能堅持什麼客觀性，從根本上就不發生於一個客觀的起點。而你引用伯格所提到的觀看中主客體所形成的關係很重要。接著，疑慮我們互相之間交流的可能。但是這種主客體的經驗與我們之間的交流似乎還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在幾週的書信回合中，與藝術家們的交流從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個策展框架中，對於“關係” 的多元探討；而另一個，就是對於我們這次書信交流的這個方式的反思，方法論的探討，多多少少，而你想談得比較深的，那我們就再多談一點。方法論不是西方的，只不過我們缺少系統的梳理（特別在藝術領域中）。但是，它太重要了，就像知識機器裏的齒輪。我在中國英國兩邊教學，發現許多中國學生缺少的不是聰明才智，而是方法，許多論文只能關起門來稱博士的，拿不上國際（不是西方）的臺面。比如，我們講回到的小東的展覽，我們知道畫只是手段，而“觀察”或是“記憶”就是方法論，粗略地分析，一個重事實，一個重想像。如果方法論沒有厘清，整個創作好比釜底抽薪，就像你説的，不是畫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因果結構不成立的問題。而我們的這次展覽，在“關係”框架中的探討下暗藏的正是對於我們策展實踐方法的一種考量和批評。向京，我完全能夠理解你描述的你創作時的狀態，理解你所焦慮的關於藝術實踐和文字敘述重疊，以及如此的交流形式有損你創作熱情的可能。好比在我們學院做一個實踐和理論結合的博士課題，論文中的一個章節不得不論述自己的實踐。一個若是繫鈴的，一個就得是解鈴的，豈不尷尬糾結。好在這個是學術研究，和純粹的藝術實踐不同，以知識交流為根本，算是博士生們撫慰自己招供的一個説法。當然，招供是説笑，總要有文字能建立起來的新角度來與實踐遙相呼應。遙相呼應重要的不僅僅是呼應，還有就是保持距離。我們都在小心翼翼地在談，一方面避免不著邊際的空談，一方面又要避免觸及中心，觸及那個秘密城堡，繞著彎子説事。其實，我當然知道我們互有對問題焦點的經驗和感受，我也沒有期待我們這樣的文字交流就可以干擾或者改變對方。但是，正是因為我們如此的交流，有意識地避讓對方干擾保護自我邏輯的過程，才好盡可能地彌補、修復和完善我們有限的認知。對我而言，這樣的書信寫作過程本來就不是，也不應當是一種“給予（他人）”的程式，而是一種“（自我）獲取”的程式，探討的結果恰恰是在自我批評和梳理的同時，與其他參與者一起展現一系列多元思考的路徑。在當代藝術當代展覽的語境中，藝術家做“作品”和做“展覽（不管是個展還是群展）”是不同的，簡單地説，做“作品”只需要對作品負責，而做“展覽”則需要藝術家肩負展覽和作品的雙重責任。換句話説，能不能這樣理解，在傳統的展覽概念中，一般而言，先有作品，再有展覽；而我們所面對的當代展覽更像一個討論的平臺，做展覽與做作品是同步的，而這種同步的方式，我們試圖以書信的交流作為紐帶。這個大概就是我一直所説的互相介入的一種手段，最後，讓這個展覽變成一個真正的群展，一個 “我們的”展覽。向京，你似乎一下子有點低，身體好些嗎？我們可以停一停，或説點別的。我們真的堅信視覺作品作為藝術語言的獨立性嗎？如果是，文字根本不必繞彎子；如果是，即使文字真想單刀直入也還是進不了那個秘密城堡的，因為好的城堡都有護城河，而文字不會游泳，只能在城外，遙相呼應。 再敘， 姜節泓 |
